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並沒有人被國民大會黨派到這裡來公開地或是秘密地展開準備工作。拉茲庫瑪·蘇克拉也不能號召成千上萬的農民起來行動。所以他們還沒有開展政治工作，他們對三巴朗以外的世界一無所知。但是他們對待我卻像對待老朋友一樣親切。這一次與農民朋友們的聚會，使我看到神靈、“非暴力”與真理，這千真萬確，絕不是誇張的說法。
人民叫我“聖雄”，細想來無非是因爲我對他們的愛，而我對他們的愛又無非是我對“非暴力”持有堅不可摧的信仰的表現。
在三巴朗的那一天令我終生難忘，無論是對農民們還是對我，這都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
根據法律，我是要受審的，但事實上，應該是政府受審。而那個地方官員只取得了這一點勝利，他使政府陷進了他原本爲我佈下的圈套。
一百三十九撤銷訴訟
審判開始了，政府的辯護律師、縣長和其他官員都很着急，不知該如何是好。律師要求縣長延期審理這個案件。但是我堅決反對，我要供認我違背命令是有罪的。我宣讀了一個簡短如下的聲明：“經法庭准許，我要來說明我爲什麼走到這麼一步，看起來我的所作所爲似乎違反了刑法第144條。但是在我看來，這是地方政府和我的觀點有了分歧所致。我來這裡是出於人道主義爲國家服務。這裡的農民請求我幫助他們。據他們說，他們正在忍受靛青種植園主不公平地對待。如果不去研究這一問題，我就不能幫助他們。所以我想請求政府和種植園主也來研究這一問題。我沒有別的動機，絕不會擾亂公共治安。
在這種事情上我是有相當多的經驗的。然而地方官員的想法與我不盡相同。我完全能體諒他們的苦衷，也瞭解他們只是根據他們收到的情報來辦事。我一向奉公守法，第一本能就是遵從政府發給我的命令。但是這樣做就會違揹我對請我來這裡的農民朋友們的責任感。我認爲現在只有留在這裡才能幫助他們。所以我不能自動引退。在這兩種責任感的衝突之中，我很難抉擇，只好把強迫我離開農民們的責任歸於政府。我充分地意識到，身爲印度的公衆人物，我更應該小心翼翼、以身作則。我深信身處於這麼複雜的體制中，如同我現在面臨的困境一樣，一個自尊自愛的人的唯一安全而又能維護榮譽的做法就是，做我已經決定做的事情，即接受不服從的處分，但不提出抗議。
“我冒昧地說了這些話，絕不是想要替自己開脫，只是想說明我違背命令並非不尊重當局，而是要服從人類生活中更高的法則——良心的呼聲。”
於是這樣再沒有延期開庭的理由了，但縣長和律師都感到很意外，所以縣長還是宣佈延期判決了。與此同時我發電報把這裡的詳情告訴了總督，巴特拿的朋友們，潘迪特·馬拉維亞吉以及其他朋友。
在我接到法庭的判決前，縣長送來了一份書面通知，說省督已下令撤銷我的案子，而稅務官[英國人統治印度期間，縣長兼任法官，而稅務官有實際的行政權。印度獨立迄今，此制亦未更改。
]也給我寫了一封信，說我可以自由地按原計劃進行調查，而且還能夠從政府那裡獲得我需要的幫助。我們都沒有料到這件事在短時間內能得到這麼令人滿意的結果。
我去拜訪稅務官海柯克先生。感覺他是一個好人，很熱心地主持公道。他告訴我，無論我需要什麼文件，都可以去他那裡調閱，而且隨時都可以去找他。
從我開始，印度政府第一次接受了文明的不合作運動。各大報紙紛紛在議論這件事，而我的調查也因此意外得到了廣泛地宣傳。
調查需要政府保持中立，卻不需要報紙大肆宣傳。三巴朗的情況極其複雜艱難，所以過分的批評或是色彩太濃的報道，都容易把我希望做的事破壞了。所以我寫信給各報社的主編，請他們不必派記者來報道，凡是需要刊載的消息，我一定會給他們送去的。
我知道當地種植園主不喜歡政府允許我在三巴朗調查的態度，也知道盡管官員們不敢公開表示什麼，其實他們也是不高興的。所以那些不正確的或是會讓人誤解的報道很容易激怒他們，他們不會把憤怒發泄在我身上，必然會發泄在那些可憐的飽受壓迫的農民身上，而這會嚴重地阻礙我們的工作。
