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人，對我們的社會貢獻巨大，卻被印度教徒視爲“不可接觸者”階級。他們都被趕到遙遠的城鎮或村莊去住，這種地方在古遮拉特文中被稱爲“德瓦度”（Dhedvado），含有侮蔑的意思。在盛行基督教的歐洲地區，猶太人也曾一度被視爲“不可接觸者”，而專門劃給他們居住的地區有一個討厭的名字，叫“隔度”（Ghettoes）。今天我們在南非也同樣成爲“不可接觸者”了。爲了我們的復興，安德祿和沙斯特立的魔棍到底起了什麼作用，以後就會見分曉。
古代的猶太人自認爲只有本民族的人是上帝的選民，其他一切民族都不是，結果他們的後代被視爲奇異的人，甚至受到不公平的對待。同樣，印度教徒也把自己視爲雅利安人，即文明的人，而把他們自己的一部分同胞視爲非雅利安人，即不可接觸者，結果不但在南非的印度教徒受到一種莫名其妙的，或者是不公平的對待，就連穆斯林和波希人也遭到了同樣的歧視，因爲他們現在身處同一個國家，都被視爲有色人種。
讀者們現在多少可以明白這一章標題的意思了吧。我們在南非得了一個令人討厭的名字，叫做“苦力”。“苦力”在印度語中是指搬運工或女傭，但在南非它有侮蔑的色彩，在我們看來，其所指的就是“不可接觸者”的意思，而劃給“苦力”居住的區域便叫做“苦力集中地”。約翰內斯堡就有這樣一個區域，但是與印度人在別的地方擁有的租賃權的情況不同，在這裡，印度人是以九十九年爲期限租借的，儘管人口衆多擁擠不堪，可是此區域的面積並未隨着人口的增加而擴大。除了偶爾派人來打掃廁所以外，市政部門沒有爲本區做其他衛生工作，更不要說修築道路和供應照明設備了。既然市政部門對於這個區域的居民的福利懷着這樣漠不關心的態度，自然也很難指望他們關心本區的公共衛生。而在沒有市政部門的監督的情況下，人們就更加無視市政衛生的條例了。倘若住在這兒的人全都有魯賓遜的精神，情況自然就不一樣了。然而這裡的印度人並不知道世上有過魯賓遜那樣的移民。通常人們移民國外是爲了尋求財富和貿易，但是到南非的印度人，大多數是無知的、貧苦的乞丐和農民，需要有人給予他們關懷和保護。而跟隨他們而來的商人和受過教育的印度人爲數甚少。
市政部門對犯罪的漠視再加上印度移民的無知，使得這個區域變得極不衛生。市政部門不但不去改善這種狀況，反而還要因爲不衛生而取消這個地區，可不衛生正是由於他們的不負責才造成的。他們的目的是從立法部門那裡獲得驅逐移民的許可。這便是我當時在約翰內斯堡的生存環境。
印度人既然在這個區域享有土地所有權，當然有權要求補償。有一個特別法庭負責處理有關地產問題的案件。如果租用人不願意接受市政部門給予的補償，他有權向這個法庭申請裁決，如果法庭裁決的款額高於市政部門提出的數額，市政部門就得承擔法庭裁決的賠款。
大部分居民都請我擔任他們的法律顧問，我不打算在這些官司裡賺錢，因此我對他們說，只要勝訴，無論打官司花多少錢我都願意，也無論結果怎樣，每個案子我只收10英鎊。我還告訴他們，我打算拿出所得的錢的一半來爲窮人們設立一所醫院或是類似的機構。他們自然都高興。
大約70個案子中只敗訴了1例。所以我得到一筆相當豐厚的酬金。不過《印度輿論》需要一大筆錢，我記得它用去了1600英鎊。爲了這些案子，我拼命地工作。當事人都很佩服我，他們大多數人原本是從比哈爾或鄰近地區還有南印度來的契約工人。他們建立了自己的協會來解決自己的疾苦，區別於那些自由的印度商人。他們當中有一部分人是胸懷廣闊的，信仰自由主義的，而且品格高尚。領導者是蔡朗新先生，他是主席；還有巴德立先生，像主席一樣好。現在他們兩人都過世了。他們對我的幫助很大。巴德立先生與我往來密切，在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通過這些和其他一些朋友，我與來自南印度或北印度的無數僑民建立了親密的聯繫。我是他們的兄弟，而不僅是他們的法律顧問，和他們共同承擔着私人的或是公共的困苦和憂傷。
