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
——李大釗
人生的目的，在於發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爲發展生命必須犧牲生命的時候。因爲平凡的發展，有時不如壯烈的犧牲足以延長生命的音響和光華。絕美的風景，多在奇險的山川。絕壯的音樂，多是悲涼的韻調。高尚的生活，常在壯烈的犧牲中。
——李大釗
李大釗（1889～1927），原名耆年，字壽昌，後改名大釗，字守常，直隸樂亭（今屬河北）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和早期領導人。
少懷救國之志
直隸省（今河北省）樂亭縣東南部，瀕臨蔚藍色的渤海，距灤河入海口不遠處，有—個名叫大黑坨的小村莊。1889年10月29日，隨着聲聲響亮的啼哭，一個男嬰出生了。他就是以後聲震華夏的著名學者、早期中共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
李大釗的身世充滿了悲壯氣息，在他尚未出生之時，父親便被疾病折磨致死。在他出生一年零四個月後，母親因承受不住精神壓力，也被病魔奪去了生命。正如他在自述裡所說的，還在襁褓之時，就失去了父母，不僅沒有兄弟，也沒有姐妹，靠爺爺養大。
爺爺是個讀書人，知情達理，爲人忠厚。他很早就開始教李大釗識字、讀書。李大釗非常聰明，四五歲的時候便能熟讀《三字經》、《千字文》等中國傳統啓蒙書籍。
李大釗6歲時進入私塾，由於他聰慧過人，又十分勤奮好學，所以深受老師的喜愛。在老師的嚴格教誨下，李大釗學業有了很大進步。
在李大釗16歲的時候，正值清政府廢科舉、興學堂，他在這時考進了永平府中學堂。這是一所新式學堂，這意味着他不用再繼續攻讀“四書”“五經”，不用再去努力成爲清朝的舉人、進士，時代的變化，使他有機會掙脫舊的教育體制，吸收大量新知識、新文化，這以後的思想解放打下基礎。
學校開設了一些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新課程，還開設了英語課，這一切像磁石般吸引着刻苦攻讀的李大釗。他很少遊玩，總是抓緊一切時間學習，讀書似乎成了他的唯一的樂趣。傳統士大夫關注現實、關注社會人生的入世精神深深地影響着青年的李大釗，而新知識的學習，大大地開闊了他的眼界。宣傳新思想的報刊，成爲李大釗搜尋的目標，康有爲、梁啓超的著作他更是愛不釋手。他和同學一起討論中國的命運、世界趨勢，激烈的爭論常常使他陷入沉思。
1907年夏天，李大釗已不能滿足於偏遠城鎮中學堂的學習，他“感於國勢的危道，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奮國羣之良策”，本着這個信念，他毅然決然中斷了在永平府中學的學習，決定赴天津繼續深造，報考了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這年夏天，李大釗和幾個同學冒着烈日酷暑，踏入當時華北最大的商埠天津。開始了津門求學的經歷。
在天津的學習生活是艱苦的。這時，祖父李如珍去世，家中財產被姑母和一個本家親戚瓜分。李大釗的學費都是由夫人趙紉蘭“辛苦艱難，典當挪借”而來。因此，李大釗格外珍惜在津求學的機會，每天所有時間幾乎都用來讀書，極少遊玩。
這6年中，李大釗主要學習了英語、日語及法政多門課程。他特別關注這一時期“新學”與“舊學”間的論爭，不斷地學習“新學”。在打下紮實的文化知識基礎後，他開始認真思考世紀轉折之時中國社會面臨的複雜問題，其思想也漸漸地傾向於激烈地反傳統，渴求中國能迅速改變積貧積弱的現狀。
北洋法政專門學校成立於1906年，學校的氣氛十分活躍。在辛亥革命之前，學校裡已有同盟會成員進行活動，鼓動學生轉變思想，樹立“反滿”、“共和”的意識。
1910年11月，天津教育界要求清政府速開國會的呼聲日益高漲。爲此，北洋法政專門學校還舉行了罷課活動，李大釗也積極投身其中，在活動中他的思想更加傾向於以革命改造清朝統治，變革中國。
李大釗開始密切地關注中國的政治發展走向，關注中華民族的未來命運。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正式誕生。作爲一個新的民主共和體制，它沿襲了西方政體的精華，然而在充斥傳統的政治集權氣氛的華夏大地，卻顯得根基極爲不穩。共和體制建立起來了，但各省各自爲政，中國社會陷於極度混亂的狀態。李大釗敏銳地意識到了這一點，併爲中國的前途面擔憂。
