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機關以後，丁露貞如撞籠的困獸一般在屋裡來回疾走。她突然對我說：“現在省紀委調查組對我幹晾着，一點信息不給，顯然對我懷有極大的不信任。而我怎麼樣呢？等着人家在武大維和孫海潮身上查處問題，然後給我來一個‘負有連帶責任’的帽子扣腦袋上，等候處理？我是不是太被動太無能了？”我說：“你是不是和副書記商量一下，看看從正常工作渠道乾點什麼，總比坐以待斃強。”
雖然，一個副市長驀然死亡，一個檢察長被雙規，對整個平川市的工作不可能從根本上動搖，市委市政府年初制定的工作目標一如既往地在貫徹落實當中。怎奈各級機關的幹部們在精神上受到的衝擊絕不亞於八級地震！伯母告訴我，現在連在公園裡晨練的老頭老太太都在說武大維和孫海潮，而且知道他們倆是連襟，娶的老婆是奇醜無比的親姐妹！因爲老百姓並不瞭解實情，還說出了這種話——武大維是個肯爲底下辦事的人，雙規是冤枉的！上邊太官僚了，選人選不準，處理人也處理不準！
我把這話告訴丁露貞以後，她說：“現在除了你和馬齒莧我誰都不相信。”這時，市委副書記打過電話來，問她這兩天有沒有急着做的事。她在電話裡回答，該幹什麼還幹什麼。然後對我說：“本來我應該和他商量一下眼下最應該乾的事，但他這個人自打孫海潮一死就突然變得十分張揚，沒事就請辦公廳的處長喝酒，以前卻是個滴酒不沾的人，你說說這算什麼領導？盼着市領導都出事嗎？他現在說不定天天在猜我幾時雙規呢！我進去他纔有可能官升一級不是？”我說：“那你現在就採取守勢，坐等上級領導招呼嗎？”
她此時停住了腳步，說：“我有一個想法，把與武大維和孫海潮過從甚密的人都弄到市委黨校集中學習，不許回家，學習中紀委文件，對他們敲山震虎，讓他們對下一步談出有關問題做好思想準備，在全市也起到配合省紀委調查組的造勢作用。”我說：“把他們集中起來不正好便於他們串通一氣嗎？”丁露貞道：“黨校是什麼地方？難道他們一點忌憚也沒有？”我說：“這就是你的問題了，你確實是太官僚了。黨校是個嚴肅部門這沒錯。是輪訓、培訓領導幹部的學府，是學習、研究、宣傳黨的基礎理論、方針政策、省委市委指示精神的重要陣地。應該肯定，這些年來，平川市委黨校以深化改革爲動力，全面推進黨校建設，在教學、科研、行政、後勤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進展。但同時還應看到，由於黨校學員基本上是被列入升遷名單的大小官員，所以，在學習期間，他們大都受到外界更多的關注。雖說，爲期半年、一年的輪訓、培訓，使他們暫時‘有職無權’，但對某些懷有心計的人而言，這正好成了‘感情投資’的黃金時段。
於是，以‘看望老領導’爲由，恭請學員到歌廳卡拉一番，或去色情場所‘放鬆放鬆’的有之；拿‘多謝以往對某項目的重視’作藉口，驅車數百乃至上千公里，上門送錢送物的也有之；更有甚者，選派公關人員，陪伴學員妻兒，入住省會或京城星級賓館，充當‘親情大使’，取悅官員及其親屬。而問題在於，不少在黨校學習的官員，竟認爲這純屬‘人之常情’，非但不予嚴詞拒絕，反而欣然受之。其實，對方之所以百般殷勤，出手大方，無非是指望在某書記、某局長掌握更大權力的那天，能夠在政治或經濟上得到成倍的回報。
至於有些黨校學員輪流作東，用公款請吃請玩，表面看來僅僅是一種有違財務制度的‘禮尚往來’，但稍加深究，就不難發現其中隱含的彼此心照不宣的目的：一個班的學員來自不同的地區和不同的領導崗位，結業或畢業之後，不管是易地升官，還是原地主政，大家手裡都掌握着呼風喚雨的行政權力。到這時候，以吃喝、‘瀟灑’結成的所謂‘同學之誼’，就演變成一張相互關照，衝破制度底線的利益共享網絡，這不是順理成章的事麼？事實一再說明，由此滋生的，比常見的官商勾結更爲可怕！因此，我認爲必須通過縝密的制度設計，進一步強化對黨校學員的監管，嚴防一座座錘鍊黨性的熔爐，成了省市紀委鞭長莫及，各級黨校基本不管，或者管不到位的反腐盲區！”
