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衙內新傳作品相關 高俅隨筆 混混 網
按：這是朋友書蟲的作品，因斬空寫了這本書，便去討了來，與大家分享一下。今晚會發一章。
凡是看過《水滸傳》的，無一不會對其書中的頭號反派人物高俅——高太尉印象深刻。把林沖搞得家破人亡的是高俅和其義子高衙內，發兵三打水泊梁山的是他，最後陷害宋公明等諸好漢的還是他。總之，高俅是個壞透了傢伙。《水滸傳》是小說之言，當然不能以此爲史，不過高俅在北宋末年確有其人，可惜在以龐雜而著稱的《宋史》中卻無傳，不能說不有點意外。那麼歷史上的高俅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呢？俺不揣淺陋，梳理一下史料，也寫上一點兒，望諸方家指正。
（一）高俅的平步青雲
在《水滸傳》中，第一回出場的就是這位高俅。書中說高俅原被人稱爲高毬，後來因爲此名稱實在不雅，發跡後被他改爲了高俅。這應當是小說家的醜化，實際並不是如此。因爲他的兄弟名字分別是高伸、高傑，都是人字旁，顯然他的真名就是高俅。《水滸傳》中說高俅是通過開賭坊的柳世權、開生藥鋪的董將仕輾轉推薦到小蘇學士（即是指蘇軾）手下的，這過程史無記載，大概也只能當成齊東野語了。不過再往後面的過程，高俅從小蘇學士手下轉到小王都太尉，再到端王（後來的徽宗）手下，卻不是空穴來風。此段系出於南宋王明清的《揮麈後錄》卷七中的“高俅本東坡小史”，這裡不妨抄上此節：
“高俅者，本東坡先生小史，草札頗工。東坡自翰苑出帥中山，留以予曾文肅，文肅以史令已多辭之，東坡以屬王晉卿。元符末，晉卿爲樞密都承旨時，祐陵爲端王，在潛邸日已自好文，故輿晉卿善。在殿廬待班，邂逅。王雲：“今日偶忘記帶蓖刀子來，欲假以掠鬢，可乎？”晉卿從腰間取之，王雲：“此樣甚新可愛。”晉卿言：“近創造二副．一猶未用，少刻當以馳內。”至晚，遣俅齎住。值王在園中蹴踘，俅候報之際，睥睨不已，王呼來前詢曰：“汝亦解此技邪？”俅曰：“能之。”漫令對蹴§愜王之意，大喜，呼隸輩雲：“可往傳語都尉，既謝蓖刀之況，並所送人皆輟留矣。”由是日見親信。逾月，王登寶位。上俊寵之，眷渥甚厚，不次遷拜，其儕類援以祈恩，上雲：“汝曹爭如彼好腳跡邪！”數年間建節，循至使相，遍歷三衙者二十年。鎮殿前司職事，自俅始也。父敦復，復爲節度使。兄伸，自言業進士，直赴殿試，後登八坐。子侄皆爲郎。潛延閣恩倖無比，極其富貴。然不忘蘇氏，每其子弟入都，則給養恤甚勤。靖康初，祐陵南下，俅從駕至臨淮，以疾爲解，辭歸京師。當時侍行如童貫、樑頗成輩皆坐誅．而俅獨死於牖下。”
從這段中，我們可以知道高俅的確曾是蘇軾的小史（也就是小秘書一類的角色），也倒聰明伶俐，抄抄寫寫倒也稱職≌軾從翰林侍讀兩學士（翰苑）外調到知定州（也就是中山府），這是發生在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的事情，東坡先生在十月就已經到任了。而曾布（曾文肅）此時卻是在知瀛州（也就是河間府），他是在來年初纔回到東京的，這就引出了一個時間和地點的問題，即是蘇軾何時何地要把高俅送給曾布？