1913年，李大釗於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畢業，回到家鄉。不久，北洋法政學校創辦人湯化龍、孫洪伊決定在學校畢業生中挑選李大釗等3人留學深造，經費由學校支付。李大釗經深思熟慮，遂答應東渡求學，繼續尋找救國出路。在樂亭待了兩月後，李大釗告別妻子再返天津，在海河碼頭登上了東去的客輪。
1913年冬天，寒風中，一艘駛向日本的輪船正迎着風流奮力前行。24歲的李大釗仁立在甲板上，他身着青布長衫，腳穿圓口布鞋，髮型兩分，兩道濃眉醒目，一副近視眼鏡襯托出其文雅的書生形象。此時的李大釗心情格外地不平靜，想起苦難的祖國仍處於兵禍與外侮交迫之中，想到惜別的妻子與和兒女，想象着出國求學之路對他又是一個充滿困難的征途，不由得百感交集，行前吟出的詩句又浮現在腦海之中：
班生此去意何雲，破碎神州日已曛。
去國徒深屈子恨，靖氛空說岳家軍。
風塵河北音書斷，戎馬江南羽檄紛。
無限傷心劫後話，連天烽火獨思君。
船過黃海時，李大釗眺望萬頃碧波，想起此地曾是甲午海戰場， “但聞怒潮哀咽，海水東流，若有殉國亡靈悽悽埋恨於其間者”。此刻的李大釗眼前，彷彿又浮現出甲午海戰中日激戰的炮火，追昔撫今，“不勝國家興亡之慨”!
經過幾天顛簸，船終於停靠在了橫濱港。李大釗和幾位同學登陸後，乘車來到東京。進入日本早稻田政治大學學習。
當時，正是國內“竊國大盜”袁世凱妄圖恢復帝制的時候。李大釗在日本組織了神州學會，參加留日學生反袁鬥爭。
1915年1月，日本帝國主義提出了妄圖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中國留日的學生羣起反對賣國條約，召開留日學生總會會議，公推李大釗爲文牘幹事，負責起草通電。他用了幾晝夜寫成激昂慷慨、膾炙人口的《警告全國父老書》通電。此文迅速傳遍全國，對當時的反日愛國運動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播下革命思想的火種
在全國人民的聲討下，袁世凱倒下了。但是國內形勢依然混亂，各系軍閥乘機而起。爲了實現自己“再建中華”的偉大抱負，李大釗回到國內，積極投身於正在興起的新文化運動，併成爲新文化運動的一員主將。
1918年，李大釗到北京大學擔任圖書館主任兼經濟學教授，這時的北京大學正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
1916年，北京大學聘請了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校長。蔡元培積極實踐自己“思想自由、兼容幷包”的教育方針，他認爲，“夫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衆家之學府也”。於是蔡元培從學制入手進行改革，整頓北大校風，創造自由思考、爭鳴的學校氣氛，全力聘請具有深厚學術功底的社會名流到校任教，不管其是何主張，只要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給他一席之地。這些改革，使北大有了—種別於政治傾軋的學術寬容精神，使得北京大學思想活躍、學科嶄新、新人輩出，也不斷地吸引着思想、文化和教育界的有識之士。北京大學煥發了光彩，成爲更全國矚目的高等學府。
李大釗就是在此時來到了他心儀已久的北京大學。
李大釗長於思考、思維縝密而又工作踏實。到北大圖書館後，他一方面適應自己的工作，一方面不斷地走訪學生和教師，針對圖書館藏書少、借閱制度不健全的問題，他在任職期間對之實行全面的改革。購進大量的新版書，買入許多各種文版的報刊，鼓勵師生和社會上對圖書館捐書，嚴格借閱和閱覽制度，使得圖書館的工作大有長進。
1918年10月，圖書館遷入沙灘紅樓新校址後，面貌煥然一新。很快，北大圖書館來看書的人就比以前多出好幾倍。許多學生還慕名向李大釗請教，學生中的骨幹如鄧中夏、高君宇、黃日葵、張國燾、羅章龍、劉仁靜都先後成爲李大釗過從甚密的朋友。圖書館也成了一個進步學生知識分子活動的重要場所和宣傳新文化的陣地。