這些印度人給了我一個有趣的稱呼。阿布杜拉賽不願直接叫我甘地。幸而誰也沒有叫我“薩希布”（Saheb）[烏爾都語，穆斯林尊稱，含有“老爺”的意思。
]。阿布杜拉賽叫我“兄弟”。別人也跟着他一起都叫我“兄弟”，直到我離開南非。被印度僑民們稱爲“兄弟”，我心裡頭美滋滋的。
九十二黑死病（上）
市政部門雖然收回了這個區域的土地所有權，卻沒有馬上讓印度人從“苦力集中地”搬出去。他們搬走之前，先得給他們找到合適的新住處，但是市政部門一時辦不到，因此印度人只好繼續在這個“骯髒的”地方住下去，他們的現狀比以前更糟。既然失掉了所有權，他們就變成了市政部門的房客，結果呢，他們的環境更不衛生了。當他們還有所有權時，出於對法律的畏懼之心，他們多少還能維持起碼的清潔。但現在市政部門撒手不管了，隨着移民的數量越來越多，隨之而來的是更爲骯髒和混亂的局面。
當印度人正爲此事發愁時，忽然爆發了黑死病，也叫肺炎瘟疫，比其他類型的鼠疫更可怕更致命。
幸而爆發這種傳染病的不是在印度人居住的區域，而是在約翰內斯堡周圍的一個金礦開採礦井，這個礦井的工人多數是黑人，他們的白人僱主要對衛生負完全的責任。有一些印度工人也在礦井工作，其中有二十三人感染了，有天晚上，他們被秘密送回到這個區域內他們的住所，而且病得很嚴重。馬丹吉特先生那時正在爲《印度輿論》徵求訂閱的客戶，碰巧在這個區域。他是一個勇敢無畏的人，看到這些害病的人後，心裡非常難過，就用鉛筆寫了一張便條給我：“黑死病突然爆發，必須儘早想辦法，否則後果不堪設想。請快點來吧。”
馬丹吉特先生勇敢地撞開一間空房的門，把所有病人都安置在那裡面。我騎自行車趕到那裡，寫了一張便條給城裡的書記官，告訴他我們佔用這間房子的原因。
當時正在約翰內斯堡工作的威廉·戈夫萊醫生，一聽到消息便即刻趕來救援，既當醫生又兼任護士。可是我們三個人實在應付不了二十三個病人。
根據以往的經驗，我懷着一種信念：只要我們心地純潔，災難到來時，自然會有辦法來對抗病魔。當時我的事務所有四名印度職員：卡利安達斯，馬克拉爾，甘樊特萊·德賽，還有一位的名字我已經忘記了。卡利安達斯的父親託我照應他，我在南非很少碰見像他那樣樂於助人而又絕對聽話的人。幸而當時他還沒有結婚，所以我便毫不猶豫地把很冒險的事情交給他去辦。馬克拉爾是我從約翰內斯堡找的，我記得他也未婚。我決定犧牲這四人——叫他們職員也行、同事也行、或者是我的兒子也行。這件事用不着徵求卡利安達斯的意見，而問了問其他三人，他們都答應。
“你到哪兒，我們就跟到哪兒，”這就是他們簡短可愛的回答。李琪先生有一個大家庭。他也打算加入我們，但是被我阻止了。我實在不忍心讓他冒險。所以他只在危險區外工作。
真是可怕的一夜——既要守夜還要看護他們。以前我也曾護理過不少病人，但是從未看護過黑死病人。戈夫萊醫生的勇氣感染着我們，需要做的事並不多：喂他們吃藥，侍候他們，把他們和他們的牀收拾乾淨，撫慰他們的心。
這幾個年輕人不倦的工作熱情和大無畏的精神令我分外高興。我們很容易理解戈夫萊醫生的勇敢行爲和馬丹吉特先生的豐富經驗。而那些涉世未深的年輕人的精神確實難以理解！他們的精神真得很可貴！
那一晚我們把所有病人都安置在一起了。
然而這場瘟疫帶來的除苦難之外的宗教價值，卻引起我極大的興趣，所以我至少要用兩章的內容來記述它。
九十三黑死病（下）
市政書記官向我們致謝，因爲我們及時把病人集中在空房裡，並對他們加以照料。他坦承市政委員會暫時還想不出辦法來處理這一突發事件，但他承諾會盡力幫助我們。市政部門既然意識到自己的職責，便毫不遲疑地果斷採取措施。
