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望秋有些驚訝，心想我們中國也在進行幾乎相同的討論，才兩年的時間，很多人都搞得勢不兩立了，就道：“吵了這麼多年，竟然還能坐在一起討論，倒是挺難得的。”
皮爾-卡丹笑着道：“很多激進的人都退出沙龍了，比如戈達爾。戈達爾第一部電影是夏布洛爾投資的，而且跟特呂弗是親密戰友。在夏布洛爾迴歸商業片後，戈達爾意見很大，覺得這是在向資產階級投降。等到特呂弗開始拍商業電影后，戈達爾憤怒地退出了沙龍，並公開宣稱，特呂弗絕對不懂拍電影，他只拍了一部真正的電影，就是《四百擊》，那之後他只不過在講故事罷了。在那之後，很多跟戈達爾持相同的觀點的人先後退出沙龍。原來沙龍組織活動的時候，會有數百人蔘加，現在你也看到了，就這麼點人。留下的人雖然繼續爭吵，但還算是能包容對方，不像戈達爾他們那麼極端。”
特呂弗與戈達爾的恩怨是電影史一樁有名的公案，只要學電影的，對此都是耳熟能詳。只是許望秋沒想到他們都曾是這個沙龍的成員，並在沙龍中激烈爭吵過。
皮爾-卡丹繼續道：“我聽他們說，今年年初戈達爾從日內瓦回來了一趟，找到夏布洛爾，希望跟他們和解。夏布洛爾說，我沒有關係，但你長時間攻擊特呂弗，他真的非常傷心，恐怕很難跟你和好。當時特呂弗不在巴黎，戈達爾沒有見到他，就回瑞士了。聽說他給特呂弗寫了封信，表示希望和解，還說要邀請夏布洛爾，裡維特和特呂弗到日內瓦當面談談，他說，無論如何，友誼尚存。特呂弗拒絕了，並回了一封長信，他在信裡寫道，如果你準備拍一部自傳，片名我知道，就叫《一坨屎就是一坨屎》。”
戈達爾和特呂弗原本是親密無間的戰友，好得可以穿一條褲子，鬧到如今這步田地，許望秋真的爲他們感到遺憾。他想到了張一謀他們，現在大家非常團結，卯足了勁頭，要改變中國電影的現狀，可將來會怎麼樣呢？會不會因爲觀念不同而決裂？會不會鬧到戈達爾他們這般田地呢？許望秋不知道，但他希望不會。
許望秋沒有參與波蘭斯基他們的爭論，在一旁靜靜地聽着。他知道自己把觀點亮出來非但不能改變什麼，反而會招來許多敵人。法國電影往哪個方向走，是死是活，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懶得操這份閒心。
不過許望秋當吃瓜羣衆沒當多久，還是被拉入了戰團。娜塔莎-金斯基見許望秋興致盎然的看雙方吵架，好奇地道：“你是什麼觀點，你認爲電影應該更藝術，還是應該更商業？”
娜塔莎-金斯基這麼一說，衆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許望秋身上，想聽聽許望秋的觀點。
許望秋見衆人都盯着自己，心裡十分無奈，他真的不想摻和法國電影圈的爭鬥，不過現在這麼多人等着他發言，肯定是躲不過去的，就道：“太祖曾經說過，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其實對電影產業來說也是如此，電影要搞好必須搞清楚我們的敵人是誰。
我認爲商業電影和藝術電影不應該是敵人，我們現在真正的敵人是誰？是好萊塢。好萊塢是一種強權文化，如同美國的強權政治一樣。如何應對好萊塢文化霸權，以及好萊塢文化入侵，是世界上很多國家電影人都面臨的共同問題。你們爲了對付好萊塢，主張走跟好萊塢完全不同的路線，搞作者電影，走精英路線；而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國家對藝術的態度是文藝作品要爲最廣大的人民服務。中國革命靠的是農村包圍城市的路線，也就是羣衆路線。我們認爲要對抗好萊塢就要走羣衆路線，要拍觀衆喜聞樂見的電影。只有團結了最廣大的人民羣衆，讓最廣大的人民羣衆喜歡我們的電影，那我們才能夠打敗好萊塢。
電影的路該怎麼走，各國的情況各有不同。就像蘇聯十月革命是在城市取得成功的，那是蘇聯自身的條件決定的。我們中國的情況跟蘇聯不同，就不能走這條道路。在中國革命的早期，有一幫人主張學習蘇聯，在城市搞革命，結果損失慘重，最終靠農村包圍城市的路線取得了成功。我覺得電影也是這樣，法國大學生多、知識分子多，走精英路線、作者路線也許能夠成功。但我們中國貧窮落後，國民受教育程度比較低，拍高深的藝術片大家不愛看，精英路線肯定是走不通的，只能走羣衆路線，用商業片跟好萊塢爭奪文化控制權。
我認爲商業電影和藝術電影並不是對立，尤其是在好萊塢大兵壓境的情況下，雙方更應該攜手合作，守住我們的文化。”
娜塔莎-金斯基不懂許望秋在講什麼，羣衆路線，農村包圍城市這些東西聽都沒有聽過。不過其他人大部分都能夠聽懂，這些人基本上都是佐派，甚至讀過《太祖語錄》，只是他們沒想到許望秋會把商業片和藝術片的爭論跟革命路線扯到一起，而且聽上去還挺有道理。
