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曲阜的儒生，大部分還是過着清心寡慾，自我修爲的朝聖生活，可也不乏一些逃避現實的官二代，官三代這裡隱居，還有一些曾受到朝廷排斥或又是犯官子女在這裡避世的… … 。所以自洪武起、經歷了建文、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天順、景泰直到現在的成化，明朝的文人已經沒有了進取的精神。只能修身養性了，因爲從洪武起明朝就失去了表達與探索的精神，整一個社會風氣也變得十分低迷，而這些全都是拜當時盛行的文字獄所賜。
到了成化年，朱見深對這方面有所寬宥才使的陳獻章、湛若水、王陽明這些理學大家隨後興起，到了正德、嘉靖時也不得不回家種田、教書育人了。可也比洪武時期動不動就砍腦袋強，明朝中後期，各種新興的思想層出不窮，讓人目不暇接。但是當時明朝的做法卻是在極力打壓着這類新思想的誕生。甚至爲了防範這種“離經叛道”情況的出現，八股文，臺閣體這些無疑是把考生那尚才萌芽的先進思想扼殺在了搖籃之中。
但是相比於朱元璋在位期間的明朝初期，明朝中期文字獄的情況有所好轉，但也僅僅是相較於初期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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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獄自古有之，可以說是屢見不鮮，光所能想到的就不知凡幾：秦始皇時期的焚書坑儒，北宋時期改變蘇軾一生命運的烏臺詩案等等。
雖然每個朝代或多或少都有文字獄的案件產生，但是歷史上文字獄最爲盛行的時代還是明清時期。
明朝的文字獄其類型更偏向于禁錮思想，扼制新興觀點的產生。而不是清朝時期的“反清復明”，這無疑極大阻礙了明朝時期的文學進程。
兩漢有雄渾瑰麗的漢賦、唐朝有華美璀璨的唐詩、兩宋則有婉約清麗的宋詞，連蒙元也有獨樹一幟的元曲，它們都可以稱之爲“一代之文學”，無論漢賦唐詩、還是宋詞元曲，都留下了無數輝映千古的名篇，也產生了衆多讓後世仰望的大詩人、大文豪，他們的名字讓千載後的我們仍然爲之自豪。不過到了大明朝就出現了尷尬的狀況，它二百六十多年的歷史上竟然很難找出足以匹敵前人的詩壇巨匠來。
明朝時期創作的佳作只是暗淡的星光，寥寥無幾，因此，明清時代便鮮少出現內容新穎有獨到見解的作品，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呆板無比的八股文，更別說詩詞了。
朱元璋曾多次因爲一些詩詞歌賦中所帶的禁忌字眼而變得雷霆大怒，甚至還會對作者施以極刑。比如杭州府學的教授徐一夔曾在自己的作品中寫出“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爲世作則”的詞句，短短的一句話中出現了兩個朱元璋所不喜的字眼，結果被斬首。比如翰林學士高啓，他被後世稱爲明朝最偉大的詩人之一，由此可見他的歷史地位着實不容小覷。可就是這樣一位詩人，他只是按照個人喜好作了一首內容有“龍盤虎踞”的字樣的詩，就受到朱元璋的猜忌被斬首。又比如錢宰，只是在家自娛自樂發了一點上班太早的牢騷，也難逃朱元璋的眼線。第二天上朝時就被朱元璋點名說詩作得不錯，就是有個字出現了問題，嚇得錢宰當場跪地求饒。到了洪武后期，朱元璋手上便沾染了太多文人的血液。而他也不負衆望，成爲了歷史上殺死文人最多的皇帝。
其中有名的案件有二十起，這其中包括但不限於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所做內容中出現“作則垂憲”被誅、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所作內容中出現“垂子孫而作則”被誅、福州府學訓導林博璟所作內容中出現“儀則天下”被誅等等… … 。
