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
在仁川特區，第一座紅磚結構建築除去紡織廠、細棉土廠的廠房之外，恐怕就是位於南區臨海的“東亞同文學院”了，甚至這是整個特區第一座的公共建築，由此可見其於特區內的地位，而東亞同文學院的創辦之所以被置於如此高度，卻是出於一個目的——對朝鮮同化政策的需要，當然更爲重要的一點，是培養特區需要的人才，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東亞同文學院，既然是培養行政人才，亦是工科人才的一所學院。
“中華主義！”
在進入已經建有七座三層樓房的同文學院時，唐浩然對李光澤道出了自己的想法，先前在路上，在詢問李光澤的想法時，在某種程度上，兩人倒也算是接近，但分歧卻更多，尤其是在辦學的思想上。
苦於人才不足，從統監府創辦至今，唐浩然一直苦於這個現實，不僅僅只是工業人才，即便是連同最基礎的教育，亦是如此，儘管中國教育歷史遠超過歐洲，可千百年間教育停滯不前卻是無法迴避的事實，尤其是近現代教育革命之後，中國教育更早已被西洋各國遠遠的甩在身後，沒有合適的教育人才充任教授，亦沒有合適的教育家主持同文學院。
亦正因如此，唐浩然纔會感覺如此疲憊——許多事情，他不得不親自操辦，以至於他甚至還懷自己是不是有“兼職癖”，就像現在除去朝鮮統監之外，亦是警備處處長、同時還是特區建設委員會委員長，至於警察學校以籌備中的海員學校以及同文學院。更是當仁不讓的校長、院長，而之所以兼任一個個職務，一方面固然是希望把權力抓在自己的手中，但更深層的原因是——無人可用。
無人可用的現實，一直困擾着唐浩然。直到現在，他不知道，除去自己出任院長之外，還有什麼更好的選擇，儘管對於教育他同樣是個外行，可至少還知道教育的大致方向。
“中華主義？”
李光澤詫異的接了一聲。
“其實就是中國中心主義。說白了，就是華夷之辯！”
華夷之辯！
四字傳入耳中的時候，李光澤的臉色頓時一變，連忙輕聲說道。
“大人，你要知道。當今……”
或許“華夷之辯”是儒家的根源，但是打從滿清進了關，佔了中原，誰還敢提這四個字？這“華夷之辯”辯的可是他滿洲人就是蠻夷。
“我知道，崇山，中國之所以爲中國，正是以“華夷之辯”爲中心，若是沒有“華夷之辯”又豈有堂堂中華和這中央之國？”
第一次於李光澤的面前吐出了自己心底想法的唐浩然。現在他倒不擔心其會背判自己，如果說現在對中國的讀書人有什麼瞭解的話，就是像他這樣屢試不第者。對滿清的不滿甚至遠超過自己。
而更重要的一點是，或許那位所謂的“雍正老爺子”曾駁斥呂留良的華夷之分，但凡是中國的讀書人，或多或少的都必然受到“華夷之辯”的影響，甚至正是因爲這個原因，在滿清滅亡時。絕大多數讀書人才會對其毫無一絲留戀，至於所謂的遺老。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所留戀的並非不滿清。而是——嗯，帝制。而是中國千百年傳承的帝制，這纔是他們真正的留戀的。
就像後世很多人粉某一特定的時代一樣，那些人留戀的又豈是那些時代？無非只是某種價值觀上的認同罷了。
“當然，還有一方面的考慮，卻是千百年來中華思想在朝鮮，甚至還有日本以及整個漢字文化圈內的影響，”
相比於“華夷之辯”，唐浩然更願意引用“大中華主義”卻是出於實際上的需要——對朝鮮統治的需要，甚至是統治朝鮮合法化的需要。
