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教徒大學奠基儀式時，哈定基勳爵舉行了一次朝覲。王公貴族當然都來參加了，潘迪特·馬拉維亞吉特別邀請我參加，所以我也去了。
令我感到難過的是，那些王公貴族打扮得像女人那樣，穿着絲綢長褲和長上衣，戴珠寶項鍊，戴鐲子，頭巾上掛着寶珠和鑽石穗子，腰帶上還掛着金柄的寶劍。
這種打扮不是象徵他們忠誠的標誌，而是代表他們的奴隸地位的標誌。原以爲佩戴這些委靡不振的首飾是出於他們的本意，然而我後來才聽說在這種場合裡佩戴貴重的珠寶乃是王公貴族們應盡的義務。我也聽說有一些人非常反感佩戴珠寶，只有在朝覲這樣的場合才戴。
不知道我所瞭解的這些情況是否準確。但是不管他們在別的場合是否也佩戴珠寶，身上戴着只有女人們才佩戴的珠寶來參加總督的朝覲，確實是夠難堪的。
爲了財富，權力和聲譽，人們承擔的罪惡與荒謬是多麼的沉重啊！
七十一與戈克利相處一月（上）
與戈克利住在一起的第一天，我便感到完全像是回到自己家裡一樣。他待我就像待自己的弟弟，儘量多地瞭解我的需求，滿足我的需求。幸而我的需求並不多，而且我也有自力更生的生活習慣，並不需要別人的照料。他對我獨立自主的習慣、講求個人衛生的習慣、堅忍不拔的個性以及規律的生活起居懷有深刻的印象，時常稱讚我。
他對我似乎是毫無保留的。所有前來拜訪他的重要人物，都向我一一介紹。其中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人是皮·西·羅伊醫生（現在是爵士）。實際上他就住在隔壁，是常客。
戈克利是這樣向我介紹羅伊醫生的：“這位就是羅伊教授，月薪800盧比，但他自己只留下40盧比，其餘的全部捐獻給公衆事業。他還沒結婚，而且也不打算結婚。”
我看不出來今天的羅伊醫生和當年有什麼差別，他的衣着差不多還是像從前一樣簡樸，當然有一點不同，現在他穿的是土布，而當時穿的是印度紡織廠生產的細布。戈克利和羅伊醫生的談話永遠讓我有聽不夠的感覺，他們所談的全都關乎公共利益，或是具有教育價值的事。有時他們也懷着痛惜之情批評一些從事公衆工作的人。原本我認爲有些人是堅定不屈的戰士，現在倒覺得他們微不足道了。
觀察戈克利工作實在像受教育一樣令人感到愉悅。他從不浪費一分鐘。他全部的私人關係和友誼都是爲了公衆的利益。他所有的言論都是爲了國家的利益着想，而且絕無半點不真實或不誠懇的地方。印度的貧困和所受到的屈辱一直是他最關心的事情。有各種各樣的人想引起他對別的事情的興趣，但是他對每一個人都是同樣的答覆：“你幹你的事情，我也有我的工作。我所追求的是國家的自由。只有實現了這個目標，我纔會考慮別的事情。如今光是這個工作已足夠我投入所有的時間和精力了。”
我隨時能感受到他對蘭納德的尊敬，他常引用蘭納德的話，在每一件事情上，蘭納德都是最後的權威。蘭納德逝世週年紀念日（或是誕辰，我記不清了）那時，我恰和戈克利一起住，照例是他舉行的。當時除了我以外，他的朋友卡士華特教授和一個法官也來參加了。他在會上講話，深情地追述了蘭納德的生平事蹟，順便把蘭納德、戴朗和曼德立克三人作了比較。他稱讚戴朗瀟灑的風度和曼德立克是一個偉大的改革家，還舉例說明了曼德立克是如何熱心地爲當事人服務的，說他有一次誤了火車，竟包了一趟專列，就是爲了及時趕到法庭上替他的當事人辯護。然而蘭納德更了不起，他是一個全能型的天才，不僅是一位偉大的法官，還是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社會改革家。雖說他是法官，卻毫無畏懼地參加了國民大會黨的集會，而且大家對他的賢明是那樣深信不疑，凡是他的決定，大家會毫無疑問地遵從。戈克利在講起這位先輩的高尚心靈和完美品質時，充滿了無限的歡樂。