這裡俺不妨分析一下。河北的定州與瀛州相比鄰，蘇軾完全可以很方便地與曾布通信′然蘇與曾布分屬新舊兩派，但曾布是屬於新黨中比較非主流派的，與王安石、呂惠卿等的關係都處壞的，而他與舊黨的關係卻頗爲微妙。曾布在元豐年間一直不得志而被外放，恰恰是在元豐末年神宗死後，政局發生變化時，這纔回到汴梁出任翰林學士，甚至連司馬光也想拉蔓。而蘇軾也絕非門戶之見很深的人，二人在元祐年間是有所交往的，而且還比較客氣。還有一點值得重視的是，《揮麈錄》的作者王明清，他的外祖父乃是曾紆，而曾紆就是曾布的兒子，曾家的事情（不涉及黨爭等大的是非）他還是可以信賴的※以，我以爲蘇軾就是在元祐八年十月至紹聖元年初期間，於定州寫信給曾布要轉讓高俅的，同時也可以推斷高俅應是也隨蘇軾去了一趟定州。但是曾布婉拒了，於是蘇軾又把高俅推薦給了他的好友王詵（王詵，字晉卿。既是《水滸傳》中的小王都太尉），這回辦成了，於是高俅又回到了東京。
《水滸傳》中雖沒明說，但實際上指王詵是個浮浪無行的人物，事實上也的確如此。這王詵是宋神宗的妹夫，端王（徽宗）的姑夫，王詵雖然是堂堂駙馬，但卻是一個招蜂引蝶之輩，冷落蜀國長公主。公主後來鬱郁而死，氣得神宗把王詵在公主葬後立刻貶謫。不過王詵卻是一個丹青書法的好手，徽宗在潛邸時，就常與之切磋，關係很好。元符末年（或是指元符三年，即1100年），高俅的人生因爲一次偶然事件而發生了重大轉折，這就是與端王趙佶（所謂‘祐陵’，就是指徽宗，這是他‘永祐陵’的簡稱）的相識。王詵與趙佶在等候上朝時期相遇，趙佶忘了帶篦子刀，於是向王詵借了一個，修理了一下鬢角。趙佶用後對王詵說：“這篦子刀的樣式非常新鮮可愛”。王詵回道：“我最近做了兩個，還有一個沒用過，稍後就派人給你送去。”晚上，王詵就派高俅到端王府去送篦子刀。碰巧，趙佶正在園中踢毬，高俅便站在一旁看，微有不以爲然之色。或許是趙佶注意到了這個小廝的神情，便問道：“你也會踢嗎？”高俅倒也年輕氣盛，回答說能。於是二人對踢，結果甚合趙佶的口味。趙佶大喜，當即派人傳話給王詵：“謝謝你給的蓖刀，連同派來的人，我一起收下了。”於是，高俅終於變成了端王趙佶的親信手下。事情更巧的是，很快哲宗就死了，趙佶幸運地被選中爲繼位者，位登大寶，成爲了大宋皇帝。而高俅這個搭上末班車的潛邸“舊臣”，也鴻運當頭，一下子從一個閒散王爺的玩伴兒，一躍進入了大宋王朝的官場。
（二）高俅的飛黃騰達
趙佶即位以後，高俅這個新受寵的潛邸“舊臣”，便被特別恩寵，開始了直升飛機般的升遷。
宋朝是採用“右文左武”的政策，不過這是針對權力和威望而言的，武臣的俸祿和品級實際並不低。既然文臣的權力佔先，自然對其的要求也就要高。有宋一朝，文臣體系基本上完全被進士（及第）出身的士大夫所掌控，對於像高俅這般的閒雜人等，要想要擠入這***是極不現實的。不過，武臣體系雖然望低權小（相對而言），但是在俸祿等實惠方面一點也不差，升遷的伸縮性也大。顯然對於高俅這類人物來說，這纔是仕途的捷徑，於是高俅便就此“從戎”了。
對於高俅在徽宗朝早期的官職和升遷過程，史無具載，只是知道至遲在政和七年（1117年）正月前，高俅已經身爲殿前都指揮使這樣的高位了。那麼高俅在此期間都做過什麼呢？這得從《宋南渡十將傳》卷一“劉錡傳”說起，其文載：