“以朝鮮頗有影響力的華西等學派，如金平默、柳麟錫、崔益鉉、洪在鶴等李恆老門下儒生，無不是受我中國儒家程朱理學影響，或許他們是朝鮮人，但是他們對“中華”的忠誠，卻早已刻入骨子中，而更爲重要的一點，他們這些朝鮮儒家甚至達到了不重視本國存亡而重儒教興衰的地步，而這纔是我們真正需要的，同文學院……”
手指着那幾棟帶有東方建築特色的樓房，準確的來說是其帶着中式屋檐，唐浩然接着說道。
“之所以創辦同文學院，固然是爲了培養符合府中的公務人員以及未來特區建設需要的人才，但同樣的，也是爲了培養朝鮮內部的親華派，而“中華主義”則是最佳的選擇，在過去的數百年間，“中華思想”早已深入朝鮮士民之心，而我們需要的就是將其進一步發揚廣大，進而去瓦解他們剛剛萌芽的民族主義，最終令朝鮮爲我中國一行省！”
令朝鮮爲我中國一行省！
這或許是唐浩然的目標，但就私心來說，他未嘗不是希望借用朝鮮的那一批在明亡近兩百五十年後，仍然堅持春秋大義思明至今的儒生，在瓦解朝鮮剛剛生出萌芽的民族主義，進而將其完全融入中國的同時，亦瓦解國內青年的“忠君報國”之心，進而使朝鮮成爲真正的“中華復興基地”。
“大人，以您的想法，似乎準備令朝鮮儒者於學院講學？”
雖說屢試不第一的經歷使得李光澤對朝廷早已是滿腹不滿，可讀書數十載的“忠君”之說卻依然影響着他，這會自然聽出了大人的潛臺詞——請朝鮮儒者於學院講學，甚至還可能是朝鮮的華西學派。
“大人，此事還請從長計議，畢竟這華西學派似乎是老論派之老巢，而且其素來秉持“華夷之辯”，若是傳入國內恐引生亂子……”
因在漢城時與朝鮮儒生結交的關係，使得李光澤深知朝鮮各學派的思想。華西學派於朝鮮的名氣之盛遠非其它學派所能相比，其幾可爲朝鮮第一學派，可在另一方面，這一學派自宋時烈起便秉持“華夷之辯”與春秋大義，崇周思明之心與當前朝鮮心甘情願做清國的屬國截然不同。
“再者朝鮮碩儒大都極端保守。其一味理學，全不容西洋之科技，更視變法爲洪水猛獸，若以其爲用，豈不有違大人創辦同文學院興創新學之本意？”
李光澤委婉的勸說卻讓唐浩然先是一愣，而後又沉默片刻。反問道。
“崇山，可你也要明白一點，相比於其它的朝鮮人，他們更忠誠！”
至少對“中華”很忠誠，而這恰恰是自己所需要的。至少那一批人，是他需要爭取的，利用他們實現對朝鮮的控制。
“不過……”
朝遠外看了一眼，唐浩然笑說道。
“我並不準備讓他們於學院講學，這所學院與中華學校不同，這所學院，嗯，我已經決定全權委託給從德國聘請的教授。學員們在同文學院接受的歐洲式的現代教育，至於國學，他們還需要再學嗎？”
同文學院的學生除去從教會學堂招來的百餘名學生外。更多的學生將來自設立於天津、上海、廣州等地的同文學堂，而能進入同文學堂至少都是童生，他們都接受過基本完整的國學教育，所需要接受的只是現代數學以及科學教育，這正是創辦同文學院的目的——在未來三四年內培養一批可堪一用的現代人才，
辦教育真正的挑戰在什麼地方？
不在於高等教育。而在於如小學一般的基礎教育，相比之下。小學教育卻是最重要的，因爲小學教育是基礎。既然未來的特區甚至中國都將以“大中華主義”爲中心，那麼國學教育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小學教育涉及到太多的問題——首先教材如何編寫就是一個大問題，如數學、地理之類的教材可以借鑑，比如借鑑日本以及德國的教材，加入與中國相關的內容，但小學教育中最重要的國學教材如何編寫，這卻是一個大問題。
既不能直接沿用舊時中國的啓蒙讀物，又不能直接借鑑如日本之類的外國教材，而且還要符合“大中華主義”的需要，這個問題如何解決，可以說，從授意宋玉新於國內招攬孤兒，創辦“孤兒院”開始，這個問題一直困擾着唐浩然，這個時代的中國可不像民國那會，有數以百計的教育家編寫各種國文教材供他選擇，唯一能幫他的一是國內人儒生，二是朝鮮的儒生，在國文造詣上，即便是最不學無術者，亦遠高於唐浩然。
