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中國積弱太深，造成的文物流失真是太多了，由於情況複雜，涉及到歷史原因和事實的認定，在追索過程中更是困難重重，追索收回這些文物註定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持久戰。
中國對從1840年以來被西方帝國主義列強掠奪文物的追索是從三個方面展開的。
追討散落在海外民間的中國文物是由飛豹突擊隊第9偵察分隊負責秘密進行。另一方面是以中國文物保護委員會的法律專家組成的法律組，通過國際法院提起訴訟，甚至以中國的大國地位的影響力，成立國際仲裁法庭。採取適當的符合“國際習慣”的法律和司法方式進行大張旗鼓的追討。
法律僅僅是在理論制定的相關規定，是爲當政階級服務的，在實踐中很多是扯JB蛋的事，裁決的結果是和當事人雙方的實力、地位有直接的關係，所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也只是一些無權無勢草根基層老百姓的一個夢而已。國際法更是不例外，在國際“官司”中，一個國家實力和這個國家的國際影響力是起決定的因素。對於大國、強國來說，裁決對我有利，就是公正的裁決，裁決對我不利，你給我一邊玩去。我可以推倒重來。甚至我另起爐竈。另搞一套。這就是所謂“弱國無外交”的真諦。一個國家的實力不強，就無法參與國際遊戲規則的制定，你們的利益就得不到保證，這就是最講理的強權政治。
由於鄧峰他們“基地”的到來，新中國在最高首長領導下，經全國人民的努力，以徹底的改變了中國的實力狀況，使中國的綜合國力在不斷增強，以不再是19世紀遭受西方列強欺辱的中國和歷史上被帝國主義嚴密封鎖的那個中國了，已成了一個傲視羣雄，新興崛起的超級大國，國際地位空前的提高。
現在的中國在國際事務中有着絕對的話語權，中國所大力提倡的實現國際關係和國際法的民主化進程，受到國際社會廣泛的關注。 現有的國際法不利於中國和那些原來殖民地國家對本民族被掠奪文物的追索，需要改善，需要重新制定。1961年由中國發起了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掠奪其他民族文物這一不正義的行爲提出正義的主張。
在中國的積極主張和參與下，聯合國制定了《關於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禁止和防止進口從他國被掠盜和非法出口的文化財產，防止其所有權的非法轉讓，並採取適當措施收回和歸還此類文化財產。
1961年12月的羅馬外交大會上，又通過了中國主張的《關於被掠奪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約》。在這兩個公約中都明確要求聯合國成員國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禁止和防止進口從他國被掠和非法出口的文化財產，防止其所有權的非法轉讓，並採取適當措施收回和歸還此類文化財產。
鑑於以前的公約都缺乏追溯力，中國政府在這兩個公約中，要求加入了每個國家對自己國家被掠奪和非法出口的文物都具有要求歸還的權利；對於被掠去和被盜文物主要是特定紀念地或者考古遺址組成部分的文物，或者屬於公共收藏的文物，原所屬國具有要求返還的永久性時效期，原所屬國政府在任何時候都具有追索流失文物的權利。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也積極的同那些掠奪中國文物的大戶英國、法國、德國、蘇聯、美國、日本、意大利、奧地利、匈牙利。比利時、西班牙、荷蘭等國政府進行外交方面的談判，爭取通過政府間的交涉，使中國那些掠奪文物得以儘快的返回中國。
1961年1月，從在“安保鬥爭”被迫下臺的岸信介手指接過了日本內閣總理大臣之職的池田勇人剛剛上任的就對中國進行了國事訪問。他有太多的時要向中國商量，請求中國的支持。
1959年，日美兩國就重新簽署新《日美安保條約》問題舉行了會談。與舊《日美安保條約》相比，它增強了日美關係的對等性，很大程度上糾正了舊條約不平等的條款和內容。但是日本國民最關注和敏感的幾個問題卻沒有得到解決：如日本向美軍提供基地和設施，承認美國使用、管理和保衛這些基地及設施的權利;美國軍人及其家屬犯罪,日本無刑事裁判權和駐日美軍基地核武器的問題，尤其是新條約的適用區域問題擴大了，這樣會使日本增大卷入戰爭的危險性，畢竟中國這個崛起大國脾氣太爆了，美國惹完事，打不過可以跑，日本往哪兒跑啊。
自日美開始修約談判起，日本國民就掀起了戰後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即安保鬥爭。日本134個社會團體召開大會，自發組成“廢除《日美安保條約》國民會議”。到1960年3月，參加國民會議的組織已達到1633個。舉行請願、集會和示威。日本國會收到請願書就多達17萬封，參加請願的人數達到330萬人。1960年5月9日，“國民會議”又進行了第十六次統一行動，提出解散日本國會和對岸信介內閣的不信任案。鬥爭逐漸進入高潮。
