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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武三年，從時進八月起，無論大江南北，便開始了秋收，那沉甸甸的穀子，飽滿的玉米對於農家而言，象徵着一年的希望，這一年的田賦以及地方、教育附加等稅收，甚至還有全家人的口糧，全都指往着這一季糧食。
穀子一擔一擔地由田中挑回來，壯壯的，黃黃的，對於農民而言，這穀子就像是那金子一般的金貴。
在這壟上，沒有一個人不歡喜的。今年的收成比往年至少要好上兩倍。前年，剛開始實興起“帝國稻”的時候，沒有什麼相信水稻的畝產能達到500斤，可是在官府強令下推廣的“帝國稻”一畝打出500斤穀子實屬平常，甚至有的好田若是肥能跟上都能打出6、700斤來。
對於這些日夜操勞着田地，甚至空着肚皮掙扎出來的代價，能有這樣豐滿，誰個不喜笑顏開呢？
人們見着面都互相點頭微笑着，都會說天老爺有眼睛，畢竟不能讓窮人一個個都餓死。或者說什麼，這改朝換代改的好，咱們老百姓也跟着粘皇上的光了，如此種種，百姓的話語間充斥着對來年的希望。
他們互相談到過去的苦況：水，旱，忙碌和驚恐，以及往年間餓肚皮的難堪！……現在在他們看起來似乎全都好了啦。
市面也漸漸地熱鬧了，物價只在兩三天功夫中，都紛紛高漲起來了。對此，他們似乎並沒有什麼反應，今年的收成可比往年要好，現如今這城裡人越來越多了，吃米的也越來越多，這愁這糧賣不掉嘛？
賣是能賣掉。
但是樂極了的百姓們卻驚訝的看到，物價上漲的同時，相反地，穀米的價格倒一天一天地低落下來。
五塊！四塊！三塊！一直低落到只有兩元五角的市價了，還是最上等的穀子。
“當真跌得這樣快嗎？”
歡欣、慶幸的氣氛，於是隨着谷價的低落而漸漸地消沉下來了。
谷價每跌下一元，老百姓的心中都要緊上一把。而豐年時的百物騰貴，更是讓這豐收之年簡直比常年還要來得窘困些了。
費了千辛萬苦操勞出來的，浸着農民血汗的穀子，誰願那樣不值錢地將它賣掉呢？
百姓們初聽到這樣的風聲，並沒有十分驚愕，他們的眼睛已經看黃黃的穀子看昏了。他就不相信這樣好好的救命之寶會賣不起錢。當人們傳着谷價瘋狂地暴跌的時候，鄉間的老農還瞪着兩隻昏黃的眼睛怒罵道：
“就是你們這班狗牛養的東西在大驚小怪地造謠！谷跌價有什麼希奇呢？沒有出大價錢的人，自己不好留着吃？媽媽的，讓他們都餓死好了！”
然而，尋着兒子發氣是發氣，谷價低，還是沒有法子制止。兩塊二角錢一擔穀子的聲浪，漸漸地傳遍了鄉間。
“兩塊二，婊、子、養的才肯賣！”
無論谷價低落到一錢不值，人們仍然督促着家人幹着活。打禾後曬草，曬穀，上風車，進倉，在火烈的太陽底下，終日不停地勞動着。由水泱泱地雜着泥巴亂草的毛谷，一變而爲乾淨黃壯的好穀子了。而此時那糧價依然在跌着……
對於百姓們來說，他們甚至尋思着：若是價格這般跌下去，寧願留在家中吃它三五年，決不肯爛便宜地將它賣去。這畢竟是全家有大半年來的血汗呀！
未幾時，保長帶着腰胯盒子炮的警察來了。他們後面還跟着五六個備有籮筐扁擔的工役——那是糧行的工役，這是和往年一樣，量谷收稅。
“大梁！大梁！”
“有什麼事情呀，保長老爺？”
“收稅了！田賦跟附加，你爹爹名下一共十七畝七分地，你家的地裡頭上等田是……一共應繳田賦和附加稅一共是十五元一角九分。算谷是十三擔六鬥零三合。定價一元二角整！”
