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之戰後,劉備憑藉西川劉璋邀請自己出兵相助的機會,採取“柔中帶剛,綿裡藏針”的手段,輕鬆地奪取了益州之地。在劉備得到益州後,孫權迫於曹軍的軍事壓力,還不敢公然與劉備決裂,就派人去討還南郡,南郡是荊南四郡與巴蜀諸郡相互聯繫的唯一通道,戰略意義不言而喻,劉備那肯歸還,雙方關係陡然緊張起來。劉備軍主力一度進至公安,孫權也親往荊州督陣,雙方劍拔弩張,大戰一觸即發。曹操見南方兩強產生了裂隙,決定暫時不加干涉,並乘機進攻漢中的張魯勢力。建安二十年(215年),曹軍平定了漢中全境,對益州形成巨大威脅。劉備懼怕曹操勢力進入益州,遂與孫權進行和談,約定長沙、江夏、桂陽三郡歸孫權,南郡、零凌、武陵三郡歸劉備。孫、劉聯盟再次形成,作爲回報,孫權親自率十萬大軍圍攻合肥,策應劉備,以減輕蜀中壓力,同時爲自己爭取日後進軍中原的基地。然而,孫權的“合肥攻略”進行得非常不順利,東吳十萬大軍在張遼的區區七千合肥守軍面前顯得缺乏勇氣,在圍攻了十幾天無果後,只得撤兵,並遭到張遼率衆追擊,連吳主孫權都險些被俘。
西川方面,劉備於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率領蜀軍主力,攻取漢中,陣斃曹軍名將夏侯淵,並通過“持壁堅守”的策略,終於逼退了遠道而來的曹操,完全控制了漢中地區和上庸、房陵郡,基本上奠定了蜀國“三分天下而居其一”的版圖。“漢中攻略”的得手,不僅使整個益州得到了北部屏障,而且劉備集團還控制了漢水的上游,爲下一步自西、南兩個方向夾擊曹操控制的北部荊州地區(襄陽、宛)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如果劉備能夠再進一步,佔領荊州北部,則可使其新開闢的西川-漢中與原有的荊州地區連成一片,進可向北進攻魏國的中原地區,或與由漢中北上的部隊夾擊魏國的關中,向東則可借長江水勢直插東吳腹心,威脅建業;退可保護四川的東大門,割據一方、鼎足天下。如此一來,劉備軍的攻守線路非常之多,倘若運用得當,曹、孫兩家都將很難招架。因此,客觀地說,當時劉備集團的戰略形勢是相當主動的、大有可爲。
然而,隨着曹、劉、孫三家實力的此消彼長,他們的軍事、外交策略也產生了微妙的變化。孫權方面,在赤壁之後,吳軍又奪取了江陵,基本上控制了長江的整個中、下游地區,取得了比較有利的地理態勢。然而,隨後發動的多次針對曹操集團淮河一帶的進攻均收效甚微,而且損失很大。特別是,“逍遙津一戰”讓東吳上下深深地體會到:江東水師可謂是天下無敵,而步騎的作戰能力卻與中原精銳相差甚遠,以東吳的能力獨霸一方是沒有問題的,但若想問鼎中原,其步騎的戰鬥力是遠遠不夠的。《三國志?吳書?呂蒙傳》記載,魯肅死後,呂蒙接任大都督一職,孫權問其圖天下之策,呂蒙回答道:“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意思就是說,徐州之地便於騎兵馳騁縱橫,即使僥倖攻克,曹操也必定來爭,以我方步騎實力,即使部署重兵,也很難抗衡;荊州之地則不然,若襲取荊州,東吳就可以地跨荊、揚兩州,獨得長江之利,實現當年魯肅提出的“進而兼併天下,退則固守南中”戰略目標。孫權反覆權衡了曹操與劉備兩大集團的綜合實力,同時考慮到關羽掌管荊州後的強硬態勢,也就接受了呂蒙的這番說詞,使得孫、劉二家的關係產生了質的變化,孫權集團的擴張重點也由淮南轉變成爲荊襄。曹操方面,從漢中主動撤退後,曹操留下部分主力防守關中和隴右地區,防止劉備趁勢進攻,自率大軍返回中原。由於連年征戰,曹操集團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實力都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在曹、孫、劉三家爭霸中,雖佔據優勢,但若想徹底剷除孫、劉勢力,曹操的力量還是有些不足的。因此,曹操制訂了“休養生息、積蓄力量”的策略,以“祁山-襄樊-徐州”作爲其在“關中-華中-華東”的防禦重點,遏制孫、劉兩大集團向北擴展,憑藉中原人口稠密、生產力發達的優勢,利用時間這一重要戰略因素,積極發展壯大自己,以待時局變化,再全線轉守爲攻、一統天下。劉備方面,劉備非常重視自己手中的半個荊州,將其視爲自身發展壯大的根基,以及北上圖取中原的重要進兵選擇。在劉備初入西川之時,派關羽、張飛、諸葛亮、趙雲、馬良等重要將領統重兵防守荊州,自己則帶領龐統、黃忠、魏延等人率兵進入益州。後來,由於戰局嚴峻,劉備不得不從荊州抽調張飛、諸葛亮、趙雲等人帶兵入川增援,僅留下關羽、馬良、糜竺、傅士仁、關平等人駐守荊州,面對着虎視眈眈的曹、孫兩大集團,荊州防務略顯薄弱,這也爲日後的“荊州之難”埋下了禍根。
