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中性男子可不是明朝纔有，魏晉興起，大宋光大，大明繼承，男人塗脂抹粉，薰香剃面、褒衣薄帶，頭上插花的比比皆是，這些人都有着相當不錯的家境，都是站在家學淵源的基礎上取得了一定的社會聲望。
整天喝酒服散放歌，到後來這些高雅的文藝都玩膩了，變成明朝版石崇和王愷鬥富的故事。
說是晉武帝時期，石崇和王愷鬥富，兩人都用盡最鮮豔華麗的東西用來裝飾車馬、服裝。晉武帝是王愷的外甥，常常幫助王愷。他曾經把一棵二尺來高的珊瑚樹送給王愷，這棵珊瑚樹枝條繁茂，世上很少有和它相當的。王愷把珊瑚樹拿來給石崇看，石崇看後，隨手拿鐵如意敲它，馬上就打碎了。王愷既惋惜，又認爲石崇是妒忌自己的寶物，說話時聲音和臉色都非常嚴厲。大要大吵一通的架勢，而石崇輕描淡寫說：“不值得發怒，現在就賠給你。”於是就叫手下的人把家裡的珊瑚樹全都拿出來，三尺、四尺高的，樹幹、枝條舉世無雙，光彩奪目的有六七棵；像王愷那樣的就更多了。王愷自感失落。
一句“未若柳絮因風起”，東晉才女謝道韞的巧思才情走進了無數人的心中。從中也得以管中窺豹見得《世說新語》是不同於正史的閒情故事，名士風流。而在這部“名士底教科書”的德行雅量，品藻容止背後，古人對服藥的癡迷或許是這驚才絕豔，不可一世時代的黑暗腳註。
五石散的雛形源自於東漢張仲景，在其《金匱要略》中已經得見。而何晏對張仲景的藥方進行了改進和調整，爲己所用。並且在他之後，吃藥之風開始濫觴起來。
在陳壽的《三國志》載: “(何)晏尚主，又好色……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從這裡可以看出何燕好色，而且頗爲自戀。而五石散恰恰有補身壯陽，美容增白的功效，這恰恰符合何晏的要求。
當何晏耽於情色，忙於享樂，而導致體虛乏力，便想着求藥，從古書上看了這方子，加以調整，作用於自己身上，覺得頗有療效，便常以爲之。何晏是當時名士，有學問，善言談。在《魏氏春秋》日:“晏少有異才，善談《易》、《老》。而其出生也頗有來頭，是漢末豪門大族,朝廷顯要何進的孫子。何晏顯赫的身世決定了他無論做什麼都會被受人的關注，而其又善於清談，姿容甚美，更容易讓人相信他所說的。啊，這就是名人效應啊。
接着王弼、夏侯玄兩人效之，這兩人也是當時名士。所謂“三人成虎”，即使服用五石散有着極強的副作用，一不留神便會渾身發熱而死，但有了他們三人帶頭，當時的貴族名士們都趨之若鶩。一個人的行爲發展成全階級，乃至全民性的行爲，光靠“名人效應“還遠遠不夠，全社會風尚的背後必然會有着深刻的社會根源和時代背景。
三國時期的各路豪傑形成詭譎波瀾的局勢，那種動盪感和不安感深深刻進了晉人的血液裡，禮崩樂壞，傳統儒家所提倡的秩序和和諧顯然已經不復存在。主動地標榜自我的名士們都很難得到善終。有名節清醒的人都已死去，而活着的人只能痛飲狂飲，藉此來麻痹自己。服用五石散後，後出現感官增強、精神興奮、飄飄欲仙的感覺，產生類似吸毒的快感。古人並不知曉這種快感其實是中毒的表現，錯把服散後的體驗當作成仙的前兆。對於在黑暗時代裡，說錯一句話就會引來殺身之禍的晉人，這種暫時的放縱，一時的愉悅足以令他們迷戀不已。
服散後若不及時“行散”則會喪命，這恐怕也是五石散最大的毒副作用。“行散”的具體步驟可分爲浴冷水、食冷飯、飲熱酒，也叫做“散發”，但經常還需着薄衣散步，故名“行散”。
着薄衣，更能凸顯身體線條；着寬衣，則需要骨相好的人才能撐的起來。
食冷飯、浴冷水卻偏偏需要飲用熱酒，暖酒入場，醉意入四肢百骸，再“行散至城東”。如此一來，所有的風雅都成爲了可能，彷彿行走於天地之間，物我和一，綽約若仙子，凌然若神人。
哇塞，在孔廟之地，才子遍地，名士輩出。人們行爲放曠，飲酒、服藥、敷粉、着奇服、裸身，以求從對身體的修飾中得到對精神的安置，在個體存在中達到永恆生命的不朽。