當時戈克利有一輛馬車。我一直看不出這輛馬車的必要性，有一次我問他：“你出去不能坐電車嗎？難道坐電車有損你身爲領導者的尊嚴嗎？”他聽了我的話後有點兒難過：“怎麼連你也不瞭解我！我不是拿公家的津貼用在個人的享受上面。我也很羨慕你能那樣自由自在地坐着電車到處去，可很抱歉我不能那麼做。如果你也成爲像我這樣的公衆人物後，要坐電車到處走動，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會非常困難的。大家沒有理由懷疑一個領導者所做的每件事都是爲了個人的舒適。我也喜歡你簡單的生活習慣，我也儘可能去過簡單的生活，但是像我這樣的人，是無法避免某些花銷的。”
他這樣的回答令人滿意，但是他並沒有給我另外的一個問題提供滿意的答覆。
“可是你甚至也不出去散步，”我說，“你老是覺得身體不舒服，這沒有什麼好奇怪的。難道爲了公衆工作就擠不出時間來鍛鍊身體嗎？”
“你看我哪有時間出去散步呢？”他答道。我非常尊敬戈克利，從不敢和他頂嘴。雖然這個回答不能令我滿意，但是我卻不吭聲了。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我都相信，不論一個人有多少工作，每天總得找點時間鍛鍊身體，就像每天都要吃飯一樣。我個人的淺陋之見是運動不但不會損耗一個人的工作能力，反而能增強工作能力。
七十二與戈克利相處一月（中）
住在戈克利家裡那段時間，我常常外出。
我曾經對在南非的基督教朋友們說過，回到印度以後要拜訪一些印度基督教徒，瞭解一點他們的情況。以前就聽說過巴布·卡立恰朗·班納濟，對他極爲欽佩。他積極參與國民大會黨的工作，這與一般的印度基督教徒不參加國民大會，將自己孤立於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外的情況是極爲不同的，因而我對他沒有任何疑惑。我告訴戈克利說我很想見到他。他說：“你見他有什麼用呢？他是一個好人，不過我擔心他不會令你感到滿意。我和他很熟，如果你很想見他，當然可以。”我和班拿濟約了個時間，他馬上答應了。去看他時，他夫人正臥病在牀，性命垂危。他的住處很簡陋。在國民大會上，我見他穿的是西裝，很高興這一回發現他穿的是孟加拉“拖蒂”和襯衫。我喜歡他簡樸的穿着，雖然當時我自己穿的卻是一件波希上衣和褲子。我從容地把困難告訴他，他問道：“你相信人生下來就帶着罪惡的說法嗎？”
“是的，我相信。”我說道。
“那很好，印度教對這一點沒有解脫之道，但是基督教卻解決了這個問題。”他又接着說，“人爲自己的罪孽所付的代價是死亡，而《聖經》教導我們，得救的唯一道路是把自己交給耶穌。”
我提出《薄伽梵歌》關於虔誠之道的內容，和他辯駁後也沒有任何結果。我感謝他的好意，雖然他的說法沒有讓我滿意，但這次見面對我是有所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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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日子裡，我常穿梭在加爾各答街頭，去很多地方都是靠步行。我拜會米特法官和古魯達斯·班納濟爵士，希望他們支持我在南非的工作。此外，我還見過拉加·皮亞立穆罕·穆克琪爵士。