“先是高俅嘗爲端王邸官屬，上即位，欲顯擢之。舊法，非有邊功，不得爲三衙。時（劉）仲武爲邊帥，上以俅屬之，俅競以邊功至殿帥。”
宋朝的制度倒是不錯，沒有邊功，就不得爲三衙的長官。但是上有政策，下就有對策，古時亦然。徽宗把他的紅人高俅下放到基層，託給大將劉仲武，以此來“鍍金”，這樣就不愁沒有升遷的理由了。徽宗崇寧年間，西邊的戰事又起。要想探求高俅在西邊的事蹟，還要從劉仲武入手。劉仲武在崇寧三年（1104年）約十月，吐蕃趙懷德等叛宋，劉仲武指揮恰當，大勝而使趙懷德等復降。崇寧四年四月，隨高永年西征。高永年輕敵敗死，劉仲武差點也被流放嶺南，經侯蒙的搭救，以及他的戰功，得免。那麼是否高俅也參加了以上戰役呢？這隻能說很有可能，但並沒有史料能證明這點（事實上，高俅在西邊的具體徵戰事蹟，史書上一概沒有。），我們也只能根據其他資料來推測。高俅在此段時間內並沒有一直待在西邊，他於崇寧四年五月隨林攄一起出使了遼國，而林攄的此次出使的目的就是爲了回絕遼對宋夏戰爭的所謂“調解”，顯然這個使團需要有對西邊戰事比較瞭解的人。以宋徽宗的角度來看，加入一個熟知西事的親信顯然是比較放心的。既然選中了高俅，似可以反推高俅是已經在西邊有所經歷的了。在大觀二年（1108年），童貫及劉仲武在西邊取得了一次較大的勝利，他們成功地招降羌王子臧徵僕哥，收復了積石軍。徽宗對此十分高興，親自接見了劉仲武，頗爲恩寵，並悉命仲武的九子爲官。從徽宗的表現來看，他是認爲這是一次很大的勝利，我懷疑高俅也參與了其役，這從高俅與劉仲武家的密切關係，以及劉仲武之後的征戰經歷可以推出，應該對他的升遷起了很大的作用。大觀二年後，宋夏戰爭一度較爲緩和，到了政和五年（1115年），大戰再起。正月，童貫命劉法發動古骨龍之戰，秦鳳經略使劉仲武率兵出會州牽制。九月，王厚、劉仲武進攻臧底河敗北。次年二月，童貫命劉法、劉仲武率大軍攻克仁多泉城。
我們知道在政和七年正月，高俅已經身爲殿前都指揮使並被升爲了太尉，那麼他是什麼時候得此高位的呢？史無明載，於是還得推斷。從上面政和五，六年戰事來看，似乎是高俅積累資本的好機會，但我以爲此時高俅已經不在西邊前線，而已經在東京當上了殿前都指揮使了。其理由如下：（1）在政和五年劉仲武只不過是秦鳳經略使，絕無領導殿帥的道理。如果高俅仍然在西邊，那將會是高俅指揮劉仲武，起碼是獨領一面，但諸書全不見高俅的記載。（2）《揮麈後錄》言高俅“數年間建節，循至使相，遍歷三衙者二十年。”，若是因爲政和五，六年的戰功才升殿帥，則時間距離徽宗繼位已經有15、6年了，這和“數年間”實在差距過大。上面已經說過，徽宗對大觀二年的戰果十分看重，以其輕佻的個性，完全有可能以此就以爲高俅資歷已夠，留在身邊升官晉級了※以我以爲高俅出任殿前都指揮使的時間，大約是在大觀二年或之後一兩年內的事。
不過，這倒不是說高俅就此與西邊戰事無關了。我們可以從一些側面看出他與劉仲武還保持着親密的關係。在宣和二年，劉仲武死後，徽宗曾做了一個夢，“上謂俅曰：‘吾疇昔之夜，夢仲武，其諸子安在？’俅以（劉）錡對，即日召之。奇之，特授閣門祗候”，可見高俅對劉仲武還是頗爲照顧。而且前面也談到，劉仲武在政和五年也打過敗仗，但他的仕途並沒有受到影響，一直升到了瀘川軍節度使，這應該也有朝中有人替他說好話的原因，這個人應該就是高俅。