朱元璋在當時這一系列操作，直接將明朝時期學子想要入朝爲官的積極性降到了最低。那些正統的儒生不願入朝爲官害怕朝不保夕禍及己身。因此新鮮血液不願意入朝爲官，已經在朝堂之上摸爬滾打過數年的老臣也產生了辭官隱居的想法。
從先秦開始的詩歌傳統源遠流長，對任何一個古代文人來說，作一首勉強能通的詩是基本功，文人之間的唱和酬酢也是以詩歌爲主，不少詩詞名篇都是即興應景而作，可有明一代，這樣體現真性情又有極高藝術價值的作品卻幾乎沒有。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很複雜，最主要的是八股取士制度的影響、黨爭和文字獄的威懾、整體學術氛圍的低迷等。
“噤若寒蟬”便是當時文人最真實的寫照了，因此不確定自己是不是會因爲一句無心之失，受到皇帝的猜忌最後丟掉了性命。剩下的不敢辭官也不敢忤逆皇權淫威的官員，也喪失了自己初入仕途的野心與抱負，無所作爲。
所以也別怪“三楊”時期，只知道歌舞昇平，也不能怪當今紙糊三閣老，泥朔六尚書了，整個文壇一團死氣，直接影響到了朝堂官員的素質和文學功底，像商輅這樣的人物也不得不回家種田。
以八股文爲科舉文字的標準體裁、以朱熹對儒家經典的註釋爲出題標準，這是明太祖朱元璋對沿襲數百年的科舉制度最重大的變革。這種變革對朝廷來說自然是有利的，相當於強制性的統一了天下儒生的思想、而八股文這樣的題材也確實帶來了審卷和評定舉子文章優劣的便利。但其後果就是讓舉子們禁錮於朱子的學術體系中，寫起文章來也習慣性的按照八股文的框架，在螺螄殼裡做道場，文辭拘謹、一板一眼，再也沒有了唐宋文人的靈氣。
明朝的文字獄，黨爭對文壇產生了極大的壓制。明初剛剛統一時，國勢強盛、政治清明，像高啓等人的詩歌還多有盛世氣象，在朱元璋掀起對名將勳臣的連番大獄後，又屢屢藉口文人詩文犯禁，族殺了不少文臣，從此詩壇就日益死氣沉沉了。而成祖朱棣是有心打造文教盛世的，可是得位不正，文人們擔心詩文犯忌，也不敢放肆著作，在嘉靖時期，道教興盛，皇帝癡迷寫青詞，到了仁宣之後，明朝國勢江河日下，詩壇就更加萎靡不振了。
章子俊起先認爲只要有了功名，就不受人欺負，爲了過上自由的生活，拼命讀書，拼命考取功名，想方設法作弊，可不知道考取了功名就是朝廷的人了，就像步入到了一個公司的可選人材庫中，等待選派。當進入到上層領導的位置後，才發覺事情沒有想像中的逍遙自在，提防的地方實在太多，動不動就會小命不保，而且還會影響到家人後代，內心惶惶然不可終日之下造槍，尋找一點自我安慰，如果皇帝真要殺你，造幾支火藥槍有用嗎？除非能造機關槍，還要有無限的彈藥，最好造架能裝下全家人的大飛機，可是這個世界又能去哪裡？佔山爲王？移居海外不毛之地？佔一個小島？這樣的結局其實是很悲慘的。
章子俊說的夠多了，如果再說下去對自己不一定好，還是勉勵爲主，所以章子俊就借用三國時期的諸葛亮《誡子書》做總結說道：“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淫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意思是有道德修養的人，依靠內心安靜來修養身心，以儉樸節約財物來培養自己高尚的品德。不恬靜寡慾無法明確志向，不排除外來干擾無法達到遠大目標。學習必須靜心專一，而才幹來自勤奮學習。如果不學習就無法增長自己的才幹，不明確志向就不能在學習上獲得成就。縱慾放蕩、消極怠慢就不能勉勵心志使精神振作，冒險草率、急躁不安就不能修養性情。年華隨時光而飛馳，意志隨歲月逐漸消逝。最終枯敗零落，大多不接觸世事、不爲社會所用，只能悲哀地困守在自己窮困的破舍裡，到時悔恨又怎麼來得及？
嗯，嗯，那個，那個知縣大人啊，容在下更衣，又對着孔聞訥施一禮，章子俊在此時說“更衣”就是尿急，要上廁所的意思，這個時候再不開溜，接下去就無法脫身了。因爲章子俊很怕自己會闖禍，在聖人之地禍從口出，殃及家人。
章子俊走出孔廟府學後，真有點逃出山門野和尚的感覺，如果再跟這幫人撕扯下去，就回不了廬州了。因爲廬州家中有三位夫人爲自己生孩子，也不知道怎樣了，實在很不放心，想到這裡歸心似箭了。就讓陳獻章去跟這些人扳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