儘管我事先有一些準備，種植園主們還是向我們展開了攻擊。報紙上充滿了他們對我和我的同事們的種種污衊。然而由於我極度謹慎地堅持真理，一絲不苟地努力工作，使他們不得不收斂他們的行徑。
種植園主們對布拉吉索爾巴布的攻擊是無所不用其極，不過他們越是攻擊他，人民就越是尊敬他。
儘管局面變得如此複雜，我堅持認爲沒有必要邀請其他省的領袖介入這個事件。潘迪特·馬拉維亞吉曾向我保證，只要我有需要，隨時可以找他，不過我並沒有麻煩他，我要避開政治因素。我偶爾會給那些領袖們和主要的報社寄一些報告，也只供他們參考，並不打算髮表。我悟出了這樣的道理：如果一件事情的起因沒有政治因素，哪怕它的最終結果是政治性的，如果我們讓它蒙上政治色彩，往往不利於事情的最終解決，但如果我們不超越政治的界限，便有助於事情的最終解決。三巴朗的鬥爭就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無論在任何方面，只要能給人民無私的援助，最後總是有益於國家政治的。
一百四十工作方法
要詳細瞭解有關三巴朗的調查情況，必須要先交代一下三巴朗農民自身的歷史，而這幾章是記錄不完的。對三巴朗的調查是在勇敢地嘗試實踐真理和“非暴力”，我只是把值得寫下的事情逐周寫下來而已。讀者朋友們若要了解更詳細的情況，可以去讀一讀拉金德拉·普拉薩德先生用印度文寫的《三巴朗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史》，聽說馬上就要出版英譯本了。
言歸正傳。我們不可能在戈拉克巴布的家中開展調查工作，除非可憐的戈拉克巴布把房子完全騰出來給我們用，而當時莫提哈里的居民們還沒有消除對種植園主的恐懼，不敢把房子租給我們。幸好布拉吉索爾巴布弄到了一處房子，房子周圍還有相當大的一片空地，於是我們就搬進去了。
沒有錢是無法開展工作的。當時還沒有爲這一類的公衆工作募捐的慣例。布拉吉索爾巴布和他的朋友們大都是律師，他們要麼自己出錢，要麼向朋友借錢。當時問題的焦點是：當律師們都還出得起錢時，怎麼能讓別人出錢呢？我已下定決心不收三巴朗農民的任何東西。因爲這容易讓人產生誤會。我同時也下定決心不在全國發動募捐，因爲容易令這件事情帶有全國性和政治性的色彩。孟買的朋友們捐了15000盧比，我謝絕了。我打算儘可能地在布拉吉索爾巴布的幫助下，從不居住在三巴朗的比哈爾富人那裡募捐，如果還不夠的話，就請仰光的朋友梅赫達醫生幫忙。梅赫達醫生曾答應過我們如有需要的話，他會把錢寄來。於是我們可以不必再爲經濟問題煩惱了。我們並不需要一大筆錢，我們會竭力節約開支以跟三巴朗的貧苦相適應。我記得我們共計花了不到3000盧比，捐款還剩下了好幾百盧比。
剛開始我的同事們生活方式各有不同，大家生活在一起很不適應。每個律師都有一個用人、一個廚子，也都各有廚房，因此他們常會遲至午夜才吃飯。儘管費用要由他們自己支付，但我還是很擔心他們這種不規律的飲食習慣，而且因爲我們已經變成了很好的朋友，彼此之間沒有什麼誤會，他們也接受了我的多次嘲笑。最後，大家都贊同不再僱用人和廚子，共用廚房，按時吃飯。並非所有人都是素食者，但用兩個廚房又太費錢，於是大家決定只留一個素食廚房，堅持簡單的飲食。
這些方法都令開支大大地減少了，也替我們節省了很多時間和精力，而這也正是我們迫切需要的。很多農民前來申訴，他們還帶着大批同伴，把空地及花園擠得水泄不通。我的朋友們想要幫我免受“朝拜”，但沒實現，我不得不在一定的時間內被弄出來供大家“朝拜”。至少有五到七個志願工作者來記錄來訪人的申訴，即便如此，還是有不少人等到天黑也得不到談話機會而不得不離開。他們所述並非很有用，很多內容是重複的，但是他們不說出來就堵得慌，而我也體諒他們的感情，儘量滿足他們的要求。