既然高俅掌管了殿前司，那麼他做的如何呢？答案是非常差′然北宋後期的殿前司已經不像其前期一樣顯赫（即已不是實內虛外，此時精兵大多都在西北），但仍然位高權重，對於京畿的防務任務重要。高俅本是小吏出身，雖然也在西北前線鍍過金，但遍尋史籍，沒有發現他打仗立功的任何記載，無非是靠關係增加升官的資本罷了，顯然他是不懂軍事的。管理軍隊，無非是要抓好訓練，嚴格管理，但高俅做得都很糟糕。
對於軍隊訓練，高俅還是拿出他攀援徽宗的本領，玩的都是花架子，行同兒戲。在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裡有不少這樣的記載。在卷七‘駕幸臨水殿觀爭標錫宴’條中，其開始是“橫列四彩舟，上有諸軍百戲，如大旗、獅豹、棹刀、蠻牌、神鬼、雜劇之類。又列兩船，皆樂部。”，爭標之前，先是吹吹打打，玩耍一番。後面的爭標競賽，也要搞出“旋羅”、“海眼”、“交頭”各種花樣，與其說是競賽，不如說是在表演雜技。高俅此時也要顯顯威風，同書卷十‘車駕宿大慶殿’條載：“是夜內殿儀衛之外，又有裹錦緣小帽、錦絡縫寬衫兵士，各執銀裹頭黑漆杖子，謂之‘喝探’。兵士十餘人作一隊，聚首而立，凡數十隊。各一名喝曰：‘是與不是？’衆曰：‘是。’又曰：‘是甚人？’衆曰：‘殿前都指揮使高俅。’更互喝叫不停。或如雞叫。”如此儀式，聲如雞鳴，倒也很生動地勾落出高俅薄望貪名的形象來。
訓練耍花架子，高俅對於軍隊的管理更是糟糕。在靖康年間，政治風雲變向，有大臣上書揭露了高俅對軍政的嚴重破壞。《靖康要錄》卷七載：“靖康元年五月二十日，“臣僚上言，謹按：高俅……身總軍政，而侵奪軍營，以廣私第，多佔禁軍，以充力役。其所佔募，多是技藝工匠，既供私役，復借軍伴。軍人能出錢貼助軍匠者，與免校閱。凡私家修造磚瓦、泥土之類，盡出軍營諸軍。請給既不以時，而俅率斂又多，無以存活，往往別營他業′然禁軍，亦皆僦力取直以苟衣食，全廢校閱，曾不顧恤。夫出錢者既私令免教，無錢者又營生廢教，所以前日緩急之際，人不知兵，無一可用。朝廷不免屈已夷狄，實俅恃寵營私所致。”。高俅恃寵營私，撈軍營的地皮建私宅，這可能還算小問題。但是嚴重的是，他不僅不按時發放軍餉，而且把禁軍當作私役，不管訓練，專管爲他營私出力。如果你沒手藝，那麼只能花錢再僱工匠。有錢的，就可以免於操練；沒錢的，只能再找營生賺錢，也無法操練了。於是不管有錢沒錢，軍事訓練都沒人管了。當然這樣的部隊自然是“紀律廢弛”、“軍政不修”，不要說靖康時的金軍，恐怕連一般的“土寇”也對付不了。在宣和三年的討方臘之役中，沒用高俅的殿前司諸軍，而是派童貫、譚稹率西軍討伐，似也不無道理〕便提一下“劇賊”宋江，包括《大宋宣和遺事》這樣的早期小說也沒有把宋江與高俅聯繫在一起，這應該是元朝後的小說家爲了使劇情緊湊而攢在一起的。總而言之，沒有任何記載殿前都指揮使高俅到底打過什麼仗，他帶領的部隊自然在金兵打來時，“人不知兵，無一可用”。
別看高俅沒什麼真本領，但徽宗對他的寵倖卻二十多年未衰，不斷地加官晉級。在《宋史》本紀中，我們可以查到以下兩條記錄：