谷價跌到這地步了？大梁叔睜大着眼睛，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瞧着那跟來的警察，卻是不敢言語了。
“唔！皇糧國稅，天經地義，幾時要呢？”
“馬上就要量谷的！”
“老天爺呀！”
黃黃的，壯壯的穀子，一擔一擔地從倉孔中量出來，大梁叔的心中，象有千萬把利刃在那裡宰割。淚水一點一點地淌下，渾身陣陣地發顫。
蠶豆子的滋味、火烈的太陽，狂闊的大水、觀音土、樹皮，……都趁着這個機會，一齊涌上了大梁叔的心頭。
收糧的工役看那穀子已經挑上肩了，回頭叫着大梁叔：
“走呀！”
大梁叔用力地把穀子挑起來，象有一千斤重。汗如大雨一樣地落着！舉眼恨恨地對準孫六爺的馬車上望了一下，兩腿才跨出頭門。勉強地移過三五步，腳底下活象着了銳刺一般地疼痛。他想放下來停一停，然而頭腦昏眩了，經不起一陣心房的慘痛，便橫身倒下來了！
“天啦！”
他只猛叫了這麼一句，穀子傾翻了一滿地。
“大娃！大娜！你爹爹發痧！”
“爹爹！爹爹！爹爹呀！……”
“娘，快來呀，爹爹不好了！”
大梁嬸也急急地從裡面跑出來，把大梁叔擡臥在戲臺下的一塊門板上，輕輕地在他的渾身上下捶動着：
“你有什麼地方難過嗎？”
“唔！……”
大梁叔的眼睛閉上了。工役將一擔一擔的穀子從他的身邊挑過，腳板來往的聲音，統統象踏在他的心上。漸漸地，在他的口裡冒出了鮮血來……
作爲一座城市，上海，一天比一天更爲繁榮，尤其是外灘一帶，此時的外灘已經不再是舊時的租界——去年，根據同英、法等國改定的新約，租界一應被收回，甚至就連同外灘上的那些“洋地主”也會也大都易了主——他們可以說深受上海市政府坑害。
在租界收回時，儘管的外部部承諾保護租界內各國人士財產不受侵犯，但是外國人在中國租地、購地卻與隨後通過的《土地法》有違，而按這一法律規定，外籍人士不得以公私名義於中國租用或購買土地，且中國人不得自外人手中接受贈予、承租或購進土地。
在法案獲得批准後，租界以及國內的傳教士們不得不面對一個現實——他們既無法繼續持有，亦無法通過贈予、出租或者出讓的方式解決土地問題，而法律只留給他們兩個月的時間——兩個月後，“外人非法持有土地”面臨着被沒收的風險。
儘管各國駐華大使曾表示抗議，但卻又不得不承認政府並沒有違背最初的商定“在法律框架內保護各國人士在華財產”，而禁止外人持有土地同樣也是法律。最終，那些名燥一時的洋行，不得不接受政府的條件——交還土地，至於土地上由其興建的建築，其則可以繼續持有二十年，二十年後建築亦將由政府收回。
也正因如此，從去年開始，許多名燥一時的專事地產業的猶太洋行紛紛陷入破產的邊緣，而對於國內商人而言，這則是一個機會——他們趁機簽署了長期的建築租賃合同，不過，這種合同很難持續，現在的外灘同樣也是一派大興土木——大量的新興建築正在取代舊式的建築，而那些風格各異的西洋式建築，現在正在構成外灘的特色。
作爲“臨近”首都的江口最大城市，以外灘爲商業中心的上海，並沒有因爲帝都的近在咫尺而沒落，反而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甚至隱隱有超越大連的勢頭——其正在一天天的成爲中國金融的心臟，不管貶抑它的人如何說，此時的上海外灘仍然是世界性的，並沒有因爲租界的收回，而發生太多的改變。
