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中前期，位於南方的楚國，乘齊桓公病故、齊國內亂之際，伺機向中原擴展勢力，在泓水之戰中大敗宋襄公，並使江淮之間的衆多小國臣服。正當楚國勢力急劇北上之時，地處黃河北岸的晉國在晉文公的治理下，對內修明政治，任賢用能，發展農耕，整頓武備；對外打出“尊王”的旗幟，與秦共入襄王，平定周亂，大得中原諸侯的信賴，從而具備了爭奪中原霸權的實力。晉國的崛起引起了楚國的不安，兩國間矛盾日趨激化。晉文公四年，魯國因與曹、衛結盟，招致齊國的征伐，遂向楚求援，而泓水之戰後被迫服楚的宋國，見文公勢大，且尊王有德，故轉而依附。楚國爲鞏固其在中原的固有地位，決定興師以伐齊、宋，藉以遏制晉國的南下、東進之勢。晉國亦看出若想定霸中原，必先破強楚，故而文公親率三軍，揮師南下，晉楚之戰，一觸即發。
戰役之初，楚國在征討齊國的同時，亦率陳、蔡等諸國聯軍圍困宋國，宋向晉求援。對於晉國而言，如不救宋，其必不敵而降楚，晉之圖霸大業也就無從談起；若救宋，而晉宋相距甚遠，又有曹、衛兩國爲阻，此二國皆爲楚之下邦，晉若遠道救宋，恐受曹、衛與楚之夾擊。大夫狐偃審時度勢，向文公獻上一條妙計，即晉軍不徑直援宋，而就近攻擊與楚相親的曹、衛，調動楚軍北上馳援，則齊、宋兩國可保。此計高明之處在於：既可讓晉軍擺脫自身長線突擊而背腹受敵的窘境，又可迫使楚軍北上，晉軍則以逸待勞，反客爲主，可謂是“致人而不至於人”的好計。晉文公旋即採納此計，並一舉攻破曹、衛，但楚軍竟不爲所動，仍舊全力攻宋，宋國眼見不支。文公見此情形，自覺一場惡戰在所難免，但晉國僅憑一己之力與楚相敵並無必勝把握。就在此時，中軍元帥先軫提出一策，讓宋國以重寶賂秦、齊，邀兩國說楚釋宋，而晉反執曹、衛二君，且分其與宋，楚怨宋而絕秦、齊，秦、齊怒，必助晉而伐楚。文公依計而行，秦、齊果出師助晉。楚成王【1】見形勢不利，又恐秦乘機以襲其後，故自退至申邑，並令圍攻宋都商丘的楚軍回撤。但楚主將子玉【2】，驕傲自負，執意與晉一決。成王蛇鼠兩端，雖同意子玉出戰，但又不肯起傾國之兵增援，僅派宗人六百爲助。子玉見兵力不濟，故派出使者宛春休戰求和，前提是晉許曹、衛復國，楚亦釋宋之圍。此舉使得文公頗爲爲難，若允和，三國可存，而德在楚；若不允和，三國俱亡，而怨在晉。爲爭取主動，先軫諫文公，先使曹、衛絕楚，而後復兩國，再拘楚使以激怒子玉，使其自來尋戰。先軫妙算不差，子玉見使者被拘，又失曹、衛兩二國，果然暴怒，揮軍殺向次於曹國的晉軍。文公見楚軍北上，遂令三軍退避三舍（九十里），名義上，是爲了兌現其亡楚時許下的承諾；實際上，卻是爲了爭取輿論，避楚鋒芒，誘敵深入，使輕狂的子玉更加的輕狂，使疲憊的楚軍愈加的不堪，在於晉有利之地，會合秦、齊主力，與楚決戰。子玉剛而乏謀，窮追不棄，兩軍對陣與城濮之地。此時，晉軍針對楚軍遠道行軍，思想準備不足的缺點，早已定下戰法。大戰之初，晉左翼下軍佐將胥臣【3】以虎皮蒙馬，出其不意地向由陳、蔡軍組成相對較弱的楚軍右翼發起猛衝。陳、蔡軍準備不足，人馬皆驚，戰陣崩解。晉軍順勢攻殺，利落地解決了陳、蔡聯軍。之後，先軫命晉國右翼上軍佯退，下軍於陣後拖柴揚塵，亦造撤退假象。子玉不知是計，下令全軍追擊。楚左軍立功心切，推進過猛，致使側翼暴露。晉軍主將先軫見楚軍中計，立即變陣，以最爲精銳的中軍橫擊楚軍之左軍，同時誘敵的上軍乘機回師，夾擊楚軍。楚左軍頓時崩潰，子玉見勢不妙，慌忙收兵，退出戰場，方纔未全軍覆沒，但事後自覺罪重難逃，引咎自盡。城濮之戰後，文公於踐土朝覲天子，會盟諸侯，向周王獻俘，實現了其既定的“取勝定霸”之目的，晉國至此雄霸中原。