這一時期，李大釗還與毛澤東有過一段交往。經楊昌濟介紹，1918年秋，毛澤東由湖南到北京，10月到北大圖書館任圖書館的助理員。到1919年3月，毛澤東離開北京去上海送別赴法勤工儉學的同學，而後直回湖南家鄉開展革命工作。對這段交往，毛澤東非常看重。後來，他曾與美國人斯諾談起，說正是在北大圖書館李大釗手下工作時，思想上受到巨大影響而迅速傾向於馬克思主義的。
李大釗在北京大學期間，一邊研究理論、寫文章，一邊到師生和職工羣衆中去從事革命活動。
當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傳來，李大釗看到了希望，認識到革命的社會主義必將在全世界取得勝利，中國革命必須得走十月革命的路線。他在《新青年》、《每週日刊》等刊物上，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馬克思主義
的經濟學說》等大量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其中《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標誌着他的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基本形成。在李大釗的帶頭下，全國各地很多報刊開始紛紛報道刊登關於馬克思主義的文章。
輿論只是一種方式。李大釗除此外還積極創建革命組織，發展革命力量。例如1918年發起成立“少年中國學會”，在北京大學成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馬爾格斯組織等等。還有很多愛國團體、新文化團體和傳播新思潮的報刊都請李大釗當顧問或指導。
李大釗是一位積極的社會活動家，北大的許多活動他都積極參加。他以自己出色的指導，忘我的熱情投入於北大圖書館的工作、《新青年》等雜誌的編輯與寫作及對學生的思想引導中去，成爲北大學生和社會青年極爲尊敬的思想導師。
無畏的鬥士
1919年1月，美、英、法、意、日等國在法國巴黎召開了“和平會議”，意圖對“一戰”結束的世界進行重新劃分，中國也以戰勝國的身份派代表參加了會議。然而，會議完全被列強所控制。當中國代表提出接收德國在山東的租借地及各種特權時，這種維護國家主權的正當要求竟無法得到大會的討論，而且大會於4月30日決定由日本承接德國在山東的各種特權。大會對中國代表及北京政府施加壓力，要求中國接受這種野蠻侵犯中國領土主權的無理決定。
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到國內，立刻掀起了排山倒海般的抗議浪潮。5月3日，北京大學學生和各高等學校的代表聚集北大三院禮堂開會。大會決議：4日各學校在天安門舉行遊行示威；通電在巴黎的中國代表不準簽字；通電各省於7日舉行全國性大示威；聯合全國各界一致奮起抗爭。會上，發言者個個激昂慷慨，臺下則義憤填膺，聲淚俱下。一名學生憤怒地將自己的中指咬破，割下衣襟，用鮮血寫下“還我青島”四個大字，全場爲之震動。
5月4日，北京14所大專院校4000餘人在天安門集會。會後，學生們高舉“取消二十一條”、“還我青島”、“拒絕和約簽字”等標語旗幟進行大示威遊行，高呼“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等口號，號召市民共起抗爭。沿途獲得市民的歡迎，許多市民還自發地加入遊行的行列。遊行隊伍進入東交民巷被阻，轉向了趙家樓。途經時任財政總長曹汝霖的住宅時，激動的羣衆衝入曹宅。曹汝霖跳窗逃走，而正在曹宅的章宗樣則遭到一頓痛打。隨後，人們一把火將曹宅點燃。這時警察趕到，將許德珩等32名學生當場逮捕。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由此迅速展開。
李大釗立即組織教職員聯合會與學生聯合會一起發起營救活動。7日，在全國各界壓力之下，北京政府被迫釋放了被捕學生。9日，爲抗議北京政府對愛國學生的鎮壓，北大校長蔡元培宣佈辭職並赴上海。北大學生得知消息後，立即全體集合，議定致函教育總長傅增湘，要求“萬勿允准辭職”。隨後，北大教職員會召開會議，作出“如蔡不留即一致總辭職”的決議，舉李大釗、馬敘倫、馬寅初爲代表赴教育部面見教育總長，要求政府挽留蔡元培。終使總統徐世昌以政府名義發出挽留蔡元培的指令。
五四運動的熱浪由北京擴展到全國後，各地學生運動的代表常到北大瞭解運動的動態，北大圖書館主任室就成了交流情況的場所。李大釗常常參與討論，共同研究進一步深化運動的方法。李大釗還指派北京學生聯合會總務幹事鄧中夏等去各大城市進行宣傳和聯絡。
