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工商並重？”李虎馬上明白了範直昌的意思。
“對。”範直昌說道，“我們以農業爲基礎，以商貿發展來帶動手工業的發展，以手工業的發展來創造更多的財富，從而促進中土財富的增加。中土財富增加了，朝廷在重新分配財富的時候就掌握了主動，就可以讓王國、官僚富豪商賈和普通百姓的財富都隨着中土財富的增加而增加，繼而形成一種利益上的平衡，達到國富民強這個最終目標，如此一來，我們的變革就成功了。”
“所以，我認爲，我們的變革策略應該是在確保農業的基礎上，大力發展手工業和商業，這樣不但擺脫了‘抑兼併’和‘不抑兼併’的桎梏，也緩解了朝廷、官僚富豪商賈和普通百姓之間激烈利益衝突，緩和了官民之間的矛盾，從而確保朝廷的變革穩步推進，確保中土國力迅速增強並完成統一大業。”
李虎陷入沉思。
範直昌的變革是全新的，是他在書上沒有看到過的，也是歷代變革先賢從來沒有嘗試過的新辦法。
範直昌則滔滔不絕，繼續闡述自己的變革策略。這一次，他說到了土地制度和田賦，說到了國之根本。
“從歷史上來看，每到王朝更替的時候，土地兼併也是最嚴重的時候，土地兼併造成百姓無田可耕，百姓無法生存了，於是揭竿而起，但本朝百姓揭竿而起，卻不是因爲無法生存。本朝爲防止難民暴亂，有完善的募兵和賑濟制度，確保人人都有一口飯，都能生存，所以本朝百姓揭竿而起的暴亂寥寥無幾。”
“立國初期，川蜀王小波、李順.起義，是因爲朝廷的茶葉專賣政策；前幾年宋江起義，是因爲朝廷的刮田政策；江南的方臘起義，同樣因爲專賣政策原因；河北起義，還是政策原因。所有這些政策都體現了一個特點，官與民爭利。朝廷爲了增賦，橫徵暴斂，把百姓逼得沒有活路了，這些人爲了反抗暴政，揭竿而起。”
“本朝田制不立，土地自由買賣，土.地兼併是歷朝歷代以來最嚴重的一個時期，但百姓沒有爲土地嚴重兼併而失去生存的機會，也沒有
爲此而造反，相反，他們不堪於朝廷新政的壓榨而造反了。王小波、李順是川蜀的茶商，宋江是梁山泊的莊園主，方臘是漆園的僱工，他們都不是耕地的農民，他們都是被朝廷爲增賦而實施的掠奪他們財富的財經政策逼反的。”
“王荊公變法，因爲受到舊黨的.百般阻擾，尚沒有走到官逼民反的嚴重地步。蔡京主政，把對手全部趕出了朝廷，爲所欲爲，結果官逼民反。我們變革，也是一言堂，同樣沒有對手，總帥利用強悍的武力，可以強行推行各項變革政策，但危險性更大，稍有錯誤，必定引發一連串的事故，後果不堪設想。”
“總帥和朝中大臣在變革的時候充分總結了文荊.公和蔡京變法失敗的教訓，尤其在財經制度上，更是小心翼翼，唯恐激起民憤，但到目前爲止，朝廷的財經制度改革都是撥亂反正，都是廢止蔡京新政的蛻變部分，基本上還在沿襲文荊公變法的思路，不敢有分毫的篡越。”
“文荊公變法是在大宋原有制度上的修改和完善，.雖然有助於朝廷改善財政危機，但效果不明顯，需要一段漫長的時
間。當年文荊公試圖立竿見影，步子邁得太大，失敗了；蔡京主政後，步伐不是邁得太大，而是打馬飛奔，結果一敗塗地。”
“兩人失敗的原因，歸究起來都是一個，財經制度.改革的失敗。本朝賦稅兩大塊，田賦，就是土地稅，在鄉村收取。其次就是商稅，主要在城市收取。其它諸如身丁稅、官田稅都有限，要想增加賦稅收入，必須在田賦和商稅上想辦法。”
“本朝土地稅是.兩稅法，就是秋夏各徵一次田賦。本朝土地數量基本固定，在土地大量兼併的情況下，田賦沒有增長的可能性，只有想方設法堵塞瞞報漏報，確保田賦不減。”
“田賦沒有辦法增收，只要在商稅上想辦法，於是就有了蔡京的榷茶制度，新的鹽鈔法，變‘交子’爲‘錢引’等等一系列掠奪制度，但這遠遠解決不了問題，蔡京一咬牙，巧立名目增收賦稅，搜刮民田，增加免役錢，胡搞一氣，結果官逼民反，新政失敗，蔡京也身敗名裂。”
“文荊公和蔡京的變法，單純從財經
制度上來看，都是理財。大宋財富就那麼多，你不設法創造出更多的財富，那所謂的理財就是重新分配財富，而不是去創造財富。只有一塊大餅，三個人分，你分得多了，其它兩個自然分得少，矛盾自然就大了，所以這辦法行不通。退一步說，即使文荊公變法成功了，也無法從根源上解決財政危機，遲早都要引爆新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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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虎認同範直昌的觀點。