“（政和）七年春正月……庚子，以殿前都指揮使高俅爲太尉。”
“（宣和四年）五月壬戌，以高俅爲開府儀同三司。”
不過這雖然有高俅的授官時間，但其官職並不全，他還有其他的官職，雖然時間無法確考。據《靖康要錄》卷7言，高俅最鼎盛時的官爵還有檢校太保、奉國軍節度使、簡國公。可見真是榮耀無比，幾乎可以說是位極人臣了∽話說：“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高俅的父親、兄弟、兒子也跟着他一道升官。高俅的老爹高敦復當上了節度使；高俅的兄弟高伸、高傑，前者進士及第，官至延康殿學士；後者也當上了左金吾衛大將軍；高俅的兒子高堯卿是岳陽軍承宣使，高堯輔爲安國軍承宣使，高堯康爲桂州觀察使，真是滿門朱紫！
徽宗對高俅除了不斷加官晉級外，各種額外的恩寵自然也少不了。高俅的私宅實際早就被他的士兵修了又修，但是徽宗還是於“（宣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詔太尉、奉國軍節度使、充殿前都指揮使高俅賜第。”。徽宗還親自御書賜給高俅“風雲慶會”的碑額，以示優寵和表彰。此外，徽宗的賜宴自然也少不了。據蔡京記載，徽宗在政和二年三月於皇宮後苑的太清樓設宴，款待他的兄弟和諸寵臣。出席宴會的有蔡京、燕王、越王、蔡攸、劉正夫、吳居厚、鄭居中、鄧洵武、童貫、高俅等人，君臣“親近無間”，極盡奢華。
皇帝的過分寵幸，對於高俅來說，也免不了自我膨脹。高俅在加開府儀同三司後，每次在路上遇見當時的宰相王黼，就不讓道，而是分道而行。見面也只是打個招呼，作個揖而已，全然不顧殿帥要自以屬下之禮，來迎見宰相的宋朝舊例。
徽宗一朝，高俅這個從龍舊人可謂是一帆風順，平步青雲，過着“鮮花著錦，烈火烹油”般的生活。但是天道有還，像他這樣無德無能之輩，又怎能逃脫命運的懲罰呢？
（三）高俅“幸運”的結局
宣和七年十月，來自北方金軍的鐵蹄，一舉打碎了宋徽宗統治集團“恢復燕雲，天下太平”的虛幻美夢，於是宋徽宗、蔡京、童貫、高俅等人的命運急轉直下。
事實上，北宋徽宗一朝，徽宗本人志大才疏，好名貪功。而蔡京、王黼等人打着紹述神、哲二宗新法的旗號，鼓吹“豐亨豫大”。對內肆無忌憚地蒐括百姓，殘酷打擊異己人士，政治極度黑暗腐敗。同時又爲了製造太平盛世的假相，大興土木，盡情享樂，花錢如流水。國庫空前空虛，百般斂財，百姓生活極度痛苦，於是僅在宣和年間就爆發了方臘、宋江、高託山等起義。對外不顧國力，一味冒進。但是由於內政不修，在攻討殘遼的兩次戰役中遭到慘敗，暴露出軍事上的極度頹敗。最終也被金國看穿了虛弱的底細，成爲了金朝下一個掠奪的對象。
在金軍的凌厲攻勢下，徽宗再無往日的瀟灑和跋扈，完全被金軍嚇破了膽，他於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匆匆無奈地禪位給太子趙桓，自己於次年元月三日在得知金軍渡過黃河後，便連夜倉皇逃往東南避難。據《靖康要錄》卷四載：“初，道君(即徽宗)以(靖康元年)正月三日夜乘船出通津門，獨蔡攸及內侍數人從。”（可能立刻追隨的還有宇文粹中和高伸）此時的東京內，政治空氣極度緊張，外有強敵壓城，內有欽宗與徽宗的兩派勢力相爭。正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欽宗雖不很精幹，但這點道理還是明白的※以欽宗登基後不久，就開始清除徽宗的諸親信，第一個對象可能就是掌握兵權的高俅。欽宗于靖康元年正月六日任命他母族的親屬王宗濋取代高俅，擔任主管殿前司公事（即殿帥），把兵權掌握在了自己人的手裡。