與此同時，李大釗一不停地思索着，他的如椽巨筆也不停地傳播着引領向前的新思想。他在《每週評論》等雜誌發表文章，他的這些文字閃耀着極爲光輝的思想價值，他不僅指出了鉗制思想的愚昧與不可能，而且指出了言論自由的必然性和其促進社會進步的關係。這種對於思想專制本質的認識，具有超越時空的永恆性。
6月3日至4日，北京學生在街頭的講演和遊行活動遭到軍警鎮壓，先後有近千人被捕。這導致了從5日開始的全國各地的罷工、罷市、罷課風潮。民衆的力量是巨大的，7日北京政府嚴令釋放被捕學生，並於10日撤銷了曾參與對日外交的陸宗輿、曹汝霖、章宗祥三人的職務。
6月27日，《巴黎和約》簽字前一天。北京各界代表及山東、天津、陝西代表，留日、留歐學生代表舉行聯合請願，要求面見總統徐世昌。上海及其他地區也採取了形式多樣的鬥爭。在巴黎，中國工人和學生代表包圍參加巴黎和會中國代表住所，使其不能赴會。由於國內外的巨大壓力，中國代表終於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
至此，五四運動達到了其直接的政治目標。李大訓目睹和參與了運動的全過程，深深地爲民衆中煥發出的巨大力量而驕傲。
五四運動的勝利，極大地振奮了探求中國前途的先進中國人，他們重新審視民衆運動的力量，宣傳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傾向日益明顯地表現出來。李大釗作爲一名先進的中國人，在探索中國前途問題上已明顯地傾向於馬克思主義，並試圖以馬克思主義觀察和分析問題。這就決定了他致力於“赤旗飛揚”的偉大追求。
南陳北李，相約建黨
隨着反帝反封建、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勢頭更加強大，北京政府越來越不安，他們加緊了對“過激派”的迫害。《新青年》的主創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陳獨秀在五四運動後期爲學生散發傳單時遭到逮捕。經多方營救，1919年底出獄。陳獨秀出獄後的幾個月，常常與李大釗共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這時，他的思想明顯傾向於由階級鬥爭學說取代民主主義。他們還幾次談及組建列寧式的中國共產黨的設想。由於北京政府的迫害，陳獨秀無法在北京待下去，只好辭去北大文科學長職務，於1920年1月在李大釗護送下赴天津。
爲安全起見，李大釗和陳獨秀兩人化裝成下鄉催賬的商人，坐騾車出朝陽門，李大釗坐在車把上，攜帶幾本賬簿，印成店家紅紙片。沿途住店吃飯均由李大釗交涉，以防陳獨秀漏出安徽口音。兩人在路途上就組建中國共產黨、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組織強大的工農運動等問題進行了交流。對此兩人做了分工：長江以南地區的工作由陳獨秀負責；長江以北地區的工作由李大釗負責，重大事情共同協商。與共產國際聯繫求得幫助的事也由李大釗負責。兩人談得興致勃勃，忘記了天寒地凍，路途疲勞。這樣，北京到天津問100多公里的路，兩人競走了好幾天纔到。到天津後，李大創立刻爲陳獨秀買了去上海的船票，陳獨秀終於安全脫離追捕。
自此，李大釗與陳獨秀天各一方，謀面極少，但兩人間的聯繫卻一直未斷。他們共同在南北方爲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潮，籌建中國共產黨，開展各地的工人和農民運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故而有“南陳北李”的美譽。
爲了籌備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就必須首先擴大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宣傳，並不斷地發掘、培養骨幹分子。
