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好，
風景舊曾諳。
日出江花紅勝火，
春來江水綠如藍。
時間進入文昌元年二月，楊逸帶着一家老小徐徐北返，沿途遊歷湖州、蘇州、太湖、無錫等地；
楊逸帶着清娘她們，流連於蘇州那悠長的雨巷，看那潑墨山水畫中閃過的油紙傘。
或相攜於古色古香的小鎮，在臨水的屋檐下，細看薄胎青瓷瓶上的花紋。
或盪舟於古老的拱橋邊，看河對面升起的裊裊炊煙。
或躲於誰家馬頭牆裡伸出的芭蕉葉下，看河上飄落的空濛細雨中滑過的烏逢船。
清娘眼中的笑意活了整個江南的初春，腮邊的梨窩醉了兩岸紅花綠柳，偶爾研墨提筆寫下的那些小令，細膩如羞花沾落地、婉約如湖面上的青山倒映。
清孃的詩、琴操的琴、湘弦的舞，讓楊逸感覺走到哪裡都是人間天堂。
吳山青，
越山青，
兩岸青山相送迎。
一江煙雨晴。
歌一程，
舞一程，
羅帶春風結同心。
攜手畫中行。
到了揚州，楊逸接着劉青蔳的一道詔書，不得不拋下妻兒老小，獨自快馬趕進京。
詔書上提到了兩件事，一件有關西北，隨着仁多保忠、嵬名阿吳相繼出任宋軍騎兵主將，卓囉和南軍司都統軍乞力剛突然率衆歸附大宋，“賀蘭賊”不斷壯大。而遼國又自顧不暇，無力顧及西夏，西夏的局勢越來越亂。
朝廷打算趁此機會襲取涼州，進一步奪取河西走廊。
另一件事，今年的河北、河東、京畿、陝西裁撤廂軍的工作已經展開，朝廷並有意從裁撤下來的廂軍中招募十萬勞力，拉開治理黃河的大幕。
這每一件事對大宋來說。都是至關重要、不可掉以輕心的，因此劉清菁才緊急詔令楊逸回京。
治河的大幕終於要掛開了！
自唐末以來，藩鎮割據嚴重。五代各王朝戰亂不休，長時期無人關注治河築堤等事宜，這就造成了有宋一代黃河下游地區屢屢決口。給大宋百姓帶來了深重的災難，自大宋立國以來，中下游地區發生決口事件已越過70次。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年），黃河決於滑州韓村，東南流至徐州入淮水；
此後，黃河又於真宗鹹平三年（1000年），天禧三年（1019年）、天禧四年，三次決口，河水奪淮，其中天禧四年的決口歷時七年。氾濫郡縣三十餘個，被視爲歷史上黃河第七次較大改道。
到仁宗慶曆年間，黃河決於澶州（河南濮陽市）之商婦埽，河道自大名改向北流，經冀州至乾寧軍（河北青縣）。而入海。
十年後，於仁宗嘉祐年間，又因在大名、恩州之間決口，遂又派生出流向德州、滄州至無棣縣入海的一股。
從此黃河下游分作北流和東流好幾股。
熙寧二年（1069年）神宗起用王安石爲參知政事，次年拜相，拉開了改革的歷史大幕。
王安石推行的一系列新法中。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項便是農田水利法。
他當政後，不管司馬光、文彥博等人如何反對，果斷地把二股河開修疏浚，把東流疏通後，把北流給堵住了；
在完成了這件事之後，他還在開封設置了一個“疏浚黃河司”，派人專門負責長年疏浚黃河，以防止泥沙淤積。
此舉遭到了司馬光、文彥博等人大力阻撓和破壞，當時文彥博在大名府爲官，認爲王安石疏浚黃河的行爲“天下指笑，以爲兒戲”。
並數次上書說：“浚川司浚河身，始末盡在河底，深淺固難詳。”
這話就是說，你疏浚黃河，河道是不是變深了，泥沙被沖走了多少，咱們也沒法潛到水底查看，這麼幹只會讓天下人笑話，停了吧。
有些人反對理由更充分，哪怕只是局部地區的疏浚整治，竟也深恐因聚衆治河，會引發大的叛亂；
別的不說，秦始皇修長城，致使漁陽鼓響；
隋煬帝挖運河，致使天下羣雄並起；
這都是前車之鑑啊！因此，咱們還是什麼也別乾的好！
這樣安全。
更有甚者還說“開河（即浚治黃河）如放火，不開河如失火”，意思就是說治理不治理都一樣。
很好，很強大！持這種觀點的人他家一定不在黃河邊上！
治理了，有可能引發河工鬧事；
不治理，反正衝不到我家；
因此還是不治理的好，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隨它去吧！
裁軍他們怕叛亂，治河他們怕叛亂，然而再沒譜的意見，一但強大的一種程度，他就是真理，他就能起作用。
疏浚黃河司最終被撤銷，治河工作停滯下來。
至元豐四年，黃河在澶州小吳埽決口，北注御河，大致沿着王莽河故道入永濟渠，經清河等若干州縣後入海，摧毀農田不計其數，損失極爲慘重。