“你是不是因爲在黨校工作得不到領導提攜重用，因此對黨校工作心懷不滿？”丁露貞懷疑地看着我。“你就這麼看我嗎？我就這個思想水平嗎？”我非常不滿地回敬她，同時也詫異地看着她。因爲她對我的猜度簡直南轅北轍，太離題萬里了！此時她卻壓低了聲音說：“等市裡工作都穩定下來以後，你如果想回黨校我就滿足你，想再官升一級我也滿足你，但你首先應該愛黨校，一個人對任何一個崗位或行當如果不愛，在那裡幹就等於受折磨，你說是不是這樣？”
我咳了一聲，清清嗓子說：“我怎麼不愛黨校呢？這些年來我在黨校幹得兢兢業業，踏踏實實，評不了職稱，提不了級我都不計較，爲什麼呢？就因爲我愛黨校。我既愛黨校門前記錄了我和露潔初戀的大片樹林，我還愛黨校一年兩次的寒暑假，我還對黨校的所有教學門類耳熟能詳。但這些都擋不住我對黨校工作的更高的期待。你是學文科的出身，自然知道，咱們國家改革開放事業存在一個內在的深刻矛盾，那就是現實實踐與某些傳統理論的嚴重衝突。一方面，改革開放使我們國家充滿了生機和活力，另一方面，這一實踐又爲傳統理論的思維邏輯所不容。爲了推進改革開放，我們過去長時間採取的是‘繞過去’的辦法，*在南巡講話裡說的‘不爭論’就是例子。但隨着改革的深入，理論問題最終是繞不過去的。爭論的實質，還是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鄧小平理論和對資本主義創造的現代文明成果的認識上。實踐的堅定性最終有賴於理論的堅定性。只有在重大理論問題上真正辨明是非，才能推動改革不斷深入。”
我知道丁露貞是學行政學的，對馬列原著讀得很多，對基礎理論問題自然也是耳熟能詳，並且時時產生探索的衝動。這是一個學文科，特別是學社會科學的莘莘學子的良好素質。但丁露貞突然說了這樣一句話：“咱們是做實際工作的，把理論問題留給專家學者好不好？”我簡直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堂堂的市委書記怎麼會對理論問題這麼麻木呢？我說：“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使咱們國家的各項事業都充滿了生機和活力，社會主義中國在世界東方的崛起和蘇聯的一朝覆亡，成爲20世紀末期最具對比性的兩個重大歷史事件。但另一方面，這一實踐又爲某種僵化的傳統理論思維邏輯所不容，姓‘社’姓‘資’、姓‘公’姓‘私’問題，始終像夢魘一樣糾纏着我們。爲了推進改革開放，一些先行地區不得不打‘擦邊球’，有時甚至冒險‘闖紅燈’。但正如不能繞過產權問題推進市場經濟一樣，理論問題最終也是繞不過去的。
事實上，從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開放路線確定、建立經濟特區、價格改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分配製度改革到當前的企業制度改革，我們每前進一步，都是在突破傳統理論的束縛中實現的。但是理論發展滯後，仍是制約改革深入的一個嚴重問題。特別在當前，這一問題愈顯突出，不僅關係改革的方向，並且和社會發展中的很多實際問題，如貧富差距、地區差距擴大，污染和生態環境問題日趨突出，權力嚴重以及看病難、學費貴、房價高等攪和在一起，更增加了問題的複雜性。一些人把中國現存的問題歸罪於市場化改革，認爲是‘市場經濟講多了，社會主義講少了’造成的，甚至提出要爲蘇聯和我們國家過去幾十年一直實行的那套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正名’。由於是打着反思改革的旗號，迎和了部分民衆對社會上一些消極現象的不滿，極易引起思想上的混亂，釀成新的矛盾，導致新的不安定因素。