初春的陽光溫暖和煦，北京大學裡飄着濃郁的梅花香氣。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大秘密發起組織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最初參加該會的有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朱務善、羅章龍、張國燾、劉仁靜、黃日葵等19人。成立伊始，他們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研究馬克思主義，到處收集馬克思、恩格斯原著，從報刊上摘抄研究文章和報道，組織外文稍好的會員幫助大家學習經典著作的原著。鄧中夏等人就是在聆聽別人一句一句地譯讀中學習馬克思主義學說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直到1921年11月才公開活動。後又擴大到200餘人。
在李大釗的組織和引導下，在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特殊氛圍中，一批具有初步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青年知識分子成長起來，也爲建立中國共產黨打下了良好的組織基礎。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事實上就是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前身，其主要成員以後均成爲北京中共黨組織最早一批黨員。
4月至5月，列寧領導的共產國際派代表維金斯基、馬邁耶夫和翻譯楊明齋到中國瞭解情況，並設法推動在中國的建黨工作。他們來到北京，通過北京大學俄籍教授鮑立維會見李大釗（張太雷任翻譯陪同談話）。
威金斯基首光訪問了李大釗等進步知識分子，舉行了幾次座談會。此時，由於蘇俄政府關於廢除帝俄政府與中國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的第一次宣言剛剛傳到中國，中國人從中看出了蘇維埃俄國反對侵略外族的堅定立場，感到歡欣鼓舞。所以，威金斯基在北京受到熱情歡迎。他在報告會上也幾次宣講了蘇聯平等對待弱小民族和國家的外交政策，講述了十月革命後的俄國社會狀況。李大釗介紹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傳播狀況後，又向威金斯基介紹了已避走上海的陳獨秀，建議威金斯基到上海面晤陳獨秀。他留在北京加快建黨的準備活動，以期與陳獨秀形成南北響應之勢擴大影響。
1920年7月，李大釗被北大聘爲教授。此後，李大釗不僅在北大任教，還到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師範大學、朝陽大學、中國大學授課。他把課堂看作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陣地，先後開設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現代政治、女權運動史、史學思想史、社會學和圖書館學等課程。在他的學生們眼中，這位授課時聲調不高，略帶鄉音，但風格沉穩的老師，讓人覺得既平易近人又學識淵博。
12月2日，由李大釗發起組織了北京大學社會主
義研究會，“集合信仰或有能力研究社會主義的同志，互助的來研究並傳播社會主義思想”，顯然，這又是一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團體。在此期間，李大釗還與會員們商議，在條件較好的天津、唐山、濟南也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
正當李大釗等人在北京積極準備建黨時，陳獨秀已在上海發起建立共產黨組織。陳獨秀和李大釗經常保持着密切的聯繫。
8月，陳獨秀在上海成立共產主義小組，李大釗派張國燾專程去上海和陳獨秀具體磋商。9月底，張國燾從上海返京，興奮地向李大釗介紹了上海共產黨組織成立的詳情。陳獨秀也不斷來信，建議北京方面有所行動，以實現南北呼應的態勢。
李大釗深思熟慮後認爲，在北京建立共產黨組織的條件已成熟。10月下旬，北京共產黨組織正式成立於李大釗辦公室，11月底定名爲中共北京支部。最初成員有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鄧中夏、羅章龍、劉仁靜、高君宇、何孟雄、繆伯英、範鴻劫、李駿等11人。
