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行十三天後，我們停泊在拉謨港口。我已經和船長成爲好朋友了。他喜歡下棋，但完全是一個新手，特別需要一個棋藝更低的人做他的對手，因此他就邀請我一起玩。我倒是聽說過怎樣下棋，可是從來沒有下過。精於此道的人常說，棋盤裡有一片給人施展才智的廣闊天地。船長主動教我，因爲我很耐心，他覺得我是一個好學生。我每一次都輸，於是他就更加熱心的想要教我。我很喜歡下棋，但絕不沉迷，只在船上玩一玩，我對棋藝的理解僅限於移動棋子。
船在拉謨停泊了三四個鐘頭，我上岸去參觀港口，船長也上岸了，他提醒我這個海港風浪很大，要我快去快回。
拉謨是個小地方。我去了郵局，很高興在那兒見到了幾個印度籍的職員，還和他們聊了一會兒。還見到了幾個非洲人，我對他們的生活方式很有興趣，就瞭解了一下，耽誤了一些時間。
我在船上認識的幾個統艙的乘客也上岸了，他們想在岸上做飯，好好地吃一頓。我發現他們正打算回船上去，便一起搭上一隻小艇。港口的潮水在漲，而我們的小艇又超重了。浪潮如此猛烈，這隻小艇搭不住輪船的吊梯，一捱到吊梯，就被浪潮衝開了。此時，起錨開船的頭一遍哨子吹響了，我很着急。船長在船上看見我們，下令延遲五分鐘開船。大船旁邊還有另一隻小艇，是我朋友花了10盧比爲我租的。這隻小艇把我從那隻超載的小艇上接過去。這時吊梯已經拉上去了，我只好拉住一條長索上去，輪船馬上就起航了，其他乘客都被丟在後面。這時我才體會到船長的提醒是有道理的。
拉謨之後的第二個港口是蒙巴薩，然後是贊稷巴。
船在這裡停泊的時間很長，達天之久，於是我們換了一條船趕路。
船長很喜歡我，可是這種喜歡的方式值得商榷。他邀請了我和一個英國朋友陪他上岸玩一玩，我們坐着他的小艇上了岸。我不知道“玩一玩”意味着什麼，而船長也不知道我原是不懂此道的人。有一個掮客把我們帶到某些黑人婦女的住處，每個人進一個房間。我站在房裡，又羞又呆。只有天知道那不幸的女人是怎麼看我的。她大概看出來我爲人清白。起初我除了害怕外再也想不起其他事情，後來羞恥感終於消退了，謝謝神靈：我沒有對那個女人動心。我討厭自己的懦弱，併爲自己沒有拒絕走進房間的那種勇氣而深感可悲。
這是我一生中第三次經歷類似這樣的事情。有很多本來清白的青年，恐怕就是因爲這種錯誤的羞恥感而滑向了罪惡的深淵。我想如果我當時拒絕走進那個房間，我會更信任自己。感謝神靈，多虧他拯救了我。這件事堅定了我對神明的信仰，也在一定程度上教會我拋棄錯誤的羞恥感。
由於要停留在這個港口一個周，我乾脆住到城裡，成天四處蹓躂，增長了許多見聞。贊稷巴綠樹成蔭，印度只有馬拉巴才能與之媲美，那些高大的樹木和巨碩的果子使我感到驚奇。
過了贊稷巴便到了莫桑比克。5月底我們到達了納塔耳。
三十二若干經歷
納塔耳的港口是杜爾班，又叫做納塔耳港。
阿布杜拉賽（Sheth）[“賽”是阿拉伯語，原意爲寶劍，現爲一種對穆斯林的尊稱。
]來碼頭接我。當船靠碼頭時，我就觀察那些上船來接朋友的人，發覺這裡的印度人並不被人尊重。很容易就能看出來那些認識阿布杜拉賽的人都很藐視他，這使我很難受，阿布杜拉賽卻已習以爲常了。盯着我看的人似乎都對我很好奇。我的服裝有別於其他印度人，穿着長過膝蓋的大禮服，頭上卻戴着頭巾，很像孟加拉人戴的“普格里”（Pugree）[大頭巾。
]。
我被送到那家商行，安頓在阿布杜拉賽隔壁的一個單間裡。我們彼此都不瞭解對方。他讀着他弟弟託我轉交給他的信，更不知如何是好。在他看來，他弟弟給他送來了一頭很難伺候的白象。我的穿着打扮和生活作風看起來很像歐洲人，這讓他頗爲震驚。當時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工作可以給我做。他們的案子正在德蘭士瓦進行，立即把我送到那裡沒有意義。那麼他如何才能信任我的能力和人品呢？他不會到比勒托裡亞去觀察我辦事，而被告都在比勒托裡亞，他覺得被告很有可能對我施加不好的影響。如果不放心把有關這案子的工作交給我做，那還有什麼工作可以交給我呢，因爲別的職員都能幹得好？職員們如果做錯了事，還可以責備幾句，要是我也做錯了，那該如何是好？如此看來，要是不把與這個案子有關的工作交給我，那麼，把我留下來也沒有什麼意義了。
