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說出要提高官員俸祿，剛纔心裡有些小芥蒂的大臣們都開始鄙視自己剛纔的小心思了。官員中有象李三才這樣非常富裕的情況，但大多數家裡其實條件並不是太好，即使是東林黨中的楊漣、左光斗、趙南星、公鼐、黃尊素等都是小康水平而已。大家又一起跪倒，口中齊呼：“聖明無過皇上。”有些因爲清廉所以貧窮的京官，更是激動得眼中微有溼意。
朱由校接着道：“關於商業稅的收取方法細則，由徐尚書主理，吏部禮部刑部工部亦要派人蔘加，一起商量出來後再上疏吧。至於增加俸祿之事，就由首輔大人牽頭，六部派人協助，也要定出一個辦法來，都報到朕這裡來吧。”
徐光啓和方從哲出列領旨，退朝後，衆臣魚貫退出，一路上就開始討論今天的兩個議題，倒也是頗爲熱鬧。
很快，徐光啓將收稅方法寫了摺子奏上，朱由校仔細一看，初步定下的稅率爲半成，坐商一年收兩次，行商爲一次貨物交一次，交稅之後，均應該發放稅票，行商的稅票通行全國，一次貨物不得重複收稅。
戶部於每縣設一稅務處，每州設一稅務司，每府設一稅務局，每省（布政司）設一稅務廳，戶部則設一稅務總署，徐光啓推薦的署長是畢自嚴。朱由校下旨右僉都御史兼天津巡撫畢自嚴着升爲戶部左侍郎，兼任稅務總署署長，稅務系統進行直管，與當地官府無從屬關係，並可以調動地方軍隊對付惡意抗稅的商家。
在這一期的《大明週報》中，議政部分出現了一篇署名嘯啓先生的文章《爲什麼要收商業稅》，這篇文章全部用的白話，先從國家的職責說開來，認爲國家應該是保證每個臣民的權利的，那如何保證呢？就需要軍隊，官府衙門，學校，養濟院、惠民藥局、漏澤園等各個機構，而這些機構的正常運行都是需要用錢來支撐的，錢來自哪裡呢，當然只能由稅收中來，這就是所謂的“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而朝廷的稅收現階段主要是農稅，朝廷爲了對付建奴加收了遼餉。普通農家大多貧苦，很多人家已是不堪重負，而商業稅則幾乎沒有收，很多大商人因此而變得富可敵國，例如前河運總督李某，家產超過了一年朝廷的歲入，這樣的情況就是沒有收商業稅的結果，本來應該是國家的錢，也就是大家的錢，結果卻聚在少數人手裡去了，供他們花天酒地，而國家和普通人卻根本沒錢可用。
然後他提出稅收應該順應天道，要做到損有餘而補不足，所以應該要收商業稅，而且應該是收重稅，將逃稅者嚴懲。並希望皇上能好好查一下官員的家產，相信有大量家產的人不可能所有的錢都是乾淨的，只要查出有違國法，應該斬其頭，抄其家，滅其族。
最後他認爲，商人能夠在一個平安的環境下經商，在行商過程中沒有盜匪搶劫，坐商沒有地痞流氓搗亂，本來就是朝廷善加管理的結果，朝廷缺錢，最後導致管理不善，盜賊蜂起，流氓橫行，最後吃虧的還是商人，商人們應該想明白這一點，交稅其實就是保護自己，是爲了自己的利益。
結尾他提出了一個口號：交稅光榮，逃稅可恥，抗稅該殺。
當然下面有編者按：此文章只代表作者本人觀點。皇恩浩蕩，並未對商業徵收重稅，將會下旨定稅率爲半成，不過也希望各位商人能急朝廷之所急，體念聖意，爲大明的財政健康貢獻自己的力量，朝廷不會忘記各位義商的支持的。
這份殺氣騰騰的文章和下面安撫爲主的編者按，又引來了大量的讀者來信。王承恩彙報說，大多都是支持嘯啓先生的觀點的，有人說遼東漢民被建奴破了家，有多少錢最後也沒有用，如果朝廷有足夠的錢招兵買馬，早就蕩平遼東了；還有人認爲要號召大家不和逃稅的人做生意，並積極舉報逃稅者；也有人提出要防止收稅過程中的貪腐問題，請朝廷加強監督。
朱由校聽得連連點頭，週報的讀者基本上都是家有餘財的，既然大多數都支持朝廷收商業稅，當然說明大多數商人對商業稅並不牴觸，因爲他們明白交稅的意義，明白自己能平安經商是朝廷在後面當他們的靠山。有問題的是一些有後臺的商人，他們其實也已經交了稅，甚至比朝廷的稅率更高，只不過他們是交給了各級權貴，現在朝廷要收商業稅，他們當然不會願意。不過不管他們是願意還是不願意，朱由校都準備用強硬手段來把這個商業稅推行下去，哪怕出現《五人墓碑記》裡的情況也罷，商業稅，朕是一定要收的。
他命令王承恩把這些裡面寫得較好的稍加潤色，登在讀者來信欄目裡，並加編者按說皇上很感謝臣民的支持，一定會讓戶部制定出恰當的收稅制度和監督措施。
如何防止稅務貪腐問題，這確實是個大問題。朱由校先找來了魏忠賢，交代他東廠要在各級稅務部門裡派駐人員，專司監督之權。
魏忠賢自然是一切聽皇帝的，他拍着胸膛對朱由校保證：“只要有收稅的官員敢貪污，奴婢一定會讓他後悔來到這個世界上。”
朱由校連連點頭，大讚道：“你辦事，我放心。”又讓魏忠賢感動得淚流滿面，連連叩頭後意氣風發地退了下去。
朱由校還沉浸在這句名言中，等魏忠賢走後，他卻突然想起，歷史上這句話中的“你”最後做事並沒有讓“我”放心呀，如果東廠和稅務部門的沆瀣一氣，那怎麼辦呢？
不能什麼事都交給魏忠賢，這樣最後可能事沒幹好，還會害了他。我還是要建另一個監察機構，想起上次酒樓裡聽到的話，於是將張誠召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