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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中前期,齊威王勵志圖強,納賢用能,加強軍備,培養了田忌、匡章等一批優秀將領,於前353年和前341年,出兵救趙之圍、解韓之困,發動了著名的“桂陵之戰”和“馬陵之戰”,兩次擊敗當時的霸主魏國,重創魏武卒,同時推行“尊王攘夷,弱化三晉”的策略,至威王末年,齊國成爲諸侯國中最爲強盛的國家,國力軍力均強於西方剛剛興起的秦國,形成了“齊秦東西對峙,三晉南北縱橫”的戰國格局。可惜威王的繼任者宣王和閔王自恃國力強大,並沒有延續威王的軍政策略,給了秦國趕超的機會。特別是齊閔王,爲人殘暴不仁,好大喜功,迷信武力,極力對外擴張,曾與秦昭王爭奪帝號,攻入秦國函谷關內,秦國只得割地求和;幫助昔日敵國趙國攻滅中山,中分其地;聯合韓、魏,大敗楚軍於垂沙,殺楚將唐昧;乘燕國內亂,大敗燕軍,幾乎滅亡燕國;多次征討宋國,最終將其併入齊國版圖。齊國奉行的單邊主義策略也激起了衆怒,發誓爲父報仇的燕昭王見時機成熟,接受上將軍樂毅的建議聯合趙、楚、韓、魏、秦五國,在前284年對齊國發動了規模宏大的合縱進攻。齊閔王聞報,親率齊軍主力迎於濟水之西。樂毅親臨前敵,率五國精銳大敗齊軍,閔王率殘部逃回都城臨淄。樂毅遣還遠道參戰的各路兵馬後,對戰局做出了合理的判斷,認爲齊軍精銳已失,國內紛亂,燕弱齊強形勢已經逆轉,故親率燕軍直搗臨淄。齊閔王見臨淄孤城難守,遂率少數臣僚逃往莒城,後爲楚將淖齒所殺。樂毅則連續進攻,分路突擊,陷城奪地,在攻入齊都臨淄後,盡收齊國珍寶、財物、祭器運回燕國。燕昭王大爲欣喜,將昌國城封給樂毅,號昌國君。
從古至今,很多人對於齊國的敗亡十分惋惜,認爲其是戰國時期最有可能與秦國爭奪天下的國家。那麼強大的齊國爲什麼會因爲濟西一戰而土崩瓦解呢?齊國的覆滅如果僅僅被認爲是軍事原因造成的,那就顯得有些幼稚了!飛刀認爲其原因是多層次的,涉及戰略、軍事、外交等多個領域:首先,齊國缺少長遠的戰略目標和基本國策,對國家也沒有一個合適的定位,就連“尊王攘夷,弱化三晉”也是飛刀根據威王的生平事蹟概括的,這就造成了國家朝令夕改,各代君王間很難形成合力。其二,齊國外交乏力,一般說來,外交手段是軍事手段的有效補充,緩解正面戰場的壓力,適當的保存實力纔可以做到連續作戰,而宣王、閔王過分迷信武力,奉行單邊主義策略,很少藉助外交手段爭取與國,造成國力巨耗,軍隊消耗過大,戰鬥力下降。其三,肆意擴張、缺乏重點,齊國五戰勝五國,翻閱春秋戰國史冊,這種驕人戰績可以說除了秦國無人能及。匡章確實是一代名將,其能力和戰績絕對可以和秦國的白起相匹敵。然而,由於缺乏正確的戰略指導,致使千百萬將士的鮮血換來的只是六國的仇視,沒有爲國家帶來任何好處。如今雖說是“細節決定成敗”,但真正決定成敗的卻是戰略無疑!其四,內部鬥爭慘烈,齊國君權遠遠不如秦國強大,相國田文(孟嘗君)獨攬朝政,對君權造成巨大威脅,後來雖被閔王所驅逐,漂流他鄉,但其嫉恨齊王,到達魏國後積極斡旋列國,配合樂毅促成了六國合縱攻齊的局面。其五,外有死敵,燕國上下痛恨齊國當年的滅國行爲,燕昭王廣攬賢士,力圖以雪國恥。春秋時,伍子胥一心爲父報仇,尚且能使楚國國破人亡,何況舉國之燕,而齊國聽信燕國間人蘇秦的蠱惑之言,四處樹敵,對燕國竟然未加防備。其六,君主性格缺陷,閔王殘暴貪婪,好大喜功,在滅宋之後,竟背棄與秦、趙的盟約,獨吞宋國,從而激起了秦、趙兩強的極大不滿。這後三點正是齊國覆滅的直接原因。
反觀西方的秦國,自商鞅變法以來,立“耕戰”爲國策,以統一華夏爲目標,六世不渝,即使君主的更迭,也不會放慢其前進的腳步。對於戰爭,秦人發動的很多,然而基本都是爲了開拓疆域、發展農耕,極少出現閔王這樣的泄私憤、滿私慾的做法。在戰爭的同時,秦人也非常重視外交謀略的使用,時而利用“連橫”策略,拉攏與國,蠶食天下;時而又利用“合縱”策略,融入三晉,對抗齊楚。即使出現六國合縱攻秦的情況,也往往採取守勢,借時間與利益分化瓦解對手,直至始皇帝橫掃**,都從未出現過齊國這樣單憑一己之力尋釁天下的事情。與齊人相比,秦人的確少了幾分衝動與盲目,多了幾分老練與靈活。齊國的覆滅可謂是戰國時期的最大變局,也是上天賜給秦人的禮物,結束了近六十年的秦齊對峙,大大降低了其兼併六國的難度,戰國時代由此步入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