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子俊帶着公上纓迴轉三河鎮後，就跟同知祝浩銘說道：“祝大人連日辛苦，推廣高產糧的事情本府已經詢問過了還算不錯，在三河鎮這一片，也不用把上好的良田去種植，紅薯不挑地，玉米耐旱、土豆也能在貧瘠的土地上存活，只要土地鬆軟即可，祝大人在這裡多住幾日，本府就先回廬州府衙，一年一度的考功會不能耽擱。”
這位祝浩銘巴不得能在三河多留幾天，這幾天吃住全在外宅小妾那裡，享受着“天倫之樂”。最後章子俊也是意味深長地說道：“聽說祝大人在外爲官這麼些年來養外宅不是長久之計，還是給人家個名份吧。”
聽話聽音啊，祝浩銘當然明白了這是知府大人在敲打自己，內心中有點懊腦… … 。
廬州府衙，林照磨在大聲地喊着：“無爲知州李大人、六安知州王大人、廬城縣張大人、舒城縣林大人、廬江縣李安李大人、巢縣吳大人、英山縣銘大人、霍山縣黃大人，知府請大家進內院。”
這是每一年知府對下屬的考功評定，目前全府下轄的二州六縣都在連通道路，要做到馬車能通行，渡船能裝運，在某些地段硬化路面。這是一個大工程，也是往後幾年中考評的業績，目前二州六縣在知府大人的帶動下，都在發展產業，自己不能商業，就讓家中的親戚、族親開辦了許多營生，有挖煤的，挖礦的，也有建窯燒磚瓦的，還有開辦水泥廠的，可以說在這些人中以前都是“各門各派”，現在爲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到了一起，就是賺錢。自然而然地成了以章子俊爲首的“商賈派”，當然也有把廬州的商業模式嗤子以鼻，仲曰：“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
意思是說：“管仲曾經說過，—個萬乘之國，也就是一個大國，如果出現了擁有萬金的大商人，一個千乘之國如果出現了擁有千金的大商人，這說明什麼暱？這說明朝廷的財富流失到個人手裡了。這非常可怕，因爲這些人變得太富，國君就沒法用利祿驅使他。他們就不聽朝廷的管理，國家就會混亂。”
太祖則規定，商人在穿衣方面要低於農民，農民有錢的話可以穿綢、紗、絹、布四種衣料。但商人不行，而商人只能穿絹、布兩種料子的衣服。
可是到了成化年間就不一樣，當官如果指望着朝廷那點錢，這麼一大家子怎麼養活，所以明面上不收受賄賂，都是讓家族或是親戚中去營商，就目前來說，誰跟廬州府搭上關係，就會大把地賺錢，那一個官員不喜，有些官員口中一邊大罵阿睹之物，可身體很誠實，偷偷地讓自家人經營起了各種買賣。
另有以貴妃娘娘、萬安爲一線的“萬氏派”。依附在皇帝身上的汪直、樑芳、錢能等的“宦官派”。其中覃勤、韋興等人又是“萬氏派”也是“宦官派”。寄生在皇上身邊的“僧道派”，又依附“宦官派”。接下去就是依附“僧道派”的“傳俸官派”，以上這些各自獨立，相互利用，對付一個共同的“敵人”文官集團，而在“文官集團”內部又分爲南派、北派之爭，不過現在不重要了，夠亂了，在文官集團看來，眼前的共同敵人就是僧道傳俸官加上閹人當道，在這一系列的複雜交叉中，唯有朱見深在覆手爲雲，玩弄天下。
廬州的管理模式，經營之道可謂是一股“清流”，看得讓人眼紅，得到實惠的拼死維護，沒有得到的利用手中權力“打秋風”，更多的就是冷眼旁觀。
也有官員在找廬州的錯，翻遍所有朝廷律令也找不出一條房地產開發帶動商業繁榮的律法，只能往越制、僭越方面去摳。可是這種事自有人會爲章子俊代言，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事弄的很累，隨之就是觀望。