徽宗南逃到了泗州，童貫、高俅各帶領勝捷兵和禁衛兵若干也趕到與之匯合，一時間又組成了一個徽宗的親信小班子。但是徽宗的寵臣們如同後宮的妃子們一樣，彼此爲了邀寵而爭風吃醋，勾心鬥角，相互傾軋。在到達泗州後不久，童貫便於高俅發生衝突。《靖康要錄》卷四載：“童貫以勝捷兵三千扈從渡淮如淮陽。高俅以禁衛三千留泗上，控扼淮津。”童貫是扈從徽宗等人繼續南下，而把高俅留在了泗州，名爲“控扼淮津”，實則是要把高俅推離徽宗的身邊。童貫和高俅的矛盾，在《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52中有所披露，陳東上書雲：“臣昨日聞道路之言曰：高傑近收其兄俅、伸等書報，言上皇初至南京（指商丘），不欲前邁，復爲數賊挾之而前，沿路劫持，無所不至，迨至泗州，又詐傳皇上御筆令高俅守禦浮橋，不得南來，遂挾上皇渡橋而南，以趨江浙，斥回隨駕。衛士至於攀望働哭，童貫遂令親兵引弓射之，衛士中矢而踣者幾百餘人。高俅父子兄弟在旁，僅得一望見上皇。君臣相顧泣下，意若有所欲言者。而羣賊在側，不敢輒發一語，道路之人，莫不扼腕流涕。”。這裡說徽宗不想繼續南下了，這從徽宗後來的表現來看，並不正確，顯然是高俅兄弟們的謊話，但這恰恰反映出高俅與童貫的確發生了嚴重的衝突。童貫爲了獨攬“護駕大功”，把高俅部留在泗州，自己領軍圖謀與徽宗集團在江南另立乾坤。高俅還想繼續追隨徽宗，但局面已經被童貫掌握，甚至發生了武裝衝突。無奈中，高俅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徽宗、童貫等人南下，而自己被甩在了泗州。走投無路中，高俅也只能“以疾爲解，辭歸京師”（不過從當年五月高俅就死的情況來看，似乎高俅的確病了）。但是世事弔詭的是，恰恰是因爲高俅沒能去的了江南，成爲徽宗集團與欽宗相爭的幫兇，反而使他得到了一個比童貫、蔡攸等人幸運得多的下場，得以“獨死於牖下”。與此相對照，童貫被處死並梟首於開封，蔡攸也被欽宗御批處死。
雖然高俅的下場比童貫、蔡攸等人要好的多，但他倚爲援奧的徽宗集團畢竟徹底敗落了，作爲這個集團的重要成員的高俅，自然也逃不過嚴厲的懲罰。靖康元年五月，高俅病死，“故事（指高俅是開府儀同三司職），天子當掛服舉哀”，李若水上言道：“俅以倖臣躐躋顯位，敗壞軍政，金人長驅，其罪當與童貫等。得全首領以沒，尚當追削官秩，示與衆棄；而有司循常習故，欲加縟禮，非所以靖公議也。”章再上，乃止。李若水的兩次上書拉開了追貶高俅的序幕，於是“（靖康元年）五月十六日，聖旨：高俅率領軍兵，敗壞紀律，累有言章，可與追除，子孫倖冒亦與降等授官，以戒後來者。吏部供到：高俅已身亡，前系檢校太保、奉國軍節度、開府儀同三司、簡國公；子堯卿見系岳陽軍承宣使．堯輔安國軍承宣使，堯康桂州觀察使。