那些做記錄的人必須遵守既定的規則。每一個農民都得經過嚴密反覆的詢問，不合格者不得申訴。這雖然花去了很多時間，但保證了大部分材料確實是可靠的。
我們開展這項工作時，總有一個罪犯調查所的官員在場。我們是可以阻止他來的，但是我們從一開始就決定，不要介意他在場，要禮貌地接待他，並儘可能給他提供他們所瞭解的情況。這對我們沒有壞處。相反，農民看到有罪犯調查所的官員在場，也會更加理直氣壯地申訴。一方面可以消除農民對罪犯調查所的過分畏懼，另一方面，也可以限制農民有一些言過其實的言論。調查及逮捕犯罪分子是罪犯調查所的職責，所以農民們必然會小心地說出實情。
我不打算激怒種植園主，只想用溫和的辦法解決問題，所以我必須寫信給那些被嚴厲指控的種植園主，並面見他們。也去找種植園主聯合會的人，把農民的疾苦講給他們聽，提出我的看法。有些種植園主非常恨我，有的置之不理，也有少數幾個人以禮相待。
一百四十一同伴們
世上很難找到布拉吉索爾巴布和拉金德拉巴布這麼能幹的人，如果沒有他們的幫助，我們的工作就寸步難行。他們的弟子，或者也可以說是他們的同伴山浦浩巴布、安努格拉哈巴布、德朗尼巴布、蘭納弗密巴布以及其他幾個律師一直與我們生活在一起。文提亞巴布和賈納克達立巴布也時常過來幫忙，他們都是比哈爾人。他們主要負責記錄農民們的申訴。
克里巴蘭尼教授也加入我們的工作中了。雖然他是一個信德人，卻比一個土生土長的比哈爾人更有比哈爾人的氣質。很少有人能夠入鄉隨俗，隨遇而安，而克里巴蘭尼就是那少數人之一。人們感覺不到他是一個外省人，他就是我的把門人。目前，他的主要任務是設法使我避免被人們“朝拜”。他擋住人羣，有時運用他無窮的機智幽默，有時又運用他溫和的威嚇呵斥。等到晚上，他又當起了老師，對他的同伴講述他的歷史研究或是觀察所得，並使膽小的來客鼓起勇氣，說出事實真相。
大毛拉·馬志魯爾·哈克早就成爲長期贊助者了，我們一有需要，他就會提供幫助，非常值得信賴。他每月必來這裡一兩次。他當年那種奢侈豪華的生活同今日簡單純樸的生活恰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們都覺得他是我們當中的一份子，只是他的時髦衣服會讓人感覺怪怪的。
我在比哈爾有了更深的體驗，越來越感覺到如果農村裡沒有適當地普及教育，要想展開某種長期工作是不可能的。我實在爲農民們的愚昧無知感到悲哀。他們要麼放縱自己的孩子四處遊蕩，要麼讓他們一天到晚在靛青園裡幹活，每天只能掙兩個銅板。那時，一個男工的每天的工資不超過十個銅板，女工不超過六個銅板，童工就更少了，不過三個銅板。每天能夠拿到四個安那的人，就算是最幸運的了。
和同伴們商量後，我們決定在六個村子裡開辦小學。只需由當地農民供給老師食宿，其他費用由我們來負擔。鄉下人手上沒有現錢，但是他們完全可以供應糧食。其實他們早就表示，他們願意提供穀物和其他原料。
找老師倒是一個大問題。在當地很難找到願意不領工資而義務教學的老師。我主張絕不能把孩子們隨便交給一個普普通通的老師。老師的道德品質比他的學問知識更重要。
因此我對外公開招募志願者老師，很快就得到了響應。甘伽達勞·德希潘特先生派巴巴薩哈布·索曼和彭達立克來找我們，阿望蒂克白·戈克利夫人從孟買來看我們，而阿南蒂白·衛珊巴揚夫人則從浦那來到這裡。我派人到非暴力不合作學院裡去找卓達拉爾，蘇倫德羅納斯還有我的兒子德夫達斯。大約就在此時，摩訶德弗·德賽和納羅哈里·巴立克帶着他們的妻子，投奔我們而來。嘉斯杜白也應召前來。這是一支非常強大的隊伍。阿望蒂克白夫人和阿南蒂白夫人都受過良好的教育，不過杜爾嘉·德賽夫人和曼妮朋·巴立剋夫人只知道一點點古遮拉特文，嘉斯杜白則是對古遮拉特文一竅不通。她們如何用印地語來教導兒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