章子俊誇誇其談可把所有人聽的臉色慘白，越聽越不像話了，這是在“攻擊”皇上“的執政不力和無能啊。特別是商輅，當初也是同意出兵荊襄流民的，今日一聽章子俊的另一種說詞，就開始反思了，人老了容易回想過去，雖然對荊襄流民的圍剿不是自己出面的，可也沒有反對，這就讓商輅有點坐立不安起來，都說商輅在朝期間，從不殺戮一人，可間接造成的殺戮算不算？
章子俊爲什麼要“攤牌”，因爲目前的廬州已經到了“捂不住”的時候了，正所謂“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這短短大半年來，就在這個月朝廷先後派了都察院的胡靖、南京禮部給事中韋眷前來，真當是在走形式嗎？連剛致仕要回家的商輅也來了，不管怎麼粉刷，蘆州怎麼繁榮，許多僭越的地方一抓一大把，許多施政的做法全部脫離常規，許多對商人的政策與祖制相悖。不光這些，還取消了朝廷的許多地方財稅，這是最要命的。原本靠這些雜稅把日子過的很滋潤的衙門公差，突然沒有了，勢必會跳腳，暗中就會狀告。
商輅嘆曰：“忠直的言行觸犯君主，獨立的操守不合世俗，事理之勢就是如此。凡苟且迎合世俗之士，喜歡諂諛獻媚之人，按照貴人的臉色俯仰行事，在勢利之間曲折前行。章小友啊，任重道遠。”
“唉呀，不就是爲蘆州百姓造造房，修個路什麼的，知府大人這是對廬州的善政啊。”李勝說完後，就給曹衡猛眨眼。”
曹衡說道：“大明缺少能臣啊，商大人這一走，內閣可就成了空架子，今皇上詔命戶部右侍郎薛遠整飭兩廣軍餉，薛遠請開納粟之例。皇上批准施行了。
具體規定：其一，兩廣大小衙門三年六年考滿官員，許令納米就於本布政司給由。其二，兩廣兩考役滿吏典有能納米一百石者，送部免其辦事，就撥京考，納米三百石者，免其京考，冠帶辦事，納米一百五十石者，於本布政司撥補，三考滿日是，赴部免考，冠帶辦事。其三，兩廣軍民舍餘人等照納米則例運於用糧處所，給授散官。其四，兩及湖廣、江西爲民文職官備米一百五十石運於用糧處所者冠帶閒住。其五，淮浙廣東等處鹽運司，提舉司天順七年存積見在引鹽，就彼定擬鬥斛出榜召商中納。其六，兩廣等處放回依親監生坐監三年以上者納米一百五十石，未及三年者納米二百五十石，免其坐監，起送聽選，其聽選給假回還者納米一百石，不拘挨次，就便選用。其七，兩廣儒學考試不中生員廩膳納米五十石，增廣納米三十石，免其充吏，放回寧家。
這樣以來冗官之弊越烈啊，近戶部上奏欲於河南、山東、陝西、湖廣四布政司各添設參政參議一員，順天並直隸各府及四布政司各府各添設同知一員，專職撫民勸課農桑。建官用以安民，官多則民擾；立法用以除奸，法出則奸生，故生一事不如省一事，興一利不如除一害。今戶部所言固有其理，但亦有弊。朝廷置布政司府州縣官，無非勸課農桑，修舉庶務，以安養斯民，何用專設農桑之官？況今水旱不斷，民多飢窘，正當蘇民省費之時，所以不宜多設官職。”
商輅接口說道：“在老夫出京城時，皇上詔令疏通錢法：凡徵商稅，錢、鈔中半兼收，每鈔一貫折錢四文，無拘新舊與年代遠近，全部驗收，以便民用。可老夫不這樣認爲，唉，算了多說無益。”
胡靖插話道：“在下官來時，戶科等科給事中袁芳等上言：多年以來救荒無術，一遇水旱饑荒，老弱轉死，丁壯流移，至今南陽荊襄等處流民不下十萬，而南北直隸、浙江、河南等處或水或旱、夏麥絕收、秋收無望，米價昂貴，百姓飢窘，恐來春必有死亡流移之患，聚衆鬧事之禍。乞行統計缺食者之多寡，所在糧倉之有無，設法賑濟。另勸存有餘糧之大戶放貸，按年計息，官府爲之立據，待來春收穫一併歸還。停止各項工役，免去災區之稅糧。飢死路旁者即速掩埋。”
章子俊接着說道：“廬州城外就有三四萬的荊襄流民，目前“廉價房”賣出了百十戶，安置了六七百人左右，可面對三四萬的流民杯水車薪，這些都需要的是時間。還有我已經跟都指揮使張大人協商過，在肥東、肥西讓軍戶衛所們全部種上“高產糧”最過一個多月就會有收成了，所以廬州多少還能湊合着，不至於鬧饑荒，可是給事中袁芳這種寅吃卯糧的想法，怕來年更加無糧啊。”
同知祝浩銘插話拍馬屁說道：“想不到知府大人未雨綢繆啊，下官實在是佩服。”