“可中華學校不同，按中華學校的比例，除去10%的朝鮮學生外，其它的都是咱們從國內帶來的孤兒，如何教育他們，如何把他們培養成才，這纔是最關鍵的，或許，他們中只有極少數的人一部分人能成長爲真正的人才，可崇山，咱們先前去工廠，那裡不僅僅需要工人和技師，還需要大量的中層技術人員，這是我們需要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中華學校是一個嘗試，現代基礎教育推行於中國的嘗試！”
語氣看似有些沉重的唐浩然並沒有說，中華學校培養的不僅僅只是中層技術人員，未來還將有許多基層官員以及軍官都將出自於那所學校，相比於他人，也許那些孤兒將更加忠誠，能夠更加的公正。
或許對於未來的中國，唐浩然還沒有具體的想法或者說計劃，但心知變革無法避免的他，又豈不知無論未來如何，一場翻天覆地的變革都是不可避免的，而變革意味着需要打碎舊利益，用誰去打碎舊利益呢？沒有人比中華學校畢業的官員更加合適的了，至少了相比於國人他們少了關係的牽絆。
而在另一方面，中華學校亦建立現代基礎教育的必須，一方面唐浩然不可能於朝鮮推行現代教育，從而令朝鮮的現代教育領先中國內地，而另一方面，教育卻又不能不辦，尤其是基礎教育，畢竟基礎教育直接決定高等教育。
如果說21世紀諮訊大爆炸教會了唐浩然什麼，就是他深知發展教育是發展生產，國家富強的必由之路。就如19世紀初葉，德國的工業差不多落後於英國一個世紀。從19世紀20年代起，德國大力發展教育事業，以便使國家富強起來。此後，德國的教育投資逐年以較高的比率增加，不久便超過歐洲其他國家。德國以高於歐洲其他國家的教育投資，使其學齡兒童入學率，國民的讀、寫、算等能力，工人的技巧，工程師和科學家的培養質量，乃至高水平的科學研究都居於歐洲各國的前位，從而對德國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學習德國的日本同樣也把教育作爲振興國家民族，後來居上的起跳板。明治政府爲了把日本建成一個既能抵禦西方列強入侵，又能與國際資本主義勢力相競爭的資本主義國家，上臺伊始，就強凋教育的重要。因此日本只用了50年的時間，就走完於英法等歐美國家在教育上用200多年的時間所走過的路，爲後來日本民族的振興，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而無論是德國也好，日本也罷，在最初的時候，無不是選擇以小學教育爲突破口，通過儘可能多的建立學校，強迫學齡兒童入學的方式去創辦小學教育，而普及全國的小學教育則爲高等教育提供了充足的最優秀的生源，現在的中華學校就是特區的小學教育，或者說開創中國現代小學教育的先河，爲未來的小學教育推廣以及普及打下基礎。
“大人，這……”
從未來接受過小學教育的李光澤，雖通過《泰西策》知道教育於一國的重要性，但對於現代教育還是一頭霧水，全不知什麼民現代小學教育，可卻知道這絕非一件易事，如是易事，中國數千年間開蒙書目又豈會只限那幾篇？
“是不容易！”
唐浩然豈不知道這件事的難度，可再難都需要去辦！
“所以，我準備請一個人過來，讓他同華西學派的那些人一同，甚至如果有可能的話，就是聘請日本人也未嘗不可，一同設計一套適合中國的小學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