同時東流水勢大減，河道淤塞更加嚴重，黃河總體上又恢復了北流的局面。
元祐年間，由於朔、洛、蜀幾黨忙於內鬥，加上財稅日漸縮水，冗兵、冗員日多，治河工作成效更差，使得水患頻發。
這一次次血的教訓，讓革新派不得正視治河工程，現在革新派執政也有好幾年了，幾年來把外部環境犁了一片，至少不用再多提心遼夏趁機進犯了，治河工程便正式提上日程。
楊逸回到東京時，正好趕上一場熱烈的治河朝議。
莊嚴的金鑾殿上。百官齊聚，共議治河事宜。
都水監勾當公事李承宗一上來就提出，把今年裁下來的二十萬廂軍全部徵調爲河工，並在全國開徵河役免夫錢。
所謂的‘河役免夫錢’由來以久，就是向百姓專門徵收治理黃河的賦稅，此法在王安石施行免役法後，就基本被廢除了。李承宗急於求成，又想開此惡例。
別人怎麼想楊逸不管，他絕對不同意再開這種口子。今天治河收河役免夫錢，明天打仗又要收戰爭稅，這算什麼事？
楊逸出班奏道：“治河工程浩大。絕非一朝一夕之功，急於求成只會使得民生凋敝，禍亂叢生。開徵河役免夫錢此舉更是不可取，自紹聖元年統一稅賦以來，朝廷除正稅之外，就免去了一切雜稅，若是再開此例，必定民心盡失，怨聲載道。”
確實，統一賦稅。官紳一體納糧，已經將舉國士紳得罪完了，若再開雜稅，則普通百姓也必將心寒徹骨，那朝廷可就危險了。
因此楊逸出面反對後。很多人都表示支持楊逸所言，李承宗的提議當即被否定。
然而事情很快又陷入另一個僵局，那就是“北流”和“東流”之爭。
自從黃河北流以來，是順黃河北流，還是將其導回東流，兩者之間的爭論就沒停止過。元祐年間舊黨爭了十年，沒爭出外結果來。
現在又來了。
一直以來，黃河中下游的治理，與大宋的政治，經濟，軍事，民族關係等諸多方面的社會問題密切關聯，併產生了相互的影響，並非單純的治河問題。
以前，出於軍事上的考慮，在朝廷有大量“冗兵”，而在抗禦遼國、西夏的鬥爭中，卻長期處於被動局面；
執政者也自然將對黃河下游的治理、與北方邊境的軍事防禦體系結合在一起；
希望藉助黃河這一天險，來加強北方軍事防禦。
可以說，防禦遼國始終是朝野士人在治河工程中、考慮的重要原因之一。
尤其在澶淵之盟後，治河工程的開展，更是多與大宋國策、軍策的制定，緊密聯繫在一起，從一個側面折射出大宋以防邊爲重的基本策略，
總的看來，在以前特殊的環境下，大宋一方面要加強對黃河的治理，另一方面，又希望發揮黃河防禦遼國中的重要作用。
也就導致了朝廷長期疲於應付治河與御遼兩條戰線，在以前的客觀環境下，這也是因形勢所迫而形成的一種無奈局面。
現在朝堂上再次陷入這種爭論，是依然有許多人無法消除、把黃河納入軍事防禦體系的想法。
現在遼國疲弱了，大宋在軍事上佔了上風，那麼還需不需要黃河作爲軍事屏障呢？
楊逸個人認爲：需要。
因爲你一時佔了上風，不代表代什麼時候都強大，京城北面除了一條黃河，再無險隘可以憑藉。
有些人或許認爲“固國不以山溪之險”，而應儘量向外擴張，但楊逸認爲，國家強大了向外擴張是必然，但前提是，先把自己的根基弄穩妥才行。
否則你越向外擴張，防線拉得越開，一但有事，京城瞬間就失守，頭頭腦腦就被一窩端了，這還得了？因此京城還是有所憑藉爲好。
另外就是，京城若無險可守，就必須駐守重兵，百年耗費多少，誰能計數？
現在主張北流的人，說主東流是“逆河之性”。當初王安石堵住北流，未幾年又再次決口就是教訓，所以應該順其北去，加高加固北流沿岸的堤防即可。
而主張東流的人，則認爲憑其北流是苟且偷安之計，河北地勢平坦，水流平緩，泥沙易於沉積，很快便會變成地上河。
而且北流之後，下游河道等於是加長了一半，若只顧得眼前方便，今後防治起來更加困難。
另外北流經過的都是適合耕作的平原地區，它直接侵佔、和間接摧毀了無數良田，給河北民生造成了極大的破壞。
而且黃河北流之後，是搶佔御河和葫蘆湖下游入海，御河和葫蘆河失去了入海渠道，兩河又相繼淤塞氾濫。
御河承擔着北方沿邊漕運軍糧、物資的重要職能，也是南方商品流通北方的主要渠道。被黃河搶道後，御河淤塞，漕運功能幾乎喪失。
對於“北流”和“東流”之爭，楊逸沒有太大的興趣，他很少發言，大概許多人到現在還以爲，這次治河是象以前一樣，修修補補而了事。
但事實上，在楊逸與章惇等人的計劃中，這將是一次近似隋煬帝開挖運河一樣的巨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