由於中蘇戰爭已經結束，中國已經收回了在遠東地區的絕大部分的領土，美軍再呆在日本個南朝鮮已經起不到牽制蘇聯的作用，在呆在日本和南朝鮮以不再符合中國的戰略利益了。鄧峰所領導的中國遠東工委當然不會放棄這一把美國“擠兌走”的好機會。大批的遠東工委的工作人員秘密的被事先安排到中國在日本的中資機構和中日合資的企業中。積極的和日本共產黨聯繫指導他們，參與這次對中國和日本都意義重大的“偉大的民族解放運動”。
中國堅決支持日本人民的這一反對外來勢力的民族解放鬥爭。大批在日本的中資企業和中日合資的企業，支持自己企業的日本員工參加這一“愛國行動”，因爲參加這一活動影響工作的沒關係，工資照付，獎金照發，運動中表現好的紅包加厚。
1960年6月19日，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預定訪問日本，而條約要在日本國會通過30天后才能自動生效，所以日本國會最遲要在5月20日前通過該條約。歷史在這裡又一次的發生了轉折，岸信介政府和自民黨5月16日深夜決定強行通過新《日美安保條約》，當晚，33萬示威羣衆包圍日本國會，阻止新的《日美安保條約》通過，7000多名學生衝進國會，與3000名防暴警察發生衝突，一名東京大學女大學生被打死。矛盾進一步激化，隨後日本共產黨在全日本發動了罷工罷課，以支持“國民會議”的行動，要求岸信介政府下臺。至此，新的《日美安保條約》沒有獲得通過，岸信介政府通知艾森豪威爾取消訪日。岸信介內閣在安保鬥爭中完全喪失了人心，岸信介被迫解散內閣，宣佈辭職。
由於新的《日美安保條約》沒有通過，舊的《日美安保條約》已經失效。至此美軍以失去了在賴在日本的“法律上的依據”。
池田勇人接手了獲得了獨立日本，他上臺後，提出了“重經輕政”的政策。所謂“重經輕政”就是，政治先放一邊，把經濟搞上去再說。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把國民收入的水平提高，重視發展經濟，提倡創新活動。可是這些必須得到中國這個崛起的政治，經濟，軍事大國的認同和支持。
在池田勇人訪華期間，與中國簽訂了一系列中日合作協議期中，其中就包括關於日本在歷次中日戰爭中從中國掠奪文物的處理協議。
在中日雙方就加強兩之間文化交流的談判中，中國文化部官員表示，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友好鄰邦，二千多年來文化上的聯繫綿延未斷，源遠流長。中國一直以來十分珍視同日本人民的傳統友誼和文化聯繫，可是日本明治維新以來，西風東漸，全面學習西方，並走上軍國主義、對外侵略擴張的道路。而對日本文化發展有着重要影響的中國，卻遭到日本兇殘而野蠻的侵略。日本在對中國軍事侵略的同時，還大肆進行文化的侵略和破壞。綿延兩千餘年的中日文化交流遭到嚴重挫折，雖然這在整個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是短暫的，但後果卻是慘痛的。總結和吸取這段歷史的教訓對於促進今後中日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有着極其重要的意義。
陪同日本總理大臣訪問中國的日本文部大臣羽田建夫首先回顧了中日兩國文化交流源遠流長的歷史他說：“中國的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母體，中國發達的文化不僅給日本帶去了中國的水稻栽培、養蠶、製陶、冶鐵技術，也帶去了儒家思想、道教和佛教，加速了日本向文明社會的發展。 從公元645年起，日本進入“大化革新”時期，日本開始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化。新政府效仿中國唐朝的長安，建造國都，公元710年遷國都於平京城。全面引進唐朝的政治體制、法律、文化，推行‘百事皆仿唐制’。連皇宮四周設12門，也是效仿中國建造的。”
羽田建夫接着說：“在公元五世紀以前，日本只有語言，沒有文字，是漢字的傳入，極大地促進了日本文化的發展，併爲後來的日本文字假名的產生奠定了基礎。據考證，公元4世紀，中國的古籍已傳入日本。在公元604年，日本聖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條憲法》，不僅深受中國政治思想的影響，不少條文的遣詞造句直接來自中國的文獻典籍。有文字記載的是在公元712年日本的第一部書面文獻《古事記》。該書記載了有《論語》10卷、《千字文》一卷的史事。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形成和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漢字成爲日本語言的記載符號，這是什麼文化都無法代替的。能在中國這樣具有五千年博大精深文化的薰陶下，是我們這些周邊國家的福分，我們對於象南北朝鮮和越南這樣的小國很不自量力放棄漢字的做法是極其鄙視的。”