大宋財政危機的確不是土地兼併引起的，大宋的財政收入非常高，但大宋制度造成的三冗弊端造成國庫入不敷出，一旦有了戰爭等額外支出，財政隨即無法維持。
“土地兼併的最大弊端是地主想方設法少繳或者乾脆不繳田賦，如果我們從土地兼併問題上着手，修改‘田制不立’這個基本國策，是不是可以增加賦稅收入？”李虎問道。
“你這個想法蔡京試過了，西城刮田所就是負責幹這個，這個辦法作用有限，就算我們拋開貪贓
枉法的因素讓官田數量增加了，但總體財富沒有增加，而且，它將嚴重影響糧食產量，繼而直接影響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
範直昌這句話讓李虎很驚訝，“有這麼嚴重？”
範直昌點了點頭，“本朝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正是得益於‘田制不立、不抑兼併’的土地制度，這個制度一旦改了，賦稅收入不是增加，而是驟減。”
“本朝的土地制度允許農戶將荒閒田土開墾爲自己的恆業，並加以政策支持和鼓勵，這導致農戶們紛紛向過去荒閒的水域、灘塗、沙地要土地，出現了圩田、沙田等一系列新的土地，直接推動了土地墾殖數量的增加。這個制度如果改了，還有誰去開墾土地？”
“土地是自己的，所以不管是小農家庭還是大地主，都會竭盡全力將自己擁有的土地效益最大化。對於小農家庭來說，主要是勤懇勞作、利用更爲先進的耕作技術及工具提高產量，以便養活自己，改善生活；對於大地主來說，不僅要在土地上進行規模化耕
作，以獲得最大收益，還要傾力投資以便把這份家產世代繼承下去。這直接導致農業發展，糧食產量增加。如果土地都變成官田，土地都是官府的，農夫們爲官府種田，還有多少積極性？官府又會在土地上連續投資以提高產量嗎？”
“土地兼併導致租佃製出現，而租佃制對農業生產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地主有土地，將土地租佃給無地農戶耕種，雙方依照契約進行收益分成，在此制度下，佃農可以最大限度地規避風險，另外由於地主少、佃農多，有競爭，使得佃農耕地積極提高，而地主因此獲得更多的土地收益。由此促進了農業發展，提高了糧食產量，提高了農夫們的生活水平。”
“農業發展了，大量的剩餘勞動力隨即出現。朝廷爲解決這一問題，積極發展工商、採礦、紡織、加工、運輸等行業，以幫助鄉村的剩餘勞動力生存下去，並確保國家的穩定。假如土地制度改了，農業發展陷入停頓甚至倒退，那麼我們拿什麼養活一億人口？土地是國之根本，土地制度更關係到國祚興亡，今日中土的土地制度有利於國家發展，爲什麼要修改？”
“不管是我祖父，還是文荊公，蔡京，沒有人對大宋的土地制度提出質疑。”範直昌鄭重說道，“大宋的土地制度絕對不能改。”
“當然，土地兼併的弊端非常嚴重，它直接導致貧富分化，尤其到了今天，貧富懸殊更是可怕，由此導致叛亂迭起。早年王小波、李順起義，檄文裡就提出要‘均貧富’，宋江、方臘起義同樣如此，但貧富分化不僅僅是土地兼併造成的，還有其它各種原因，而解決貧富分化就是要修改財經制度，合理分配財富。爲解決這個問題，就要變革，但像文荊公、蔡京這樣變革顯然不對，雖然他們的初衷都是好的，他們也不想搜刮百姓，把百姓逼上絕路，但結果偏偏把百姓逼得造反了。”
“總帥現在的變革屬於是撥亂反正，以換取民心。”
“撥亂反正的後果是賦稅銳減，賦稅銳減的後果可想而知，雖然現在朝廷的機構和官員大量精簡，廢除了所有不合理的費用開支，包括京都擴建都停了下來，而軍隊僅保持在四十萬不再增加，但天下三分，戰爭不斷，目前的賦稅收入只能維持正常
開支，進行一統天下的征伐大戰絕對不可能。”
“我們在此情況下，繼續走文荊公的變法之路肯定不行了，我們必須走其它的路，而最好的辦法就是農工商並重，在進一步發展手工業，增加總體財富的同時，進一步發展商業，然後在此基礎上修改賦稅制度，合理分配財富，以實現國富民強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