英山縣銘大人道：“府尹大人，本縣有吳姓家吳三，本是縣中一屠夫爾，在東市常年殺豬羊營生，前個月突然抖起來了，說是一個本家在京城做官了，前日那個吳三本家來找本縣，說是奉太監段英前來，讓本縣採辦藥材、糧食、茶葉，還拿出了戶部律令，這讓本縣實在是無能爲力，數量實在太大，望府尹大人能爲屬下通融通融。”
不等英山縣銘大人說完，舒城縣林大人接口道：“本縣也有這事，不想銘大人先說了，本縣也來了一位傳俸官說是奉太監段英前來，讓本縣收糧食三千五百石，銀子一千五百兩，用作衝抵本縣礦產的稅收，原因是這些礦產原本是內官收入，地方是不能隨便開採的，雖然本縣有，可太平倉要空了，這可如何是好？”
宦官、傳俸官到縣衙私下收取糧食及官銀而知府不知道，以後碰到這樣的事，直接抓起來，說不定是行騙之人。咱們只認朝廷吏部的官憑，還要有戶部的文書，等本府上書覈實，對於這樣的事章子俊不怕事情鬧大，正好討個說法。
自洪武十八年，太祖令全國各布政使司、府縣將一年所收田賦刻於石板公示作爲定額，並於不久之後宣佈新墾田地永不起科,將皇朝的田賦基數劃定在了三千萬石。宣德時期，爲平息江南地區愈演愈烈的抗稅風波，宣宗下令減免江南賦稅三百萬石，田賦的基準線就降落到了二千七百萬石，直至皇朝覆滅 。
朝廷每年的財政收入大致分兩大塊來使用。一塊由朝廷用於維持皇朝的日常運營（官吏俸祿、賑災水利、軍事邊防等等）；一塊給皇帝用於皇帝本人以及宮廷開銷。
雖然明朝的支出被分爲了內外兩個部分，但是皇帝也不太可能完全不顧外朝。例如爲了皇朝的安全以及自身權力的穩固，皇帝必須定期地給予勳貴、禁軍、邊防軍將賞賜，戰爭時也得拿錢出來貼補軍需不足。
隨着宮廷規模的不斷擴大，到了此時成化年間這些錢開始不夠花了，朱見深只得頻繁地向戶部討要銀兩。前陣子用太倉銀彌補內庫就是這樣發生了，這時外朝由於自身官僚系統的膨脹、軍事衰落導致的邊防開支擴大，本身也缺錢。加之文官集團固有的想要約束皇帝和皇權，所以這種討要往往沒什麼結果或者被打折。
皇帝也只好開始着眼於其它地方，以擴大自己的財源，開礦、徵收商稅就是內官頗爲看重的財源。但是朝廷的全體官員可謂是旗幟鮮明，異口同聲地反對。
其原因是皇朝一直是實行禁礦政策。立國之初就將農耕視爲皇朝的根本，認爲開礦會破壞農耕。因爲礦產的利潤高於耕作，所以在利益的驅使下會有大量人口涌向這個行業，太祖認爲這會導致農耕被荒廢。
其次，開礦安全性非常低，礦難風險居高不下，所以從事採礦的人普遍被視爲豁出性命的亡命之徒。
這樣的人聚集在一起爲了維護利益必然會抱團抵抗朝廷的管理、封禁，成爲社會的不穩定因素。例如正統年間爆發的葉宗留、鄧茂七作亂就是朝廷爲解決財政問題開礦引發的礦工起義。
而此時的廬州府在開礦上不一樣，是當地自願自發地開礦，形成一個礦石市場，可以自由交易，所謂的礦工不是強逼的，開採的礦也是儲量很小的石碳、品相不高的鐵礦，還有一些採石礦。因爲在廬州周圍也就分佈着這些小型礦脈。那些大型礦產，有價值的都被朝廷霸佔着，比如一些銀礦、銅礦、錫等。
所以對於一些小型煤礦、貧鐵礦、採石來說不算礦，誰願意誰就採。正所謂有需求，就會有產出，廬州對煤、石灰及鐵礦的需求，極大地帶動了周邊的開礦發展，在此時採礦很原始，沒有機器作業，對礦工也是風險極大，最大的難關還是運輸成本極高，一般都是就地取材，好在蘆州府什麼東西都要，連礦渣、碎石也能賣錢，只要有辦法運過來。這就造成了運輸物流的繁榮。
反正章子俊對採礦不干涉，只是讓在廬城的都指揮使分派些衛所兵維持秩序，讓張指揮使及屬下從中撈點好處。
英山縣及舒城縣迴轉後，就把前來討要糧食、銀子的給抓了起來，對銘大人來說，本縣拿不出銀子也是死，現在有知府頂着， 死道友不死貧道，何樂不爲。舒城縣也一樣的想法，要死就大家一起死，作爲一個小小縣令也是被逼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