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監突然成爲“天地道”的信徒，在闡述這樣的道們畢竟要比宋鍾國更爲專業，於是在京城北方蓄水，可以充盈龍氣，暢通龍脈的道理，給講得頭頭是道。作爲專業人士，欽天監的權威性不容置疑，何況“天道”、“地道”的解釋，也很是合理。
有了欽天監的出面，永定河水利工程就得到通過，不僅工部節慎庫出資，戶部也資助了一筆，算是意外之喜。
這幾年華夏工場，乃至各地興辦的廠礦，都開始嘗試使用水車和風車作爲動力，修建水庫的技術和經驗已經足夠。當然這一次的工程比較大，李彥也慎重對待，調集了華夏工場、工程社最爲核心的技術力量，對水庫的工程進行論證。
華夏曆來都是水患頻發的國家，歷朝歷代，在勵精圖治的時期，通常都要花大氣力治水，如治理黃河、淮河，以及運河等等。並因此而帶來農業的發展，社會穩定、國家富強。即便是隋煬帝開挖京杭大運河，最終亡國，卻也因此造福了後世。
而一旦政治腐朽，往往便會出現水利工程年久失修，水患頻發，要是用有些說法，那就是天子失德，上天示警。
李彥對晚明歷的瞭解，有一種說法就認爲崇禎並非亡國之君，大明之所以亡國，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崇禎執政時期，正好趕上所謂的“小冰河”氣候，災害頻發，以至於國貧民窮，流民四起。
歷史的發展總有其必然和偶然性，在李彥看來，明末的官僚體系已經存在很多嚴重的問題，同樣嚴重的還包括財政問題、社會問題另外，軍事問題也很嚴重，東北和西南兩場經年不斷的戰爭，使得大明內憂外患，不斷失血，加上國內問題，已經呈現亡國之相，崇禎雖非亡國之君，卻也未能力挽狂瀾。
如今東北的事要比歷史上同時期好了很多過內部的很多問題，卻依然存在包括水利工程的年久失修，李彥希望能夠抓緊時間，儘早解決這個問題，以迎接崇禎年間的天災。
如此說來，天啓朝持續時間應該不超過十年這個時代不知道如何，李彥對崇禎的印象了是亡國之君，還有勤勉、殺了很多大臣，也有人說剛愎自用，總而言之，一個勤政的皇帝，並不是李彥想要看到的。雖然他做出很多努力限制皇權，並將權力向內閣轉移但是其合法性很薄弱，就算是大臣們自己雖然不再激烈反對，但也並非沒有想法就是天啓朱由校不喜歡多管，要不然，換了一個勤政的皇帝，肯定會有一些大臣跳出來，同皇帝“勾結”起來，對現行的律法進行清算。
李彥:微嘆了口氣，有些事情，看來都需要及早準備起來。
時間有限。只爭朝夕。
興建水利工程。除了會引勞民傷財地質。通常反對地聲音並不強烈。雖然說這些年國庫始終比較緊張。戶部尚書李起元也一直哭窮。不過這次是節慎庫出了大頭。其他人自然樂觀其成。
李彥始終認爲徐光啓是一個技術型地官吏。雖然這位老人很博學。可謂學究天人。不過他在政治上地表現實在太過幼稚。反倒是抓工程是一把好手。
徐光啓負責疏浚天津到京城地水道。資金、人力和政策。全都由李彥一手操辦。老頭就全身心撲在工程上。工程地進展順利。而且效果也很好。
不過李彥也看出來了。這個老頭對銀錢等物也缺少足夠地認識。花錢如流水。要不是李彥醒覺得快。另外派人替他掌管賬目和資金。恐怕會遠遠超出預算。
如今運河工程尚未結束。永定河工程又將開工。對徐光啓來說。這實在是再好不過地事情。至於部裡地事情倒是不太過問。
李彥越級提拔，直接將申湛然從東江道提拔爲工部右侍郎，實際執掌工部的權力。
申湛然其實更適合在兵部做事，只不過李彥手上能夠委以重任的人太少，或者說人才雖然不少，但是級別不夠，或者身份不對，武官是很難在朝中做到高位的，也就申湛然有個監生的身份，並且在東江掛了個監軍道的職銜，晉升工部侍郎，雖然說也是越級擢升，還算說得過去。
對於現行的官僚體系，李彥可謂深惡痛絕，他也知道急不得，只能儘早籌謀，打算在明年的國士大會上，來一個大動作。