在我的要求下，第二天他們安排了一座空倉庫供我們使用，還建議我們把病人轉移到那裡，市政部門不願承擔清掃房子的責任。那裡既髒又亂，我們自己把它打掃乾淨，在好心的印度人的幫助下，我們添置了幾張牀和其他必需品，一個臨時醫院搭出來了。市政部門調派了一個女護士，帶來了白蘭地和一些其他設備，戈夫萊醫生仍然主管一切。
這位護士是一位慈祥的婦人，她很願意看護病人，不過我們極少讓她靠近病人，免得她被傳染。
我們接到指示，要常給病人喝一點兒白蘭地。這位護士甚至要我們像她那樣，也喝一點兒，以防被傳染，可是我們都沒喝。我很懷疑這對病人究竟有沒有好處。得到戈夫萊醫生的同意後，我對三個不用白蘭地治療的病人進行土療法，把溼土敷在他們的頭部和胸口上，他們中有兩個人活下來了。其餘二十一人死於倉庫裡。
此時市政部門正忙着採取別的措施。他們在離約翰內斯堡7英里的地方建立了一所傳染病醫院。那兩個活下來的病人被轉移到這所醫院附近的帳篷裡，其他新發現的病人也都被送到那裡。於是我們從這份工作中抽出身來了。
過了幾天後，我們聽說那位善良的護士也被傳染了，而且很快就死了。說不清那兩個病人究竟是如何被救活的，爲什麼我們沒有被傳染，但是這一次的經驗增加了我對土療法的信心，也增強了我對白蘭地藥物功能的懷疑。我知道無論是信心還是懷疑都沒有可靠的根據，但是我至今還是相信自己的直覺，因此有必要在這裡提一下。
這次瘟疫爆發時，我給報社寫了一封措詞強硬的信，指責市政部門收回印僑居住的區域後又不對清潔衛生工作負責的罪過，他們對這次瘟疫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封信促成了我結識亨利·波拉克先生和約瑟夫·杜克神甫。
在前面我已提到自己常常去一家素食館吃飯。在那裡認識了阿爾伯特·韋斯特先生。我們經常在這家飯館吃晚餐，飯後還一起散步。韋斯特先生是一家小印刷廠的股東。他在報上讀到我寫的那封關於瘟疫的信，多次在飯館裡都找不到我，因而他感到很不安。
瘟疫爆發以後，我和同事們都減少了食量，因爲我早爲自己定下規矩，瘟疫流行期間，我就要吃得清淡。所以那段時間我根本就不吃晚餐。午餐也是在其他客人來之前就吃完了。我和這家飯館的老闆很熟，我已經告訴他我正忙着看護黑死病的病人，要竭力避免與朋友們接觸。
韋斯特先生連續一兩天沒有在飯館裡找到我，有天清晨我正想出門散步時，他卻來敲門找我了。我一開門，便聽到他說：“我在飯館總也找不到你，真擔心你出事，所以我決定一早就來看你，確定你是否在家。我現在放心了，你儘管吩咐吧。我準備幫忙看護病人。你知道我沒有結婚，無牽無掛的。”
我向他致謝，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不打算讓你去看護病人。如果沒有新病人進來，一兩天內我們就自由了。不過卻有另一件事需要你做。”
“嗯，什麼事？”
“你能否去杜爾班主持《印度輿論》的印刷出版工作？馬丹吉特先生多半要留在這兒，所以杜爾班需要有人負責，如果你去我就放心了。”
“你知道我自己也有一所印刷廠。我可以去，但到晚上再給你最終答覆行嗎？我們晚上散步時，可以好好談談這件事。”
我很高興，我們談過之後，他答應去杜爾班。薪金並不在他考慮的範圍之內，因爲金錢不是他行動的動力。但我們還是決定給他月薪10英鎊，如果效益好，還會給他分紅。第二天晚上，韋斯特先生就搭乘郵車去杜爾班了，他的債務由我代收。從那天起直到我離開南非，他一直是與我同甘共苦的好朋友。
韋斯特先生出生於盧特（英國林肯郡）的一個農民家庭，只接受過普通的學校教育，但他憑着自己的努力，在社會這所大學校裡學到了不少學問。我一直認爲他是一個心靈純潔、冷靜、敬畏神靈、仁愛的英國人。
在以後的幾章中，我們還將讀到更多關於他和他的家庭的故事。
九十四火燒印度居民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