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村”是三農革命的重點，每個新村的佈局都是經過了仔細的考證和規劃，根據各個地區實際情況不同，其人數規模下限至少不低於一千人，上限不超過一萬人。每個村除了農業公寓、農村別墅這些居住區，都設有都有幼兒園、小學、衛生所、供銷社、農技站、倉庫、磨房、運動場、食堂、機電維修所、廣播電影室等等公共設施。當然還有村公所、治安聯防、民兵等政府權力機構。
“集村並寨”是個很大的工程，需要新建相當數量的建築，所以現在整個解放區都成了個大工地，水泥廠、砂石廠和建材廠增加了數百個。儘管現在看起來，這項工程花費巨大，但是比起今後，因爲村寨佈局不合理而浪費的各種資源，就省得太多了。更加不要說，因爲“集村並寨”而減少的基層行政人員和行政成本，以及提高的管理效率。
最重要的是，“集村並寨”之後，才最有利於打破封建宗族關係，徹底粉碎鄉村的族權體系。因爲“集村並寨”並不是整村整村的遷移，而是以小家庭爲單位的遷移，同一個自然村的村民有可能被分到多個不同新村，尤其是那些大姓、大家族都會被拆散，跨村分配，甚至跨鄉、跨縣、跨府乃在跨省分配都有可能。
而且，這種分配還會按照階級進行拆分，那些自然村寨的原宗族族長、長老、原士紳以及勢力大的家族，都會被拆散後，再集中分配到某新村，使其與原宗族、同鄉隔離開，因此就形成了一些“族長村”、“地主村”。這些“地主村”、“族長村”的村民全都是原來的基層統治階級，這下子把他們丟在一起，這些老爺們都傻眼了，沒了可以調動的人手，他們就是個屁，左鄰右舍以前都是老爺，誰又能比誰有面子不成？
就算他們想在互相間鬥出個什麼名堂，也是不可能的事情。這種“地主村”、“族長村”的管理可要嚴得多，“平民新村”裡只有民兵，這裡卻是駐紮了正規軍，當然以後會換成武警，專政鐵拳可不會允許他們爲所欲爲的。再說，能分到“地主村”裡住的，都是平時沒有大惡的“良紳”和能配合革命的，識時務的地主，這些人都比較好管理。
那些劣跡斑斑的“土豪劣紳”和不識時務的傢伙，可沒資格住進來，這些人都是在各個工地或者“勞改農場”裡面，即使他們沒犯事的親戚也是提心吊膽，唯恐被清算，分在裡面也很老實，不敢再來嘗試科社黨的底線了。在科社黨可沒有“法不責衆”這一說，像那些臭名昭著的土匪村、山賊村，可是整村整村的被處決、被判刑。文德嗣領導的科社黨確實不喜歡殺戮，但那只是他們認爲這種做法沒什麼利益也很沒效率，並不是說他們不敢或不會殺戮。
雖然“地主村”這些人大都是“良紳”，但也不會讓他們繼續呆在原籍，這不是相信不相信的問題，而是必要的制度。這種集中安置的做法一方面是隔斷其社會關係，使其影響力在原住地完全消失；另一方面是方便控制，並進行洗腦轉化。還有一個不便說的目的，就是給其他的“平民新村”起個示範作用。
說句大實話，比起普通的農民，這些原統治階級的素質確實要高得多，他們多少都是讀了點書，其中大多數人在頭腦靈活、知識水平以及經營能力上，要比普通農民要強得多，也更能接受新事物。
當然最主要的是，這些人的本錢多，土改的時候政府都是給了補償的。能住進“地主村”哪家沒有幾百畝土地？按照每畝耕地10到50元，每畝山林1到10元的補償，家家都至少有上萬元的補償金，雖然按照拆分戶口的原則，大家族被拆成了小家庭，但每家分到幾百元也是起碼的。而且，土改只是強制贖買土地，牲畜、浮財並沒有動他們的。
這些人都是養尊處優慣了的，要他們像下層農民那樣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老老實實勞作，那是絕對不情願的，但現在身邊再也找不到使喚的人了，這可咋辦呢？於是，其中很多頭腦靈活的傢伙，就不再搞農業了，索性把資產拿出來去投資工商業，這些人都申請更換了城市戶口，全都進城辦廠經商去了，科社黨對於民族工業一向很扶持，在政策上都有優惠。
不過，還是有很多對工商業不熟悉的，抱有疑慮的，或這輩子就只想搞農業的人。這部分人繼續呆在農村，但也讓他們想出了偷懶的法子，那就是科技。