實際上，阿布杜拉賽沒有什麼文化，但有豐富的經驗。他很能幹，自己也意識到自己的這一點特長。因爲經常在工作中用到，他掌握了足夠日常對話用的一點點英文，已足夠他與銀行經理或歐洲商人來往時自如地處理一切事務，以及向他的法律顧問陳述案情。當地的印度人都非常尊敬他。他的商行是當時那裡最大的印度商行，或者說是最大的其中之一。他有許多長處，但有一個缺點，那就是天性多疑。
他非常看重伊斯蘭教，而且熱衷於談論伊斯蘭的宗教哲學。儘管不懂阿拉伯文，但卻頗爲精通《可蘭經》和一般的伊斯蘭教文學。他善於旁徵博引，能信手拈來各種例子。在和他來往的過程中，我獲得了不少關於伊斯蘭教的實際知識。當我們建立起密切的關係後，常常長時間地探討有關宗教的問題。
我到了那兒後兩三天，他便領我去杜爾班的法院，介紹我認識了幾個人，還讓我坐在他的法律代理人身旁。庭長一直看着我，後來還吩咐我摘下頭巾。我拒絕了，離開了法庭。
我意識到，未來這裡也有鬥爭在等候着我了。
阿布杜拉賽向我解釋了在法庭上責令一部分印度人除下頭巾的原因：那些身穿伊斯蘭教服裝的印度人可以戴着頭巾，但是其他印度人便要照例除下頭巾。
爲使讀者瞭解爲何有這麼一點多餘的區別，我必須詳細地作個說明。在這兩三天之內，我已看出來這裡的印度人分成了好幾派。一派是穆斯林商人，自稱爲“阿拉伯人”。另一派是印度教徒。還有一派是波希人，都是當職員的。印度教徒職員，哪一派都不屬，除非他們投身於“阿拉伯人”的那一派。波希職員則自稱爲波斯人。這三個階層彼此都有些社會關係。但是爲數最多階層的還是由泰米爾、德魯古以及北印度契約工人和自由工人構成的。契約工人是指那些簽了契約到納塔耳來工作五年的工人，他們又叫做“吉爾米提亞人”，這個稱呼是英文“協議”一詞的變音。
前面三個階層和這個階層之間只有生意上的往來。英國人把這些人叫“苦力”，而且由於大部分印度僑民屬於這個階層，於是所有印度人都被冠名爲“苦力”或“沙彌”。“沙彌”是泰米爾文的後綴，放在很多泰米爾人的名字後面，其實與梵文的“史華密”是一個意思，即“主人”。如果有哪個印度人不願意自己被稱爲“沙彌”，又有足夠的膽識，他就會反脣相譏：“你可以叫我‘沙彌’，但你不要忘了‘沙彌’的意思是主人。我可不是你的主人啊！”有的英國人聽了就算了，有些人卻會生氣，破口大罵印度人，甚至拳腳相加，對他而言，“沙彌”是污辱人的話，把它當做主人的意思，簡直就是一種誣衊！
由於上面提到的原因，我被稱爲“苦力律師”，而做生意的人也就被稱爲“苦力商人”了。“苦力”這個字的原意就這樣被淡忘了，成爲所有印度人的普通稱呼。穆斯林商人很討厭這種稱呼，他們聲稱“我不是苦力，我是阿拉伯人”，或聲稱“我是商人”，如果遇上的是一個比較客氣的英國人，便會向他道歉。
在這樣的形勢下，戴不戴頭巾的問題顯得非常重要。一個印度人如果被迫脫下頭巾，無異於忍受一場恥辱。我想幹脆改戴英式的帽子得了，免得遭受這種恥辱，還可能引起不愉快的爭論。
然而阿布杜拉賽卻不贊成我的想法。他說：“如果你這樣做的話，影響一定很惡劣。你將置堅持要戴印度頭巾的人於何地？何況印度頭巾很適合你。戴上英式的帽子，倒顯得你像個餐廳的服務生了。”
他的話裡夾雜着真知灼見，愛國思想和一點點褊狹的思想。其中的睿智顯而易見，同時，如果不是出於愛國，他便不會堅持戴印度頭巾；而那麼輕蔑地提起服務生，正好反映了他褊狹的思想。印度契約工人包括了三個階層的人：印度教徒、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最後一個階層是皈依了基督教的印度契約工人的子女。在1893年，這個階層的人就相當多了。他們穿英式服裝，大多以在旅館裡當服務生爲職業。阿布杜拉賽批評英式的帽子，實際上指的就是這些人的服裝。在旅館裡當服務生，被公認爲是不體面的事。直到現在，還是有很多人有這種想法。
