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工商世家到一心向黨的市長黃魚門
黃滿芝口述 鮮琦整理
1949年下半年，成都即將解放時，許多工商界人士由於受國民黨散佈的謠言影響，加之對共產黨不甚瞭解，疑慮重重，紛紛作“應變”準備。爲此，黃墨涵（先後歷任四川省財政廳廳長、聚興誠銀行總行助理、代總經理，民建常務理事兼財務組主任、民建四川會務指導員辦事處指導員兼召集人）來到成都，特別對成都裕華紗廠經理黃魚門等，開展“統戰”工作。
黃魚門，1912年9月30日，出生於江蘇省宿縣一個工商業世家，其父親黃之陵是裕大華紡織公司在武漢的籌建人之一。1931年，黃魚門肄業於武昌文華中學後，先後到河南農工銀行當練習生、河南鄭州交通銀行任營業科長。
抗戰中，隨着形勢的演變，黃魚門被派到陝西漢中開辦交通銀行分行。隨即，黃魚門得到裕大華總公司經理的賞識，先後被安排擔任西安大華紗廠三元打包部業務主任、西安富華燒鹼化工公司任業務科長、副經理和成都永利銀行經理。
1947年，黃魚門經過一系列整頓組織、加強經營管理工作後，工廠的生產面貌大爲改觀。黃魚門其生產的“金馬”牌棉紗和“天馬”牌棉布，由於質量好，深受顧客歡迎，在市場上成爲緊俏商品。
1949年6月，黃魚門兼任廣元大華分廠廠長後，因紗廠生產不振，困難重重，原棉既缺乏，電廠又經常停電而被迫停工。但當黃魚門向國民黨政府請求協助解決時，其不僅不管企業生產的困難，反藉口要黃魚門買棉種來推廣植棉和給電廠買煤來發電。
廣元、成都解放前夕，由於時局混亂，土匪猖獗，爲防萬一，黃魚門不僅購買回機關槍等槍支彈藥嚴防以待，並專門請來軍警人員幫助保護工廠的財產安全。爲了穩定紗廠員工的情緒，黃魚門親自攜帶銀圓，冒着生命危險，並在架有機關槍的押送下，坐車前往廣元大華分廠，給員工發放工資。
在四川，黃魚門開拓了一些政治、經濟方面互相利用的特殊關係，並結識了一些進步人士，從中共召開的“新政協”會議和制定的《共同綱領》中，瞭解了許多有關未來新中國的具體情況。
1949年10月, 黃魚門主動邀請雲南實業銀行經理寧季瞻、永利銀行經理凌肅如、太和菸廠資方經理王蔭和、中央信託局襄理宗賢栓、裕華紗廠副理範敬存和長江實業銀行負責人等金融、工商界的同人聚餐，以相互探討中共的政策。
但儘管如此，黃魚門對未來前景，還是心懷餘慮。正是由於以上這些錯綜複雜的關係和所存在的系列問題,使歷來小心謹慎、曾經是“成都第一大富商”的黃魚門，一直處在左右搖擺之中，而且認爲共產黨打仗還可以，但搞經濟工作不一定行。
12月14日，廣元解放後，因大華分廠的煤、棉均感接應不上，人民政府就主動上門想方設法幫助其維持生產。由於廠裡的存紗無法出售，導致生產經營停滯、員工生活極端困難。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後又因發工資缺款，走投無路之際，黃魚門只好向廣元花紗布公司等提出借款。花紗布公司經理聞訊後，當即表示願幫助解決困難，同意款項可由廣元當地賣紗償還。並提出照廣元市價收購工廠存紗，或是先在廣元用款，或由西安交款均可，不收利息匯水，約期如數撥還。
當時，因黃魚門看重西安紗價高於廣元，便從本身的利害着想，採取先在廣元用款、在西安售紗後還款的辦法，從花紗布公司取得人民幣2.5萬元。
但結果卻大出意外。因延誤時間，導致其在西安售紗的價格不但低於廣元，而且由於運輸費用的增加、超期歸還匯款，不僅使廠方遭受損失，又辜負了花紗布公司給予照顧的善意。
解放後不久，當成都軍管會工商處處長王廷弼，看到裕華廠未遭受損失，也未停工時，便表示：“如果今後你們的生產、生活有什麼困難，就儘管向我們提出，我們一定盡力幫助解決！”
1950年初，由於失去了昔日唾手可得的“投機市場”，從而導致企業經營虧損，已到不能維持的地步。爲此，黃魚門抱着一試的心情，把具體情況向有關方面領導作了反映。有關方面領導得知情況後，立即派工作組下廠幫助解決存在的困難。
隨之，裕華紗廠接受了成都花紗布公司的訂貨。按照裕大華公司董事長的意圖，裕華紗廠的產品只能抽一半給花紗布公司作爲訂貨，另一半由紗廠自己在市場上高價出
售。但此時，已經決定同人民政府合作的黃魚門，當機立斷地表示：將全部產品調給政府花紗布公司作爲國家訂貨！
很快，在政府的關懷和職工的努力下，裕華紗廠的企業經營狀況逐漸好轉，其棉紗產量大幅提高，每件紗用棉量由450斤降低到388斤。