其實,在漢中與曹軍交戰時,劉備軍最終獲勝,但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爲了緩解漢中方面的軍事壓力,建安二十四年七月,荊州守將關羽留糜芳、傅士仁守江陵、公安,自率主力進攻襄陽、樊城的曹軍。曹操聞訊後,立即派于禁率七軍主力增援,屯兵於樊城以北。吳都督呂蒙看到關羽北上進攻曹軍,就準備趁機偷襲荊州。爲麻痹關羽,呂蒙讓不知名的吳將陸遜接替自己的位置。關羽果然上當,又抽調了部分後方防禦部隊北進,增援襄樊戰場。八月,因連日大雨,漢水暴溢。屯於城外的于禁軍全部被水淹沒和包圍,關羽軍趁勢以水軍發動攻擊,曹軍大部投降,于禁被俘,龐德被殺。接着關羽趁水勢包圍了樊城的曹仁軍和襄陽的呂常軍,並加緊攻打。曹操任命的荊州刺史胡修、南鄉太守傅方均投降。十月,陸渾縣孫狼起兵反曹,向南投靠關羽,許都震動,一時間關羽威震華夏。曹操曾想遷都以避關羽鋒芒,但被司馬懿和蔣濟勸止,二人建議曹操遣使勸說孫權攻擊關羽的後方。曹操命徐晃率將軍徐商、呂建立即趕往樊城增援。曹軍行軍神速,逼近關羽軍紮營,並將吳軍即將偷襲荊州的消息用箭射入樊城和關羽軍中。同時,曹操又增派了殷署、朱蓋統領多支部衆,並且命駐守徐州的張遼軍向荊州迂迴,策應徐晃部的行動。此時,徐晃擇機開始進攻關羽軍,並取得大勝。關羽見勢不妙,主動撤圍而退。
是時,吳軍先頭部隊達到尋陽,呂蒙祭出了“白衣渡江”的奇謀,將精銳士卒都埋伏在船艙裡,在甲板上搖櫓、揚帆的船工一律穿上普通衣服而不帶甲冑,把自己裝扮成商人,沿着長江向江陵進發,沿途荊州兵的巡哨都沒有引起警覺,反而所有的崗哨包括站崗的軍士都被吳軍降服。公安守將傅士仁、江陵守將糜芳平日裡就痛恨和害怕關羽,見吳軍到來,沒有做什麼抵抗就投降了呂蒙,直接導致荊州的兩個主要城池相繼輕易失守。呂蒙進入江陵後軍紀嚴明,善待荊州將士家屬。關羽得知荊州丟失後,馬上自襄樊回軍。曹軍爲使兩方相爭,沒有對關羽進行追擊。關羽撤退中,數次派人質問呂蒙。但是信使卻將家屬在荊州安好的消息傳遍關羽軍營,士兵們思鄉心切,開始大批向荊州逃亡,軍心徹底瓦解。閏十月,孫權到達江陵,命陸遜攻佔了宜都。陸遜又派將軍李異、謝旌攻佔了枝城、夷道、秭歸。見西歸之路已被徹底切斷,關羽被迫退守麥城,後來兵敗被吳軍擒殺。一代名將就此隕落。
關羽的這次進攻襄樊的戰役究竟是劉備安排和部署的,還是他自己的擅自行動,史書中也沒有明確的記載,歷史學家們也都意見不一,飛刀在這裡也不想再討論了。總之,關羽這次行動是有其目的的,不是一次盲目的軍事行動,此舉不僅可以緩解劉備在漢中遭受的軍事壓力,爲劉備穩固漢中地區,而且一旦攻取襄樊,則可通過上庸,與漢中的劉備軍主力連成一片,才能真正地對曹操集團形成夾擊之勢。否則,荊州和漢中只是兩個孤立的戰鬥堡壘,缺乏應有的聯繫。在那個交通並不發達時代,想要通過益州聯繫兩者,輸兵勇,通軍糧,顯然是不現實的。此外,在劉備進位漢中王后,拜關羽爲前將軍,假節鉞,故關羽是完全有權力發動此類局部戰爭策應主力作戰的。又因爲關羽失利的過於突然(一兩個月的時間),所以劉備沒有時間也沒有能力快速派出援軍,即便派出援軍也是遠水難解近渴,因而只得坐觀悲劇了。現今許多有關“劉備、關羽失和”、“諸葛亮設計除掉關羽”的言論也未必恰當,不過是爲了吸引讀者的目光罷了。
關羽的失利是着實讓人痛心的,尤其是喜歡三國、喜歡蜀漢的朋友。關羽的錯誤不在於發動了襄樊戰役,錯誤在於在殲滅于禁七軍後,過於草率地發動了更大規模的戰爭。荊州,三國中後期,最爲敏感的地方,曹操、劉備、孫權誰也不可放棄,都關乎着自身勢力的存亡。在此種地界,最爲明智的選擇就是保持均勢,誰觸動了這個天平,誰就要付出慘痛的代價,關羽就是敗在這裡。
然而,關羽的失敗,並不等同於孔明先生“隆中對策”的失誤,拋開“東和孫吳”的外交問題不論,對策中所述的“分兵兩路,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劉備親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夾擊曹魏”的策略也是將進攻的重點放在關中,以荊州作爲策應。“沒有永遠的敵人,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朝秦暮楚總是難免的,除非盟軍能夠在短期內獲得徹底的勝利,否則時間永遠是一切同盟的剋星,牽扯一國存亡的重兵,關乎社稷興衰的戰役,指揮者必須牢牢掌握着自己的命運,又怎麼將自己的後方交給別人呢?盟友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