十八日奉聖旨：高俅追檢校太保、開府儀同三司；堯卿、堯輔並與右武大夫，堯康與右武大夫，並遙郡刺史，餘官迫奪，諸孫免”，於是高俅的檢校太保、開府儀同三司這兩副耀眼的官銜就此被免掉了，他的兒子們也被貶黜。但是這還沒完，如此處理還是不能平息百官和世人對高俅的公憤，於是聖旨又下：“高俅更追節度、簡國公。”，這樣高俅的四大高銜（爵）就此全部被剝奪乾淨。正所謂高俅是夤緣際會、升遷極速，但是敗落的就更爲迅速了，這就好似直升飛機的墜落。
不僅如此，在高俅的死前，他就被抄家了。靖康元年正月，金軍攻城甚急，於是欽宗被迫派李梲出使金營，結果李梲與金使蕭三寶奴、耶律忠、王汭帶來了“索金帛數千萬，且求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並宰相、親王爲質，乃退師”的要求，欽宗屈服，“丙子，避正殿，減常膳。括借金銀，籍倡優家財。庚辰，命張邦昌副康王構使金軍”。這裡的“括借金銀”，實際很大部分是取自徽宗集團諸親信之家。正月十二日，欽宗下令有司收括蔡京、童貫、何執中、高俅等家的金銀，並且包括他們的親屬家，不得隱藏。結果一共獲銀500萬兩。高俅的兩兄弟高傑和高伸也被依例抄家，並由於隱匿金銀，沒有如實繳納，而被人告發，而也遭到了貶官的懲處。
至此，高俅和其親屬人財兩破，身敗名裂，落得個“陋室空堂、衰草枯楊”的境地。
（四）對高俅的小評
高俅個人的興衰榮辱、仕途沉浮，表面上是他夤緣際會、乖巧善佞的結果，實際上則是北宋末年徽宗一朝黑暗腐朽統治的的結果。或許高俅個人的飛黃騰達是一個偶然，但是以徽宗集團的荒淫無道，無一高俅，必然還會有張俅、李俅的出現。
徽宗本人雖然是個藝術天才，但同時也是一個在政治上極度瘋狂的皇帝。偏偏徽宗又是一個極度自以爲是的人，一心以爲自己是個不世出的皇帝。在其統治下，大宋朝應該是，也只能是河清海宴、國富兵強，直追三代的千古盛世。既然是“千古盛世”，那身爲帝王的他自然可以如《周官》所言的“惟王不會”，“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那麼自我享樂一番又有甚麼不可以的呢？實際上，不管是蔡京，還是鄭居中、王黼等諸輩，都不過是阿諛奉迎徽宗的意圖而已，所以徽宗的宰執（崇寧後）幾乎無一不是搜刮民脂民膏、阿諛迎合皇帝好美名、希享樂的“能手”。只可惜徽宗自以爲的“千古盛世”，只不過是他在蔡京等人“幫助”下，自我虛幻出來的假相。事實上，大宋朝在他的統治下，已經處於一個千瘡百孔，各種矛盾空前激烈的絕境了！
對於高俅來說，雖然沒有蔡京等對敗壞國家之罪那麼嚴重，但是這也只不過是程度不同而已。高俅統領殿前司這樣的重任，但是卻軍政不修，紀律廢弛，使得他的軍隊成爲“人不知兵，無一可用”的無用擺設（按理說他統領的部隊應是全國最精銳的），以至當國家危急時，全然派不上用處，其罪也是難容的。
或許更爲重要的是，高俅身處一個虛假繁榮的時代，世間事都變成了文飾矯揉和虛假做作，而高俅就是在那個造假時代的造假大家之一，這纔是他的罪惡與悲劇，更是那個時代的罪惡和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