我總體上是贊成阿布杜拉賽的話的。我向報館投稿談了這件事，堅決捍衛我在法庭裡戴印度頭巾的權利。戴頭巾的問題在報紙上引發了爭論，我則被媒體描寫成一個“不受歡迎的造訪者”。如此一來，我到南非不過幾天，這件事便出乎意料地爲我做了一回廣告。有人支持我，也有人激烈地批評我的冒昧。
我旅居南非期間，幾乎一直戴着印度頭巾。至於在南非我何時和爲何不戴頭飾了，後面再談吧。
三十三赴比勒托裡亞途中
不久我便接觸到了住在杜爾班的信仰基督教的印度人。我認識了法院的翻譯保羅先生，他是一個羅馬天主教徒，還認識了當時新教會倡辦的學校的教員蘇班·戈夫萊先生，他是1924年出訪印度的南非代表團成員詹姆斯·戈夫萊先生的父親，現在已經過世了。大概也在這個時候，我還結識了巴希·羅斯敦濟（現已故）和阿丹吉·米耶汗（現已故），所有這些朋友，當時只是工作上的交往，與他們在其他方面並沒有往來，後來才成爲關係密切的朋友。關於他們的情況，後面還要談到。
正當我不斷擴大我的社交範圍時，商行接到了他們的律師寫來的一封信，信中說要充分準備好打一場官司，建議阿布杜拉賽親自去比勒托裡亞一趟，或是派一個代表去。
阿布杜拉賽給我看了這封信，問我願不願意去比勒托裡亞。我說：“只有從你那裡瞭解清楚這個案子的情況以後，我纔有應對的辦法。現在我都不知道到那裡去我要做什麼。”他叫來幾個職員向我說明了整個案情。
我開始研究這個案子，感到我需要從頭學起這裡面涉及的問題。逗留在贊稷巴的那幾天，我曾去法庭見識過那裡的工作情況。見到一個波希律師盤問一個證人，問他不少關於賬本所涉及的借貸問題，我一點也聽不懂。無論在中學讀書還是在英國留學時，都沒有學過簿記。而我到南非來處理的這個案子，主要和賬目有關。只有懂賬目的人才能理解和解釋其中的問題。那個給我講案情的職員滔滔不絕地說着借方、貸方的內容，我卻越聽越糊塗。我不懂P．Note的意思，在字典裡也查不到，只好請教那個職員，才知道P．Note原來指的是期票。我買了一本有關簿記的書，認真加以研究。這倒使我增強了一些信心。我終於弄清楚了案情。阿布杜拉賽其實也不會記賬，可是他有很多實踐經驗，能夠很快地解決簿記中的複雜問題。我告訴他們，我已做好去比勒托裡亞的準備了。
“你打算在哪裡住？”他問道。
“隨便你安排。”我說道。
“那麼我就寫信給我們那邊的律師，他會替你安排住處。我還可以給那邊的彌曼朋友寫幾封信，不過我希望你儘量不要和他們一起住。我們的對手在當地有很大的勢力，如果他們中有人設法看到了我們的來往信函，會對我們十分不利。你越是避免和他們來往，對我們就越有利。”
“你的律師叫我在哪裡住，我就在哪裡住，不然我就自己找個單獨的住處，請放心吧。沒人會知道我們的秘密。但是我倒是很想認識我們的對手，和他們交朋友。如果可能的話，我還想試試達成庭外和解。畢竟鐵布賽是你的親戚。”
鐵布·哈齊汗·穆罕默德賽是阿布杜拉賽的近親。
我提到的有可能解決這個案子的方法，多少令阿布杜拉賽感到意外。然而我到杜爾班已經六七天了，我們對彼此已經有些瞭解，我不再是所謂的“白象”了。
他說：“那好吧。能夠庭外和解再好不過。我們都是親戚，彼此都清楚對方的脾氣，鐵布賽不是一個輕易答應和解的人。只要我們稍一疏忽，他就會想盡辦法鑽我們的空子，一整到底。所以你做任何事情都要三思而後行。”
“關於這一點，請不必擔心。”我說，“我無須和鐵布賽說什麼，也不必和其他任何人談起這個案子。我只是建議他同我們達成庭外和解的共識，避免一場不必要的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