認爲改革開放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發展市場經濟就是發展資本主義。這也說明，改革開放的實踐和發展，不可能在傳統的思維邏輯中運行。改革本身就意味着突破。如果我們不能在關係改革方向、關係社會主義前途命運的重大理論問題上真正辨清是非，改革將如何深入，並走向什麼方向呢？‘不爭論’只是階段性的權宜之計，並不是不要把問題弄清楚。而問題的實質還是在‘究竟什麼是馬克思主義，如何正確認識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認識社會主義的本質和根本任務’，‘如何正確看待資本主義創造的現代文明成果，吸收借鑑其有用的經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科學性究竟在哪裡，在社會問題凸顯的今天，我們是否還應堅持這一理論’這樣一些重大理論問題上。理論的突破是深化改革的基礎。實踐的徹底性最終有賴於理論的徹底性。而各級黨校正是研究理論問題的權威機構，可是我們的黨校教師和工作人員天天在幹什麼？”
丁露貞神色怪異，像不認識一樣看着我。顯然，這些理論問題離她已經很遙遠了，或者說，她放下對理論問題的探討已經年深日久，再想拾也已經拾不起來了。但她似乎不承認自己的落伍，於是振振有辭地說：“我對理論問題不這麼看，現如今當務之急不是研究理論的前沿問題，而是有的放矢地讓理論走進羣衆的問題！也就是說，是推動理論大衆化問題。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的理論工作者是不是深入瞭解羣衆的思想狀況、理論需求、心理特徵，瞭解羣衆的所思、所想、所盼了？是不是使理論真正切合羣衆的實際需要，符合羣衆的‘口味’了？據我所知，現在羣衆的理論需求主要表現在如下幾方面：1，真實的東西。這是羣衆需求的底線和最起碼的要求。從事實本身出發，還事物以本來面目，體現事物的客觀性和真實性，體現事物的規律性，是推進理論大衆化最起碼的前提。‘羣衆的眼睛自然是雪亮的’，不管由於什麼原因，只要提供給羣衆的理論內容中存在虛假的成分、掩飾的解釋，都會在羣衆中被無限放大，最終受到損害的必然是理論的說服力和戰鬥力。
2，通俗的東西。羣衆喜歡聽大白話、大實話，喜歡開門見山、直來直去，不喜歡那種搞文字遊戲、雲裡來霧裡去的方式。‘話糙理不糙’就是羣衆好惡的形象表達。3，鮮活的東西。內容、形式鮮活的東西符合羣衆的接受習慣，能夠引起羣衆的興趣，吸引羣衆的眼球。內容要活，語言要活，形式要活。要多用鮮活的事例、羣衆身邊的事例和人來說明問題。4，管用的東西。對於羣衆來說，管用的東西就是能夠觸發他們的興奮點，與他們的生產和生活密切相關，能夠用以解決思想和實際問題的東西。在實踐中，人們對社會公平、食品安全、安全生產等方面的問題比較關注，對城市動遷拆遷、土地徵佔補償、企業職工社保醫療和涉法涉訴等方面的問題反映比較集中。這些問題，是理論走進大衆過程中迴避不了的問題，必須作出合理的解釋，打開羣衆的心結。而羣衆的心理特徵主要表現在‘重經驗判斷’、‘重形象直觀’、‘重現實利益’。而你說的那些前沿理論問題老百姓是不關心的，所以只能侷限在專家學者之間進行研究。這就是爲什麼我與你意見不一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