成都解放後的第一個春節臨近前，在一些投機商人操縱市場、哄擡物價的關鍵時刻，黃魚門爲了平抑紗價，立即將工廠所有的紗布全部捐獻給國家，從而起到穩定物價市場和老百姓對新生政權的信任作用。
1950年6月，成都市工商聯籌委會以推行愛國公約、捐獻飛機、大炮和優待烈軍屬等多種形式，積極開展抗美援朝活動。結果，黃魚門、羅元俊等全市工商界人士捐款達60億元（舊幣），超過捐款計劃36％。
8月18日，成都市私營企業財產重估委員會成立，黃魚門任副主任。1951年3月，成都市工商聯籌委會成立“明碼實價督導委員會”，黃魚門任副主任。
1951年秋，黃魚門作爲全國私營工商業者模範代表，被邀請到北京出席慶祝新中國成立兩週年國慶觀禮活動。9月30日晚上7時整，黃魚門和其他代表一起，來到中南海懷仁堂，參加有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出席的國宴。10月1日，黃魚門等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禮臺，觀看了首都慶祝建國兩週年國慶閱兵式和羣衆遊行。此後，中央政府組織他們在京津參觀了工廠、農場，出席了各種座談會。
從北京回來後，黃魚門深深感到：新生的人民共和國大有希望，並對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前途有了更大的信心！
隨後，黃魚門先後當選或擔任川西行署委員兼財經委員，全國和四川省人大代表等職。
1950年6月，黨和政府爲了進一步幫助黃魚門提高思想認識，便派他參加了渝蓉兩市共同組織的赴東北參觀團。在3個月的時間內，黃魚門等經歷14個省區，參觀了200多個工商文教單位，使他眼界拓寬，茅塞頓開。
1951年，當得知國家提倡公私合營，漢口大華公司率先實行公私合營的消息時，黃魚門多次找到黨和政府，在成都第一個提出將紗廠公私合營，並把原來屬於紗廠的汽車隊，用於支持市政府籌建公交運輸公司。成都裕華紗廠公私合營後，黃魚門擔任經理等職。
1952年3月8日，成都市工商聯籌委會成立“五反”運動指導委員會，任命黃魚門爲副主任。隨之，黨和政府又先後兩次組織黃魚門到市裡學習。經過學習後，黃魚門主動交待出解放前夕幫助西安大華紗廠轉移黃金，以及解放後偷稅漏稅等違法行爲；他主動接受公方代表關於工資改革和對被裁減人員發放安家費的建議，並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和實際行動影響其他資本家，幫助政府做工作。
1953年1月13日，成都市工商聯正式成立，黃魚門被選爲主任； 6月，黃魚門被選爲四川省工商聯籌備委員會副主任。
1956年1月7日，黃魚門在《工商導報》上，發表《認清社會主義發展規律，堅決跟着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一文：“我們一定要很好地接受社會主義教育和社會主義改造，一定要做到把個人命運和國家廣闊光明的前途緊密地結合起來，堅定信心，永遠跟着共產黨走，努力把自己改造成爲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成爲國家經濟工作人員，爲我們偉大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
黃魚門的以上文字公開問世後，在成都工商業者中產生了較大影響，對推動資本主義工商業全行業的公私合營起了積極的作用。
1956年8月，在第6屆成都市人代會上，黃魚門被選爲副市長。並直至第8屆成都市人代會上，黃魚門連任副市長。
黃魚門被選爲副市長後，更感到自己責任重大。爲此，他認真學習理解毛澤東關於私營工商業者“是國家的一項大財富，在國計民生中有很大的作用”的教導，決心把成都工商界18171戶工商業者和他們的家屬都組織起來，積極投入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積極爲社會主義服務。
於是，他同成都市工商聯和民建會的負責人一道，依靠黨和政府的領導、支持，辦起了市工商界講習班，組織全市的工商界人士分期分批系統學習社會發展規律的基礎知識、企業改造的基本知識和時事政策；還辦起了文化學習班，開展掃盲教育，以掀起工商界愛國守法的學習**，使工商界人士普遍受到一次深刻的社會主義教育。同時，根據政府