如果說，這裡最大的改變是什麼？恐怕就是曾經主導着上海產業的洋行，正在被一家家國商的企業所取代，曾經的那些買辦們，這會早都已經成爲了商人或者企業的高級僱員。在這裡，每一個人的機會至少看起來都是公平的，都有成功的可能性，對於一些年輕有爲的人來說，這裡是個機會的殿堂，在這兒，只要有特長，再加上勤奮，就會得到提升和保障的獎賞。而對於實用主義者來說，它是整個亞洲上最大的市場；而對於某些人來說，它又是富人奢侈淫逸的所在，當然，對於冒險家而言，這裡卻是同樣也是天堂，一個屬於冒險家的機會天堂。
茲……
將雪茄煙按滅於菸灰缸內，趙普升走到窗邊，他凝視着窗外的黃埔江，看着江上的各國商船，此時夕陽西下，將江水染成了紅色。
“根據對今年糧食產量的統計，統制委員會已經決定減少一半糧食進口配額……”
面對着背對自己老闆，田中川的語氣顯得非常平靜，作爲公司的調查員，他的任務就是要弄清楚一些情報——尤其是與統制委員會有關的情報，現在不同於過去，過去中國的進口是隨意的、無序的，任何個人、洋行都可以從事進出口業，但是現在不行，外貿統制是最早的統制，可以說，曾經縱橫上海的洋行之所以會迎來他們的末日，就是因爲外貿統制——所有的進口出口都將由政府授權的企業從事，未獲得授權的企業不得從事進出口業。
通過對外貿的壟斷，政府壟斷了整個市場，他們既控制着出口商品的價格，同樣也控制着進口商口的價格，那當然種類以及數量同樣也是由他們控制，而委員會的控制是通過年初的計劃進行的。除非特殊情況，否則，他們絕不會改變計劃。
進口糧食的多少對市場有着很大的影響，這一點作爲民生米業的總經理，趙普升非常清楚，至於這民生米業則是由上海以及蘇浙的六十二家米行組成的公司——爲了對抗東北來的北方米業公司，而組成的米商同盟。
與東北實施糧食統制不同，內地至今都沒有實施糧食統制，也正因如此，民生米業才能藉助本地收購等方式，與北方米業競爭，從而控制着上海等地大半的市場。
“進口減少了，這是好事！”
與傳統的米商不同，趙普升之所以會成爲這家聯合公司的總經理，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爲他了解東北的那些商人——出身米商家庭的他畢業於東北大學，曾在東北工作了長達六年，在繼續家業後，更是在短短數年內，把趙家的十六個米鋪變了一百三十五家遍佈蘇浙的米鋪。
作爲米商的他深知進口大米的重要性——從同治年間起，每年需要進口上百萬擔糧食。現在配額減少，意味着這上百萬擔糧食的缺口，都要從國內補充。
“進口一減少，對國米的需求自然也就更大了！”
趙普升頭也不回的繼續說道。
“現在，對於咱們來說，就是要趁着豐收之季，聯合各地的糧商，把穀子的價格壓下去……”
“總經理，雖說自古就是豐年糧價低，可要是壓的太低，到時候，糧食公司介入的話，怎麼辦？”
“不用擔心！”
搖搖頭，趙普升的聲音依然顯得很平靜。
“雖說各省皆設有糧食公司，但那些糧食公司往往只是專注於售糧，而不是購糧，實際上，他們也就是賺個差價，不過與咱們不一樣，他們是用進口的低價糧去平抑城中的糧價，就像上海一樣，這兩年涌進上海的人口豈下數十萬，若不是糧食公司售平價糧平抑糧價，這上海的米價，至少要突破7塊！”
儘管許多米商對糧食公司有着頗多的怨氣，但是於趙普升看來，這糧食公司仍然有存在的必要，畢竟，高價糧總不是長久之計，而且糧食公司有時候也是米商的朋友——比如在農民借糧還糧的過程中，因爲糧食公司不直接收購農民的糧食，這個時候，糧商則可以藉機壓低谷價，而農民爲了償還到期的債務，則不是不接受低價。