卡里恰朗·班納濟早跟我提過迦裡神廟，特別是再加上我在不少書中讀到過許多關於這個神廟的故事以後，更急着去看個究竟。於是有一天我就去了，米特法官的家也在同一個地區，我就在拜訪他的那天順便去了一趟神廟。一路上，我看見成羣的羊正被趕去神廟屠祭迦裡神。成羣的乞丐沿着通往神廟的小巷行乞，還有一些化緣的僧侶摻雜其間。即便在當時，我也是堅決反對向那些身體強壯的乞丐施捨的。他們一擁而上跟着我，其中坐在走廊上的一個人擋住我，和我搭訕：“去哪兒呀，我的孩子？”我告訴了他。
他請我及我的同伴坐下來和他談談。我們照做了。
我問他：“你認爲這樣殺牲獻祭就是宗教嗎？”
“誰會認爲殺害動物是宗教呢？”
“那麼，你爲什麼不動員人們去反對呢？”
“那可不關我的事，我們所要做的只是拜神。”
“可是你們不能另找一個地方拜神嗎？”
“對我們而言，所有的地方都是一樣的。人們就像一羣羊，跟着爲首的人向前走。至於去哪兒，這不關我們‘沙陀’的事。”
我們沒有繼續和他糾纏在這個話題上，而是起身走向了神廟。我們看到了血流成河的景象。我實在受不了那裡，感到既噁心又難受，真的永難忘懷那種情景。
那天晚上我應邀參加了孟加拉朋友的餐會，我和一個朋友談起了這種殘忍的拜神形式，而他卻說：“羊在那裡倒是根本不會有感覺，嘈雜聲和擂鼓聲會使一切痛苦的感情僵化的。”
我不能接受這種說法。我告訴他，如果羊也會講話，它們肯定有不同的說法。我覺得這種殘忍的風俗必須被制止。我想起佛陀救生的故事，可惜我卻無能爲力。
時至今日，我依舊持着與昔日相同的見解。一隻羔羊的生命，其寶貴程度並不亞於一條人命。我不願意爲了人自身得益而犧牲一隻羔羊的生命。越是弱小無助的生物，越應該得到人類的保護，人類不可以殘暴地對待它。但是那些沒有資格去服務的人，當然不可能帶給它們什麼保護。在將這些羔羊從這種不潔的犧牲中拯救出來之前，我必須經歷更多的自我清潔與犧牲。今天我甚至認爲自己應當爲實現這種自潔和犧牲而死。我一直向上蒼祈禱，希望懷着大慈大悲的偉人（不論男女）降生於這世上，將我們從深重的罪惡中拯救出來，也把那些無辜的生物拯救出來，淨化這個神廟。孟加拉以它全部的知識、智慧、犧牲精神和崇高感情怎麼能夠容忍這種屠殺發生呢？
七十三與戈克利相處一月（下）
那種以宗教的名義大肆殺生的獻祭方式增強了我要了解孟加拉人的生活的心願。我曾經讀過也聽說過關於梵教團[孟加拉梵教團成立於1828年，因戴文德羅納斯在1886年擔任團長，其影響隨之擴大。戴文德羅納斯和克沙夫二人爲梵教團開設了一個神學院，用以從事高等神學研究。梵教團的工作主要是宣傳印度教。
]的許多情況。有關普拉達布·昌德羅·馬俊達的生平事蹟，我也略有耳聞。我曾經參加過幾次有他發言的集會。還饒有興趣地讀了他寫的克沙夫·昌德羅·沈的傳記，從中瞭解到沙達朗梵教團和阿迪梵教團的不同。我還見過潘迪特·許樊納斯·薩斯特立，也曾在卡達瓦特教授的陪同下探望了瑪哈希·戴文特羅納斯·泰戈爾，但是由於當時禁止他會客，我們沒有機會見到他。不過，我們都受邀參加了在他家中舉行的梵教團慶祝會，親耳聽到了優美的孟加拉音樂。此後，我成了孟加拉音樂的愛好者。
見識了梵教團後，若不去看看史華密·維衛康納，就不算完美。於是我便興高采烈地趕往貝祿·瑪斯，一路上大部分時間是在步行。我很喜愛瑪斯這個環境清幽的地方，這裡適於隱居。但到了那兒卻聽說史華密那時住在加爾各答的家裡，正臥病不起，不接見客人，我頓時非常失望悵然。
後來我打聽到尼維蒂妲修女的住處，便去喬林居大廈看她。她家裡裝飾得富麗堂皇，讓我大吃一驚，我們的交談也不投機。我把這些情況說給戈克利聽，他說我和她那麼輕浮的一個人談不到一起是不足爲奇的。
此後，我又在貝斯敦濟·巴德夏先生家中見過她一次。我進去時，恰好碰上她和巴德夏先生的老母親談話，於是我便爲她們兩人充當翻譯。儘管我跟她沒有任何一致的觀點，卻不能不重視和佩服她對印度教的厚愛。後來我又讀了一些她寫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