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風聞奏事”，就是舉報人可以根據傳聞進行舉報，不必拿出真憑實據，也不署名。
意思是你罵人可以不負責任！
宋仁宗“發明”了“風聞奏事“的制度，也就是說諫官可以根據道聽途說來參奏大臣。此例一開，臺諫官員與執政大臣勢如水火，而皇帝卻在一旁偷着樂。南北朝期間，封建監察制度又有
一項重大的發展變化，即，御史有權“風聞奏事“，又稱“聞風彈事“。
史書上有關御史臺官僚風聞奏事的記載相當多，試舉數例：如《昭明文選》卷40“彈事”欄載南齊永明年間，御史中丞沈約彈劾王源與滿氏聯姻、受滿氏聘錢五萬事，即因“風聞”；《梁書·蕭穎達傳》，御史中丞任劾奏徵虜將軍蕭穎達非法徵收生魚稅，亦根據“風聞”；《梁書·王亮傳》任劾奏尚書左丞範縝“附下訕上”，還是“風聞”。
“風聞奏事”作爲中國古代監察制度中的重要舉報方式，舉報人可以通過“補空風捉鬼影”的方式進行匿名舉報，即使最終查明舉報不實，對舉報人都不加罪。
其初衷本是好的，讓官員在隨時被舉報彈劾的警示下執政，在一定程度上爲中國古代官場肅貪反瀆起到很好的促進推動作用。
畢竟在古代沒有現代化的監控系統，制度也不完善，一些大臣猛將手執權力，旁人很難監督。
長期下來，國將不國，保不準禍起蕭牆，有人造反！
上位者種種心驚擔憂之處，是一般人不能全然瞭解的，若是有什麼意外，便是項上人頭不保之時！
換作是你在位，也會找TJ幫忙，讓他們制約百官，有事沒事時讓他們互相掐架，當他們狗咬狗的時候，就沒好那麼多心思去琢磨造反的事情。
沒有九千歲，還會有八千歲或者是九千九百歲。
無它，你得保命。
否則一夜之間，山河變色，你身首異處。
也就有了宋明的以文制武，畢竟唐代藩鎮禍害之烈，令人心有餘悸。
安史之亂平定後，朝廷政令不出京城，城外盡是藩鎮，無可制約。
文官噴口水給你，你頂多是臉上臭臭的。
武將揮刀，那是要你的命！
一些大臣、將軍久在其位，或功高震主，或勢力龐大，黨羽衆多，但你不能輕舉妄動，如果在沒有拿到真憑實據之前你輕易對他們動手，就會動搖國本，令人不再信你。
問題是等你拿到證據，可能已經遲了！
因此宋代行臺諫制度，明代用科道體制，是皇帝保江山的一種方法，只是後來走歪了。
科，是指給事中；道，是指監察御史。它們共同構成明朝監察系統的主體。在中國傳統社會中，這是用來監督百官的監察系統。
明朝時設戶、禮、吏、刑、工、兵部六科給事中，側重於監察六部官員與事務，他們有封駁權，對朝廷經皇帝、執政大臣下發的聖旨、文書、章程，當他們認爲不合理或者不合法時，他們有駁回詔書的權利，也就是說他們認爲皇帝的決策不對時，完全可以將聖旨給懟回。
他們能規諫皇帝，充任言官，諫官制度自古就有，用來議論政事，以備顧問，減少朝廷政策失誤，約束君王私慾，這種諫官上達天聽的渠道被稱爲“言路”，因此，給事中也被稱爲“言官”。
還可以參加廷議和廷推，參與朝廷大政方針的制定，監督其執行。
他們的權限還有考察官吏，明朝對官吏的考覈有兩種方式，一種是以上制下，由吏部和都察院進行考覈，稱“考察”或者是“考滿”；另一種是以下制上，由科道糾劾，六科給事中是以下制上的主力軍，一般地，吏部負責各級官員的考覈，但同時要要給事中們負責把關，只有通過吏部和給事中的共同考覈，才能對官員進行評判。
尤其在每三年的“京察”即考覈在京百官時，給事中擁有不小的權利。
綜上所述，給事中具備了人事監督、紀委和業務部門的權利等的權利，非同小可！
監察御史屬於都察院，最高位置是左都御史，可與六部尚書同起同坐，負責監察各級官員的違法行爲，還參與對官員經濟政策的審覈，
大部分的科道官員的官階基本上不高，只等於地方上的七品縣令，這是朝廷以小制大的一種措施，但不要小瞧他們，號稱手握天憲，動輒地動山搖！
能夠讓這些品級不高的科道官員活躍起來的一個主要原因是“風聞奏事”體制，告人不用負責任，幹嘛不告呢？
北宋自太祖開始留下不殺文官的祖訓，基本爲後代遵循，還有一個潛規則，那就是科道官員輕易不能殺，不可動，否則，你是不是心虛了，你怕什麼？！
明朝自太祖立鼎，起初科道官員尚能積極完成其職責，但到了前明中期，吏治敗壞，朝臣們結黨營私，先後掀起一波波激烈的鬥爭。掌握諫言、參劾大權的科道官員常常成爲黨爭拉攏的對象，以實現黨同伐異、攻擊政敵的目的。這種以敵人之是爲非、以敵人之非爲是的作風，很明顯會讓皇帝真僞莫辨，讓政治信息失真、失靈，上下壅蔽的現象就會危害朝廷的統治。
明朝中後期，科道官員的行政職能、職業操守都發生了質的變化，
所以在馬士英所治的《前明國史》中明確地指出：前明亡於黨爭！
現在的皇帝還是姓朱，將來皇帝還是姓朱，不可能自家人打自家人的臉面，把責任推到奸臣的頭上，從而乾乾淨淨地把皇帝洗白。
既有奸黨，那麼從屬於奸黨的科道官員充當了馬前卒，經常成爲黨爭的急先鋒，其破壞力不容小覷。
新明既立，顏常武來了個一刀切，將“風聞奏事”給收了回來，科道官員還存在，但沒有那種告人不負責任的權利。
他是海賊行強權，文官們雖有不滿，但無人敢反他。
如此一來，科道官員的權利大縮水，帶來了業務官員如六部官員、地方官員的威權上升，官員貪贓枉法，憑勢欺人的事件漸多，民間怨氣有所擡頭，而執政的監國公主魄力不足，對於這樣的情形控制不力，漸漸力不從心。
比方說，新明十年七月，兵部準備派遣兵部郎中趙新華前往北海，料理凱旋官兵夫船事務，朱真真接報後專門發佈上諭，囑咐這些人不要藉機勒索地方、欺壓百姓，尤其告誡中央官員不要和地方官員沆瀣一氣。
然而她也知道雖然三令五申要嚴懲不貸，可苦於無人舉報彈劾，有法難施。
御史本來應該對這種事上奏，可是問題在於“此等事，科道雖有風聞，因無實據，未便題參。地方督撫，又以官兵勞苦，不想得罪中央官員，不行劾奏，以致如此”。
朝廷既希望科道能夠彈劾不法，又不願他們風聞奏事，也就是說通過如何科道獲得足夠準確的信息，對於新明的統治者來說仍然是個很矛盾的問題。如何解決這個矛盾，朱真真除了再次強調要嚴懲不貸外，似乎別無他法。
之前還算好，待到皇太孫主持朝政，朝議洶涌，藉機要求他恢復科道官員“風聞奏事”的權利！
……
聽朱和坪述說他的苦惱，顏琨冷笑道：“這是反攻清算，必不可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