徐光啓雖然不諳做官之道，但是有他
社把關，李彥就用擔心永定河工程的問題，從而放在其他方面。
“一朝權在手，就把權來行”，以前李彥空有想法，也無法落實，如今大權在握，自然要大幹一場。
所謂“新官上任三把火”，人們通常都會認爲那是官員爲了顯官威，其實很多時候，新官確實有做事的衝動，而隨着官做得越來越久，就不如當初有衝勁，或者是受到現實情況的束縛，需要考慮更多事情。
除了京畿地區，李彥也要求工部與地方官員查勘各地的河道水利情況，並將情況上報，鼓勵地方治水治河，或者拿出方案，交給工部。
對於那些規模比較大的項目，工部將積極組織力量推進，而對於地方上的小水利，李彥則要求地方官擔負起責任，積極改善，並且同吏部、六科進行溝通，將治水治河的成績，作爲來年考成時的重要依據。
內閣次輔、吏部崔景榮是個比較務實的官員，所謂以農爲本，他對李彥的提議表示贊同，何況這件事主要是工部出錢出力，就連人，兵部那邊也會進行配合，崔景榮沒有理由不配合。
明帝國的六科性質已經御史差不多，以六科的職權，掌侍從、規諫、補闕、拾遺、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本應當同都察院有所區別，更側重於職責的糾察，譬如某部尚書的政令，通常都需要經過本科都給事中查覈，拾遺補缺，權力很大。
六科沒有決權，卻有否決權，由此可以看到，事實上明帝國的官僚體系內部，也非常重視權力的制衡，但是在封建王朝帝王權威至高無上的情況下，這種均衡很容易給破壞，也容易造成相互之間的扯皮和糾纏不休。
黨爭時期的明帝國就經因此而陷入行政效率極爲低下的境地，雖然這種體系看上去挺合理，但是因爲給事中也都是人，很多都是考中進士以後，就進入六科擔任給事中，行政經驗極端缺乏，導致六科和御史只能做差不多的事情，難以起到拾遺補缺的作用，反而影響行政效率。
權力衡必然需要，但首先必須保證行政效率，如今都察院已經給李彥弄成案件的審查和起訴機構，工作方式和內容已經同過去有很大的區別，當然，在都察院的職責中，反貪腐以及對官員的查覈，依然是重點，但是方式，並非風聞言事，而是可以直接進行調查，覺得有問題，就可以直接向大理寺起訴。
而六科的權，李彥也提出幾條建議，並藉着這次的“治水”之策，提議調整六科的職權，明確六科的職權就是對官員進行職務監督，評審這些官員是不是盡到了職責。
雖然說吏部也有專門的司，但是考慮到官員任免的重要性，賦予六科同樣的權力並不重複，畢竟考功司側重於日常糾察，而六科則是有重點、有選擇地進行。
在用人方面，李彥比較欣賞張居正的考成法，雖然說還不是盡善盡美，但是考成這樣的思想，應該成爲用人和對官員評價的主要方面。
李彥知道當年張居正身後的結局並不是太好，他的做法，可謂將上到皇帝，下到百官的統治階級得罪得很徹底，可以想見，他要是也搞什麼考成法，肯定也會遇上極大的阻力。
政改肯定需要進行，不過並不急在一時，明年就是國士大會，到了那個時候，有些條件差不多才能夠成熟。
而在李彥的推動之下，吏部、六科都贊同將治水納入工作的重點，也算是對這種職責的提前熟悉，也能推動治水工作的進行。
治水是爲了水道的航行，並且防範天災帶來的破壞，最根本的卻是農業發展的需要。
水利失修，災荒頻仍，特別是土地兼併情況嚴重，很多人無田可種，很多田地就此拋荒，出現大片大片的荒地。
隨着馬鈴薯等乾旱作物的推廣，北方這些年的情況好一些，但是因爲水利失修，很多田地耕種困難，特別是大地主佔了大量的土地，卻不能很好地組織生產，不願意投入搞水利，在高額田租和賦稅的重壓下，佃農又種不起地，紛紛破產。
在投入大量資源興辦水利的同時，李彥也讓工部着手組織荒地的屯墾，以華夏這樣多的人口，以農爲本，確實再怎麼強調都不過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