五石散由赤石脂、白石英、紫石英、石硫黃、鍾乳五石所制。 古代醫學家孫思邈在其《千金翼方》中說:“更生散,治男子女人宿疾虛羸、胸肋遞滿、手足煩熱、四肢不仁、飲食損少、身體疾病、年寒乍熱,極者著牀四、五十年，服衆藥不瘥。此治萬病，無不愈者" ，五石散能治病。受道教煉丹養生思想的影響，古人相信石藥勝於草、木藥，認爲於草、木可腐，而金石形質長久不變，認爲以服腐物而求不腐當然是不可能的。
而在治病健體之上，五石散漸漸地被人們給予了延年益壽，養生成仙的神奇功效。《神農本草經》就把五石散中的白石英、紫石英、石鐘乳、赤石脂列爲上品之藥。《抱朴子內篇·仙藥》說“上藥令人身安命延”。
所以能服五石散的人，家境非富即貴，一般人家還真服不起。
章子俊想溜，礙於陳獻章的面子，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把陳獻章拉到一旁說道：“公甫，觀這些儒生當中，有頭插花，面敷粉者，難道要跟這些人探究理學？可以說這些人讀書如何明理也搞不清楚，表面上學着儒家禮儀的動作，一步不差地做好，實則在自欺欺人，如果讓其背誦《大學》篇，會一字不差地背給你聽，可只是流於行，當不的真。公甫就在這裡討教，我沒這個雅興，還是回船上看書實在些。”
陳獻章一聽急了說道：“這可怎麼行，如敬一走了，先不說這幫儒生，李敏軒及孔府中的幾位私塾教授會怎麼看，要不這樣，一會在經辨時，敬一自己看，不開口，不表態可以吧。”
哎，這位陳獻章爲了推崇心學，也是忍辱負重了，誓要把當今理學轉變成心學爲之努力着。章子俊也不好駁人家面子。接口說道：“那就省力一點，就讓這些人說說《大學》七篇吧。”
隨着一陣的騷動，李敏軒帶着一羣人走了進來，同來的還有好幾位德高望重，孔府中的五經博士，孔府中有許多官員及縣令，這些官員都是世襲。
天下州縣皆用流官，唯獨曲阜用孔氏世職知縣，其目的是：爲聖人子孫不使他人統攝。世職知縣由衍聖公保舉德行兼優者授此職，五年任滿，照例升轉。
“自唐鹹通中，以孔續爲本縣令，自此世用孔氏。中間亦或建議不用旋復仍舊，歷五代、宋、金、元、明及於國朝，八百餘年。”
唐鹹通七年（866年）始以孔子四十代孫孔續任曲阜縣令，後唐又命文宣公兼任。北宋年間，時以文宣公兼任，時以孔氏子孫出任，有時還不準孔氏出任。
至道三年（997年）始命文宣公孔延世兼任曲阜知縣，天禧二年命孔聖佑、寶元二年命孔宗願以文宣公兼任，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始命四十四代孫孔勖以太常寺博士知曲阜縣事。皇祐三年（1051年）下詔重申以孔氏任知縣，“國朝以來，世以孔氏子孫充選”。
治平元年（1064年）詔命不得以孔氏爲曲阜知縣，“京東提刑王綱乞慎長民之官，詔勿以孔氏知仙源縣”，崇寧三年（1104年）又命孔子之後常使一人在曲阜爲官，任知縣或縣丞，不許別行差佔，成爲世襲。
貞祐二年（1214年），蒙古兵南下，五十一代衍聖公孔元措被召赴金都汴京，臨行委族兄孔元用代攝孔廟祀事。蒙古太祖十三年（1218年）任孔元用爲曲阜縣尹，二十一年命孔元用隨徵益都，以其子孔之全出任曲阜尹。
太宗五年（1233年），蒙古兵攻汴京，命孔元措回曲阜襲封衍聖公，孔元措因孔之全父子保全林廟有功，將曲阜縣尹一職讓與孔之全，此後衍聖公不再兼任。
明洪武七年（1374年），因孔庭族長孔涇訐告世襲知縣孔希大不法諸事，孔希大被免職，世襲曲阜知縣也改爲世職知縣，由衍聖公保舉賢良族人送吏部選授，領敕赴任。
宣德九年（1434年）停止給敕，天順五年（1566年），改令衍聖公保舉二人送山東巡撫、巡按考試後題請授任。
成化六年，即命恢復曲阜孔氏世職知縣，但選用人員更加嚴格，先由提學道從三氏學廩膳生員中考取四人送撫院，撫院覆試考取二人送吏部，吏部再考取一名任命，規定駐在曲阜舊城，不許干涉林廟事務，政續卓著許同流官一樣擢升，貪酷不職由巡撫巡按參劾。
之所以以孔子後裔爲曲阜知縣，是因爲曲阜是孔子故鄉，孔子後代很多，聖人的後裔不能讓外姓來管理。
來者有現任知縣孔聞訥，執事官孔衍植、孔興燮、孔衍振，孔府私塾教授李敏軒、孔興茂、孫祥五、胡尚秩。
此時陳獻章也感覺有點頭痛了，說好了私下探討一番，可是目前的這個排場有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