也正因如此，趙普升從不覺得省營的糧食公司是競爭對手，反倒因爲他的主動合作，一直以來頗得糧食公司的欣賞，甚至因此多次得到民政官的嘉獎。當然商人言利，這一點從骨子裡都是無法改變的，他之所以同糧食公司合作，同樣也是爲了利益——憑藉着與政府良好的關係，使得民生米業壟斷着多地的米市。
“濟山，你知道從帝國建始到現在從上海至武漢長江沿線諸城增加多少人口？”
突然，趙普升把話鋒一轉，看着面前的王裕民的反問道。
“470萬，全國城市新增人口超過1500萬，這些人，一年要吃多少糧食？”
作爲米商，趙普升關注的並非僅僅只有糧食的收成，他同樣更關注市場，關注着市場的需求，而相比於傳統的商人，接受過系統商業培訓的他更注重數據。
“總經理，今年應該會突破1800萬人，從帝國建元至今，國內各地均大興土木，別的地方不說，僅僅南京京畿一帶，就有二十餘萬從事建築業的工人，再加上馬鞍山鋼鐵公司的工地，南京周邊的各業工人至少百萬之衆，至於從上海到南京沿江一帶，這兩年紗廠、布廠幾乎每天都有新廠開業，於紗廠工作的女工何止百萬，民政大臣不說在報紙上說嘛，十年內，國內城市人口就將突破一億人！”
提及一億人時，王裕民的呼吸都顯得有些急促，一億人是什麼概念，全國四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而其中的40%-50%都將集中的從上海至武漢一帶的“沿江都市圈”，糧商喜歡人，城市人口越多，糧食的用的便越多，市場自然也就越大。
“先不要說一億人，就是這新增的1800萬人，哼哼……”
面上擠出一些笑容，趙普升把話峰微微一轉。
“兩年前，朝廷藉着“地稅風潮”，重新量地，量出來多少隱地？差不多三萬萬畝隱地！三萬萬畝，那些隱地大都都成了所謂的“無主之地”，然後被朝廷沒收了……”
趙普升提及的是兩年前的“舊案”，受限於測量技術以及其它種種原因歷朝歷代民間“隱地”都實屬正常，但基於現代測量技術進行的測量，卻使得大量民間“隱地”被量出，而在朝廷限定的時間內，並不是所有人都如實將隱地上報進行登計，從而導致“隱地”變成“無主官地”，而朝廷隨之藉着“風潮”的緊急狀態造成的高壓之勢，將“隱地”一率加以沒收。當年可謂是怨聲載道，可經歷過“地稅風潮”後的士紳、百姓卻無人敢言不。
“去年，官府通過公地放領的方式，把這三億多畝地盡數放出，放給無地、少地的百姓，數千萬戶貧民因此受益，家家戶戶給皇上立長生牌位，這事不是號稱是新朝第一德政嗎？”
當然這一德政是建立另外千百萬戶家業受損的基礎上。
“今上仁愛，實是我等國民之福氣……”
王裕民的話到不是肺腑之言，畢竟他們家當初就被查出了一百四十餘畝隱地，按照相應的法律條文，隱地超過三畝者，一率視爲無主官地加以沒收。換句話來說，僅此一項他們王家便損失數千元。
“福氣不福氣的，我不知道，也不在乎，可我知道，這公地地租是折成現金的，也就是說，除了稅，還有地租，皇糧國稅，誰人敢欠？所以今年，這糧價至少能比去年壓低五成以上！因爲無論如何，他們都得賣糧交稅！”
“總經理，你的意思是……”
王裕民看着總經理，從總經理那冷冰冰的話語中，他讀出了對方的意思來。
“壓價，把今年的谷價壓下去！你要記住，無論咱們壓到什麼價，他們都得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