城濮之役，晉軍能夠取得最終的勝利，定霸中原，其原因是多層次的。首先，從靜態上看，晉文公虛懷若谷，廣泛徵求並勇於採納先軫、狐偃等謀臣的意見。主將先軫，一代名將，膽略超羣，是中國古代最爲著名的軍事指揮家之一，尤其擅長大兵團會戰。反觀楚軍，楚成王舉棋不定，屢屢延誤戰機，戰而不願傾國決戰，退而又不捨中原霸權。主將子玉，狂妄輕敵，剛愎不仁，又無良策奇謀，雖得帥位，實是庸才。其二，從動態上看，自戰役之初，晉軍主將先軫不就楚軍之便，準確選擇鄰晉的曹、衛二國爲突破口，大膽切入，進而將之作爲日後與楚作戰的基點。接着其又運用高超的外交謀略爭得秦、齊兩大強援，戰略上孤立楚國，營造有利於己的態勢。隨後又主動“退避三舍”，避開楚軍鋒芒，以爭取政治、外交和軍事上的主動，誘敵深入，與秦、齊主力會合，集中優勢兵力，伺機決戰。同時，在戰術上，先軫大膽“示形動敵”，將“避實擊虛、分割圍殲”等戰法演繹得淋漓盡致，令人歎服。相比之下，楚軍子玉的臨戰指揮則顯笨拙，軍情判斷失當，直接導致此役楚軍的敗亡。其三，從軍事思想上看，晉軍始終以“詭詐”作爲其指導思想，積極運用謀略，欺敵誤敵。這與齊桓公、宋襄公的傳統作戰理念大相徑庭，代表了當時軍事指揮學的發展潮流。春秋末年兵聖孫武在此基礎上加以深化，提出了“兵者，詭道也”的著名命題。其核心思想可以理解爲：戰爭是敵我雙方爲了一定利益和政治目的而進行地暴力對抗，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勝利。軍事指揮者的任務就是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條件，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採用一切可以採用的手段，去奪取戰爭的勝利。戰爭固然是交戰雙方兵力物力的較量，更是雙方指揮者智謀韜略的較量。該命題徹底否定了以“尚禮”爲特色的商周軍事思想，將仁義與軍事相剝離，政治必須注重仁義，而戰爭只對勝負負責，這與如老子的“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不謀而合。爲輔助這一作戰思路，孫子結合前代戰史，創造性地提出了著名的“詭道十二法”，即“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前四法，以主動示形爲主，使對手產生錯覺；而後八法，注重因敵變化，欺敵誤敵，從而到達“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的目的。“兵者詭道”命題的提出以及“詭道十二法”的形成標誌着中**事學的發展進入了全新的歷史階段，而城濮之役的案例積累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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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楚成王（?~前628年），羋姓，名頵（一作惲），春秋時期楚國國君，楚文王少子。前672年殺其兄楚王堵敖而自立，前628年爲太子商臣所困，自殺。
【2】成得臣（?~前632），羋姓，成氏，名得臣，字子玉，若敖氏後裔，春秋時楚令尹。城濮（今山東鄄城臨濮集）之役中敗於晉軍，引咎自殺于歸途中。
【3】胥臣（生卒年不詳），晉軍將領。
作者題外話：該文章於2010年2月21日，被收錄到【新浪文化博客讀書隨筆欄目】，飛刀在此感謝博導老師和【文化博客_讀書頻道】的指點與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