“拍商業電影是走羣衆路線，是農村包圍城市，你的這個說法挺有意思。”波蘭斯基是社會主義國家出來的，五月風暴的時候，他在戛納跟戈達爾等人高呼“要電影更要革命”。他對革命認識比其他人要深，聽完許望秋的話不禁拍起手來。
“你說得很對，與爭論商業和藝術到底誰更重要相比，如何面對好萊塢入侵纔是我們面臨的最大問題。最近幾年好萊塢電影的觀影人次逐年上漲，在這麼下去，要不了幾年，好萊塢電影在法國的市場份額就會超過法國電影。”夏布洛爾連連點頭。
“有道理啊！”其他支持商業電影的人也不住點頭。
支持新浪潮的人很快反駁道：“我不認同你的觀點，商業電影追求商業利益，只有利益的計算，沒有文化和精神追求，最終會製造出大量的文化垃圾。就像前幾年，法國掀起了一股拍色情片的風潮，因爲那種電影特別賺錢。如果任由商業片氾濫，就算我們抵抗住了好萊塢又有什麼用呢？我們的文化丟了。”
“就算法國電影最終死掉，死在藝術片手中，也比死在商業片手中好。死在藝術片手中，至少還有藝術精品留下；死在商業片手中，留下的只有文化垃圾。”
許望秋知道自己很難說服這些人，在八十年代後期，法國的本電影被好萊塢打得丟盔卸甲，紛紛跌到了20%，很多人驚呼“法國電影完蛋了”。在這種情況下，呂克-貝鬆大膽向好萊塢學習，投身到具有觀賞性和娛樂性的類型電影，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他的帶動下，法國新一代年輕導演也開始加入到類型片的行列裡來，拍出了《的士速遞》、《颶風營救》等海外大賣的電影，使得法國電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復興。
不過法國評論界卻沒有絲毫念呂克-貝鬆的好，反而抨擊他墮落，罵他向好萊塢投降，他的每一部電影幾乎都會遭到法國評論界的瘋狂謾罵。
呂克-貝鬆尚且如此，更何況許望秋這個外人了，不過他還是道：“爲什麼一定要把兩者對立起來呢？在三十年代時候，中國有代表工人和農民的利益的共產黨，以及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這兩個黨是敵人，一直在打仗。當東瀛人侵略中國後，這兩個黨很快聯合起來，組成統一在線，最終把侵略者趕出了中國。現在法國電影面臨的是類似的情形，面臨好萊塢入侵，爲什麼不攜起手來，組成統一戰線，共同應對好萊塢入侵呢？”
波蘭斯基忍不住道：“法國人是有名的內鬥內行，外鬥外行，想讓他們聯手抵禦外敵，簡直是不可能的。”
在場的法國人聞言對波蘭斯基怒目而視，甚至有人道：“要說內鬥，誰比得上你們波蘭人！”
事情就如波蘭斯基說的那樣，許望秋的話沒有起任何作用，支持商業片和支持藝術片的人很快又爭論起來，吵得不可開交。
許望秋微微嘆了口氣，其實中國電影又何嘗不是如此，上一世中國電影跌到谷底，國產電影市場份額不到20%，而這些國產片大部分是靠政府包場的主旋律影片。中國電影處在瀕臨死亡的邊緣，在如此艱難的情況，電影專家和影評人們任然視商業電影爲仇寇，商業片出來一部罵一部，簡直跟犯下了滔天大罪似的。
許望秋突然有些疲憊，不想再待下去，便對皮爾-卡丹說想回去了。隨後他和皮爾-卡丹起身向在場衆人道別，並再次向衆人發出邀請，希望他們出席《獵鷹》的首映。
第二天上午，許望秋和中國電影代表團離開巴黎，坐飛機飛到尼斯，然後坐小火車前往戛納。在火車上，一個亞裔男子看到許望秋他們，略帶激動地問，你們是越南人嗎？許望秋他們笑着回答，不是，我們是中國人。那個越南人臉色大變，將頭轉到一邊，再也不理他們。
在許望秋他們之前，中國電影人先後三次參加戛納電影節。1956年中國電影《白毛女》在戛納展映，1979年謝鐵驪導演的電影《早春二月》入圍一種關注單元，去年《鋤奸》、《小花》和《哪吒鬧海》在戛納展映。
這一次，中國組織了一支的龐大代表團，帶了九部電影過來展映。戛納專門爲中國電影組織了一個特別展映單元，其中許望秋的《獵鷹》是最後的壓軸影片。
許望秋他們抵達戛納的時候，電影節已經開始好幾天了。街道兩側到處是大幅的宣傳廣告和飄揚的彩旗，而大街上隨處都可以見到俊男美女穿着漂亮的禮服，拍照留念。
人羣中一個身材高挑，穿着超短裙的女子，引起了張一謀的注意。看着那雙白花花的大長腿，他不禁嚥了咽口水。不過就在這時，他發現張一謀正看着自己直接笑，不禁老臉一紅，批判道：“資本主義果然墮落，這成何體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