章子俊學着商輅哀嘆道：“明明“高產糧”能度饑荒，能飽食，還能喂牲畜，卻始終推廣不起來，朝廷也不重視，聽說許多地方不光是農民害怕新的作物會影響來年收成，農戶不是牴觸，而是膽小，對不瞭解的新作物謹慎，生怕原本可以餬口的糧食也沒了，當地官員也棄“高產糧”爲雜物，只是讓農戶在自家房前屋後自願種上幾株，等長出來後，早就給雞鴨吃掉了葉苗，這叫什麼事。爲了讓“高產糧”儘快在廬州大片種植，本府將興辦一個酒坊，原料就用紅薯釀造。取南淝之水，釀紅薯玉米之酒。可是這樣做，又要違制了。朝廷派官員來一查，到時蘆州知府官衙造酒，與民爭利不說，還把寶貴的糧食釀酒了，離去職下獄不遠矣。”
章子俊當着大家，先把醜話說前面，把事情擺在了明面上，這樣的話讓南京吏部給事中韋眷及都察院的胡靖很是尷尬，這不就是說咱倆麼？只能在一旁苦笑。
說完了話，接下去就上菜了，章子俊今晚給大家準備的是肥雞燉土豆，烤玉米餅，豬肉白菜燉紅薯粉條，三種糧食全部上了。這樣做，就是要讓自家衙門裡的人知道，此三種糧食的美味，不光是產量高，還能搭配進菜餚，可以說在座的所有人從未吃過這樣“高大上”菜。簡單的二菜一餅子，硬生生吃出了瑤池宴的味道。
特別是廬州的通判吳蘊中，王芿嶠、盛彌，二位同知祝浩銘、顧麟等人從未吃過這樣的東西，原因是玉米、紅薯、土豆“三劍客”還沒有在廬州種植，目前只是在京城周圍一些皇莊及官宦家的農莊種植一些，還有就是很少的農戶家，在屋前房後零散種植一些，這些年來沒有大力推廣。章子俊的設想是這一次說什麼也要在自己的蘆州府之地大力推廣。只有糧食充足了，農戶嚐到甜頭後，不用官府出面，農戶自會合理安排種植。
是夜，商輅單獨跟章子俊夜談，從天地的大德叫生長萬物，聖人的大寶叫地位。用什麼來守住地位叫做仁，用什麼來端正人心叫做義。探究天和人的本性，考查邪和正的分別，權衡禍與福的門徑，最終得出關於榮與辱的謀慮。繞了一大圈子最後談到了實際，商輅道：“取南淝之水，釀紅薯玉米之酒，這個，這個是否留給老夫去做？不瞞章小友，老夫致仕已不是官了，家中七子八女，大兒良臣在京爲官外，三兒良輔也中鄉試，可別的幾位兒子雖潛心求學，未必能考中，五兒、六兒都已成家，家中雖然還能度日，可兒孫太多，日子清苦，想讓五兒順生有一門事業，這釀酒倒是一個不錯的選擇，起一個作坊，只釀酒不經商，不違聖人之道… … 。”
章子俊一聽就明白了，大人是說，讓你兒子過來開一個釀酒作坊，生產出來的酒下發給“經銷商”，接下去就什麼都不管了，是這個意思吧… … 。
在這裡就要說一說在明朝釀酒是有風險的，從漢武帝宣佈施行變相的禁酒令——榷酒制度，即酒要朝廷專賣，禁止民間釀酒和賣酒。漢武帝依靠賣酒換來的軍費南征北戰，建立了不朽的功勳。榷酒制度發展到後來，又演變成稅酒制度。榷酒指的是官府全部買辦，而稅酒則由民間商家經營，朝廷只負責收稅。縱觀歷朝歷代的禁酒令都是在禁酒、榷酒和稅酒三個制度之間徘徊。
到了隋朝統一後，國力大增，朝廷已經不需要從酒中與民爭利了，於是在開皇三年，文帝廢除了酒類專賣制度，甚至連官府釀酒的酒坊都廢棄了，將釀酒和喝酒的權利還給了百姓。唐朝也是一樣，強大的國力給百姓提供了很高的生活標準，就是這個時代出現了昔日長安醉花柳，五侯七貴同杯酒的酒仙——李白。安史之亂摧毀了盛唐的強大，唐德宗爲籌措軍費於782年重開了榷酒制度，直至唐朝滅亡。
從此以後，榷酒制度成爲常態，在宋代甚至出現了專門主管賣酒的官監酒務一職。在宋代，能賣酒的有兩種酒戶，一是官府本身，即“國營”酒莊，二是持有執照的民間酒戶。這就出現了很多官商勾結的酒莊，比如在《水滸傳》中蔣門神強搶施恩的快活林就應屬此類，施恩父子本是公務人員，卻私自開設酒莊，生意好的原因就是擁有酒類專營的權利，不僅自己可以釀，可以賣，而且還可以將酒轉賣給別的酒家。宋代酒家並不少，甚至可以說是隨處可見，但是，真正有權利自己釀酒的卻沒有多少，那些酒家也只能算是二道販子，將酒從有執照的酒店買來，再販賣而已。
元代的禁酒令很有意思，因爲成吉思汗最討厭飲酒誤事，所以，元代前期對民間的禁酒令非常嚴苛。元世祖在1283年宣佈嚴禁私人釀酒、賣酒，有私造者，財產子女入官，犯人配役，在1290年又將處罰變更爲犯者死。但是，元后期以後禁酒令開始放開，於是各類酒館又開始繁盛起來。，故行禁酒令，頒佈詔書令國民無得種糯，以塞造酒之源，連釀酒的糯米都不許種植。時間到了明朝，朱元璋執行禁酒令非常嚴苛，大將胡大海之子因觸犯了禁酒令，朱元璋不顧胡大海正領大軍出征在外，親自手刃犯人。自此以後，無人敢再犯。但隨着朱元璋的離世，他和他的禁酒令很快就被後人遺忘，釀酒、賣酒、喝酒一切照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