的安排，黃魚門積極參與了全市工商企業實行全行業合營的清產覈資、人事安排、經濟改組、調整商業網點等項工作。
12月23日，黃魚門被選爲全國工商聯執委。此間前後，黃魚門還當選或擔任四川省政協常委，市政協副主席，民建中央委員、民建四川省委副主任委員等榮譽、職務。
長期以來，由於把所有的資金都用在了工廠的擴張和發展上，以至於黃魚門沒有屬於自己的私有房產，其全家上上下下十餘人都住在那前廠後屋的工廠區內。
爲此，黃魚門的七女兒黃滿芝至今仍記憶猶新：“我們當時的‘家’，就在現在望江公園河對面‘望江家園’的位置旁。我們‘家’的前面，是原裕華紗廠的辦公大樓，父親就在這裡辦公，管理着擁有幾千人的工廠。我們‘家’的後面，則是職工宿舍。”
1957年，黃魚門全家遷居到西馬棚48號市長大院，與擔任副市長的李劼人和張爲炯（副市長、副省長、民革中央委員、四川省委副主任委員，全國人大代表）互爲鄰居。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我國面臨三年自然災害，人民生活出現暫時困難之際，成都市工商界中一部分原工商業者思想動搖，有的或乘機從事違法活動，有的或離開企業外出單幹。據此，在成都市委的領導下，黃魚門同市工商聯和民建會的負責人一道，採取層層召開“神仙會”的辦法，向全市工商界代表人物及其家屬和風細雨地進行破“資”立“社”的教育，並以自己的切身經歷和感受，幫助大家認清形勢和前途。
1960～1962年，針對蔣介石進犯大陸的狂妄企圖，面對如此緊張的形勢，身爲一家之長的黃魚門，向其家人下達了逐客令：“你們都撤退到鄉下去，家裡的一切，由我堅守防範。更何況，市裡和單位上，都離不開我。”隨之，黃魚門與政府部門的同志們一起，到鄉下去與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白天挖土挑擔修水庫，晚上煤油燈下夜讀學習。
緊接着，爲響應毛澤東“備戰備荒爲人民”的號召、國務院“三線建設”的戰略佈局，以及接踵而來的“四清運動”，長時期超負荷“運轉”、不堪重負的黃魚門終於累得趴下了，並因爲罹患高血壓、冠心病而住進了醫院。
1966年8月28日，在醫院住了半年多後，黃魚門因心肌梗塞而去世，享年54歲。
“文革”期間，儘管黃家受到成都“紅衛兵”的“抄家”和“曝光”、羞辱，但在他們長期工作、生活過的成都紡織廠，卻從沒有發生過任何前來“抄家”和揭發、批判黃魚門生前“剝削”、“欺壓”工人階級的非正常事件。由此可見，解放前“苦大仇深”，歷經了新舊社會對比的工人階級，在他們那樸實、善良的內心世界裡，自然有一把“天平秤”！
黃魚門的兒女們在“文革”期間歷經磨難，但令人欣慰和稱奇的是，黃魚門那歷經風雨的八個兒女，卻在其愛妻葛佑蘭的苦苦支撐和盡心呵護下都茁壯成才！
據瞭解，受黃魚門的政治影響，其八個兒女中不少是中共黨員。目前，雖然他們中有的已經退休，有的仍然堅守在工作崗位，但他們卻在父親生前留下的“功勞簿”上，各自濃墨重彩地續寫着既是屬於自己，也是屬於黃家血脈傳統的人生篇章：
大女兒黃玉芝退休前，任西安某醫院醫生；二兒子黃秦生畢業於電子科技大學，退休前任成都中電十所教授級研究員；三女兒黃龍芝退休前，任成都鍼灸按摩醫院醫生；四兒子黃蓉生畢業於清華大學，高級工程師，先後任攀鋼集團和中國鋼鐵研究院黨委書記、鋼研科技集團新業公司董事長等職，並當選中共十六大代表；五女兒黃荃芝退休前，任成都樹德中學主任科員；六女兒黃偉芝退休前，任成都石油輸氣子弟校高級教師；七女兒黃滿芝退休前，任成都市政府機關事務管理局副處長；八兒子黃錦生畢業於湖北大學，先後任四川省審計廳和四川省財政廳黨組書記、廳長等職，並當選全國人大代表。
“文革”結束後，成都市黨政部門爲黃魚門補開了追悼會，並給一直沒有正式工作的葛佑蘭，每月以“遺孀費”的形式給予幾百元生活補貼。雖然補貼不多，但歷來品德高尚、與世無爭的葛佑蘭，卻爲此而感到心滿意足。
每年的清明節前，全家老少都要簇擁着94歲高齡的葛佑蘭，前往地處黃龍溪的黃佛鄉公墓，去給安葬在此的黃魚門掃墓、上香，表達追思、懷念之情。
黃滿芝（原成都市政府機關事務管理局副處長）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