既然他們有較多的本錢，自然可以購買更多先進的科技產品，比如汽車、拖拉機、播種機、收割機、脫粒機、插秧機、自動飲水機、投料機等等各種交通工具、農業機械和畜牧養殖機械。一家人當然不夠買齊所有的東西，也沒有這個必要，畢竟現在一家子最多也就十幾畝地。但他們很快就接受了科社黨推出的“合作組”制度，十幾家或幾十家組成“合作組”，湊份子買齊所需的機械、車輛。
於是，這麼一來二去的，這些“地主村”居然成了國營農場之外最先實現機械化農業的地方，而這些人也很快嚐到了科技的好處。在農技站的指導下，無論是田間作業，還是畜禽養殖，全都大獲豐收。雖然現在自己的土地比過去少了，但算下來居然收入還比以前高。這讓他們大感驚訝之餘，也不由對科社黨越發信服和認同了。
其實，這並不奇怪，以前的畝產普遍都只有幾十斤到兩百斤的程度，靠收地租又能收多少？就算一畝地收二百斤，一千畝地也才收二十萬斤，就算收一半的地租也才十萬斤，而這些收入還不是全都能拿到手的，一大家子人要養活不說，還有應付清廷官府的各種苛捐雜稅和攤派。要知道，稅吏們收稅攤派的時候，首先找的就是這些地主，除了極少數奢遮的大地主，可以不買地方官吏的帳，一般的中小地主根本跑不了。這麼七折八扣下來，雖然他們比普通農民過得滋潤，但要說有多好，那恐怕也不見得。
尤其是“攤派”，這玩意兒可是專爲士紳地主們準備，一般的屁民可沒資格“享受”。被攤到破產的地主，可不在少數。還有“官役”，也就是把各種差事，諸如徭役、收稅等差事“承包”給地主們，讓他們去收稅和組織勞役，要是搞不好就得自己貼錢。
這活聽起來不難，但農民可不併都像某些宣傳資料上說的那麼純良質樸，抗租抗稅的從來就沒少過，並不是每家地主都養了武裝家丁、職業打手的。遇到這種事情大多數就只能抓瞎，更別說那些實在交不上的，或者逃稅逃役的，那就更沒辦法了。被“官役”逼得破產的地主士紳，也是毫不少見。當然這種“官役”對於那些沒節操的“土豪劣紳”來說，根本不是問題，反而是發財的手段。這也是清末以來，“劣幣驅逐良幣”，鄉村士紳逐漸劣化的重要原因。
但現在就不一樣，科社黨取消了所有的苛捐雜稅，以及最讓地主士紳們害怕的攤派和勞役。農業稅只有三成，雖然名義上稅率比清廷的正稅高（俺大清從來就不是靠正稅過日子的），但其他稀奇古怪的苛捐雜稅、攤派都沒了，就連幾千年一貫制的徭役都被廢除了，負擔反而要少得多。
加上各種科社黨政府提供的良種、化肥、農藥，現在一畝地輕輕鬆鬆就能產出千斤，要是再用心點，畝產一千四五百都不在話下，就算一家只有十幾畝地，可收個二萬斤不在話下，交了正稅也有萬多斤歸自家，這完全是過去想都不敢想的。
當然最主要的收入還是來自畜禽、水產養殖等各種副業，這些都是有各種良種，又有現代化的養殖方式，以及營養豐富的混合飼料，和防止疫病的藥物。再加上各種科技產品的運用，一年下來收入是種田的幾倍還多。
所以，在最早就行三農革命的川東、湖北一帶，十個模範村裡面起碼有七個是“地主村”，就一點不奇怪了。當然在宣傳的時候，對於他們的身份自然就忽略了，只是着重強調了他們對先進生產方式的運用，以及文化知識帶來的好處。
把自然村按階級拆分重組後，因爲沒了以前的族長、士紳等頭面人物，又是很多互相陌生的家庭組合在一起，想抱團都不容易，所以“平民村”也變得好管了許多。從心理學的角度看，人到了陌生的環境中，總是更容易服從權威，新村的最大權威自然就是掌握了行政力量和武裝力量的村政府了。
沒了宗族的掣肘，各項政策、各種措施執行起來都非常順利。科社黨搞三農革命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讓全國的農村徹底廢除小農經濟的模式，實現“規模化”和“集約化”的工業化生產，最終把傳統的農民變成“農業工人”，把農村變成現代化農場。
現在每個新村都分爲若干個“合作組”，由基層幹部和骨幹們（主要是退伍軍人）帶領着從事生產，等他們嚐到“規模化”甜頭之後，就不用人帶了。利益會驅動他們自覺自願的去幹，當然開始這幾年，基層幹部們是很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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