“中國文化傳入日本，成爲日本文化發展的營養素，乃至影響了日本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如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茶道、麪條、湯元、豆腐等是通過中國僧人傳給日本民衆的。書法藝術更是被爲日本人所喜愛，如果在日本不會寫上兩筆書法，那簡直是沒有文化的下等人。中國文化對日本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就連農耕都使用中國的天干、地支、二十四節氣。”日本文部大臣羽田建夫喋喋不休的說着“日本的許多傳統節日也都和中國是一樣。這些都是受中國文化影響的結果。”
“ 千百年來，日本的學者、僧侶、官員、商人和平民，孜孜努力，歷經千辛萬苦，漂洋過海的向中國尋求各方面的知識，在中國文化的培育下才會有日本的今天。”日本文部大臣回顧一番中國文化對日本的影響後，話鋒一轉有進行了一番聲討“日中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日中文化源遠流長。有文獻可考的兩國關係，至少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在近代以前，在兩國交往中，中國文化對日本的影響是其主要方面。近代以來，日中兩國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日本的一部武士階層和軍國主義的軍人，忘恩負義，曾經喪心病狂發生過侵華戰爭，對中國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極大的傷害了中國這個仁慈的老師，並且在戰爭中掠奪了中國大量的珍貴歷史文物。雖然我們這些日本小島上的國民但對中國大陸文明的極爲渴望。中國文物在日本，被我們視爲聖物一樣的崇拜，這也說明了中華文明所具有的世界意義。儘管如此我們還是願意把這一切通過非法從中國掠奪來的文物無條件的歸還給中國。以表示我們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與中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決心。”
中國方面表示，中日雙方要本着以史爲鑑，面向未來。加強合作，共同發展。的態度。只有日本政府坦誠面對自己所犯的錯誤，勇於承認並承擔應有的責任，就一定會贏得中國人民的諒解。如今，中日兩國的歷史已經翻開了新的一頁，中國政府正在積極的從各方面加強雙方的合作和交流，爲實現中日世代友好下去的共同願望做好各項具體工作,讓現代的文化交流與合作能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發展得更順暢,開放出更加絢麗的花朵。中國政府基於對日本經濟、中日友好關係等方面的考慮，決定對於日本在戰爭期間非法掠奪的中國文物除了一部分返回中國外，其餘的爲了扶持日本第三產業的發展，支持日本的旅遊觀光業，將留在日本50年，50年後根據當時的情況再另行商量，但這部分文物的所有權屬於中國政府所有，日本政府要妥善保管好，不得損壞，要隨時接受中國文物部門的檢查，中國的歷史學家可隨時調用這些文物進行學術研究。日本每年拿出6000件文物到中國各地做爲期8個月的巡迴展出，在沒進入中國海關前的一切費用由日本負責。每年象徵性的付給中國10萬人民幣的租金。
中國之所以這樣做，絕不是被日本“忽悠”幾句就找不到北了。而是出於幾方面考慮的，首先作爲文物本來就人類共同的財富，要想在世界範圍內弘揚中國文化，讓世界人民知道中國文化燦爛輝煌、博大精深，把這些中國文化的載體——文物鎖在庫房裡是做不到的。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的確也很難對這麼多文物進行很妥善的保管。建立文物儲藏室，花費是相當高的，被稱爲世界三大博物館之一的大英博物館，就是在後世也有30%的非正確庫存，這也是沒辦法的事，世界上所有的博物館幾乎都是虧損的，都是靠政府大量的投入來維持。想想後世中國的文物保管情況就知道了，很多文物的保管別說恆溫恆溼的儲藏室，就庫房漏雨發黴造成文物大量的損壞也是常有的事，與其要回來爛在庫房裡還不如暫時存放在保管條件比較好的國外。
文物如果不作爲商品流通本身並不多高的價值。所謂價值連城也是指其學術價值，也是就它客觀、真實的記錄當時製作時代的一些信息的不可再生性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