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不爲不相信日本領事館的電檢課有這麼大的本事，能真的將袁殊與重慶聯絡過的電波信號全部偵聽到，全部記錄下來。
除非日本人早就盯住了這個頻段，不然電檢課根本沒有那個能耐，能同時能偵聽幾百上千個頻段。
因爲領事館沒有幾百上千部電臺。
看看麥家的《風聲》當中的情節就知道了。
那已是五十六年代，雷達技術已相當發達，甚至已經有了電波測向技術，知道敵特之間聯絡的信號，肯定會朝着一個方向收發：臺灣。
但即便如此，尋找臺灣的秘密電臺時，依舊需要上百部的電臺同時偵聽。
電臺又不是大白菜，方不爲估計，日本領事館有十部左右的電臺頂天了。
還必須得有兩塊錢中五百萬的運氣，才恰好能聽到袁殊的電臺發出的信號，並恰好做了記錄。
所以巖井英一讓赤木親之至電檢課調閱該頻段是否有記錄時，方不爲一點都不擔心。
這跟“天上掉下了一顆流星，恰好砸到了袁殊頭上”的機率差不多，運氣不可能差到這種程度。
現在只需要斬斷何建英這根線，再提醒袁殊不要中了日本人的圈套，就基本上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至於那個報刊亭怎麼處理，還要再聽聽袁殊的意思。
不是方不爲下不去手。
如果這個老闆失蹤，或是被殺，恰好引起日本人的懷疑，追着這條線調查怎麼辦？
袁殊也是這家報刊亭的常客，說不定就會弄巧成拙。
方不爲給黃包車師傅交待了一聲，往金神父路的方向走去。
《集納報社》就在金神父路。
三零年左右，袁殊從日本留學回來，創辦了《文藝新聞》，當時他發表最多的，則是抨擊政府當局的文章。
後來《文藝新聞》被國黨當局靳令停刊，袁殊轉移陣地，開始在《集納》上發表文章。
這家報紙，與左聯文人之間的關係也很密切，而袁殊早年的公開身份，本就是左傾主義文人。
到了報社，方不爲以刊登廣告的名議，與報社主編一頓胡侃。
在這不到半個小時的功夫裡，他不但見到了何建英，還在他身上留了一枚竊聽器。
交了點訂金，離開報社之後，方不爲沒有叫車，而是繞過了兩條街，特意走遠了一些之後，又給報社打了個電話，說是要找何建英。
“建英，我是餘龍，你家裡進賊了，趕快回來一趟……”
餘龍是馬春風的代號，家裡進賊的意思是事發了，趕快跑。
何建英臉上面無血色，身體跟着晃了兩下。
旁邊的同事還以爲他在家裡放了什麼貴重物品，好心勸着他：“別急，先回去看一下，萬一沒丟呢？”
不知道是哪裡出了問題，但這個電話裡說的暗語，卻表明事態非常嚴重。
命令竟然是馬局長下達的，那袁殊呢？
何建英不敢怠慢，掛了電話，給報社主編打了聲招呼，急匆匆的走了。
看何建英出了報社，方不爲才叫了一輛黃包車，回了外灘酒店。
沒辦法，爲了避免何建英被捕，方不爲必須要在何建英身上裝一枚竊聽器，以隨時掌控他的行蹤。
到了必要時候，只能採要手段。
半路上，方不爲找了個僻靜的地方卸了妝，又回到了外灘酒店。
他在等天黑。
白天的袁殊，不是在巖井公館，就在日本領事館，很少會走出虹地界口。
即便外出，他身邊也時時刻刻都有人，方不爲根本沒辦法接觸。
打電話更不可能，比方不爲用齊希聲的身份光明正大的和袁殊見面，還容易引起日本人的懷疑。
可以這麼說，站在巖井英一的立場上，調查內奸，他首會先懷疑中國人，其次纔是日本人，而赤木親之調查的方向，也是以此爲重點。
所以袁殊已經站在暴露的邊緣，任何一丁點的異常，都會被日本人無限放大。
方不爲想了又想，還是決定，還不能用齊希聲的身份，公開和袁殊見面。
會不會讓日本人起疑先不提，關鍵是，齊希聲就是“自己人”這個秘密，是肯定保不住了。
因爲袁殊的身份太過複雜：地下黨，軍統，中統，遠東國際共產主義聯盟，七十六號的丁默邨和李士羣，以及即將成立的汪僞政權……
甚至是日本人，七十六號，以及汪僞政府這三者之間，都不是很清楚，他與其它兩方的具體關係。
比如巖井英一，從來只知道袁殊和李士羣的關係不太好，卻不知道袁殊一直和丁默邨暗中有聯繫。
誰敢信？
後世看蘇德戰爭時期，美蘇冷戰時期的諜戰片，方不爲都沒見過這樣的故事人物。
間諜做到他這個份上，絕對是前無來者，後無古人。
所以不到萬不得已，方不爲不想把這一層身份暴露給袁殊。
方不爲的初步設想是，想辦法接觸到袁殊的老婆丁景星，再由丁景星聯繫到袁殊。
一想到丁景星，方不爲就情不自禁的，再次佩服起袁殊來。
他先在老家上過三年私塾，後來到上海，流落街頭時餓昏之後，被豐子愷先生創辦的藝達學園收留，以旁聽生的名義，讀了一年半的文學。
他與左聯的淵源，就是這麼來的。
所以，嚴格說起來，袁殊連小學都沒畢業。
能成爲聞名上海的作家，記者，甚至日語能說的以假亂真，全都是他自學來的。
方不爲認爲，袁殊能爲這麼大的成就，除了他自身努力之外，有三分之一的功勞，屬於他夫人馬景星。
沒有馬景星，袁殊別說兩度去日本留學了，他連船票都買不起。
他去日本留學的那個成都大學的假文憑，也是馬景星託關係花錢給他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