李大釗還積極幫助外地發展共產黨組織。在北方共產主義小組陸續成立之際，長沙、武漢、廣州等地也相繼建立了同樣的組織。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建立，使建立中國共產黨的條件日趨成熟。
1921年3月，李大釗對建黨提出了明確的主張，並公開號召爲迅速組織中國共產主義者的政黨而鬥爭。他在《曙光》雜誌2卷2號上發表《團體的訓練與革新的事業》一文中指出，中國“徹底大改革”的事業，“要靠民衆的勢力去完成”，而民衆要靠團體去組織訓練。“俄羅斯共產黨，黨員六十萬，以六十萬人之大活躍，而建設一個赤色國家”，“所以我們現在要急急組織一個團體，這個團體不是政客組織的政黨，也不是中產階級的民主黨，乃是平民的勞動家的政黨，即是社會主義團體。”
李大釗已經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將由共產主義者組成，以中國的徹底大改革爲奮鬥目標，是有嚴格組織性紀律性的政黨，是共產國際領導之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這個建黨思想的提出，反映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客觀要求，進一步武裝了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促進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早在1920年5月，陳獨秀等人在上海籌備建黨時，考慮到黨的名稱，是叫社會黨還是叫共產黨？一時拿不定主意，他便寫信問李大釗。李大釗非常明確地回答說：叫共產黨。
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僻靜的貝勒路樹德里3號，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裡舉行。與會的每一個人都按捺不住自己內心的激動，興奮得暢所欲言，憧憬着未來的美好藍圖。他們深知一個嶄新的政黨將脫穎而出，它如同一聲雷鳴將震撼中國、震撼世界。
由於密探突然闖入，引起大家警覺。於是，大會最後一天移至浙江嘉興南湖一條遊船上進行。大會在代表們壓低嗓門的“共產黨萬歲”的口號聲中結束。那隻在水波中輕輕搖曳的畫舫，成了中共誕生的搖籃。
李大創由於工作繁忙無法抽身，指派張國燾、劉仁靜代表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參加了會議。但他作爲在中國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學說、引導青年走上信仰共產主義道路、籌備建立北方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開拓性人物，不愧爲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
深入到工農中去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李大釗負責黨在北方地區的全面工作，是北方革命羣衆所熱愛和熟知的領導人。作爲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區分部主任，李大釗堅持以開展工人運動爲工作中心，經常深入廠礦、鐵路，親自組織和領導工人開展革命鬥爭，幫助工人建立工會組織，培訓工人運動骨幹。
爲了啓發工人的覺悟，李大釗常常親自給工人講課。他的課講得通俗易懂，寓意又深刻，深受工人們的歡迎。他對工人說：“咱們工人可不矮呀，咱們是能夠得着天的人。”他在黑板上寫一個“工”字，又在“工”字下面寫一個“人”字，生動形象地告訴大家，這“工”“人”兩個字合在一起就是“天”字。因此，工人階級只要團結起來，力量就是巨大的。
李大釗創辦了《工人週刊》，這是我國早期重要的工人刊物。《工人週刊》追求內容深刻、語言生動、形式多樣，闢有評論、勞動新潮、調查、特載、工人常識、工人之聲等欄目，報道各地工人受剝削、受壓迫的遭遇，大力號召工人組織起來，開展維護工人階級自身利益的鬥爭。1922年8月以後，領導全國工人運動的勞動組合書記部總部由上海遷來北京，《工人週刊》就成爲勞動組合書記部的機關報。1924年2月，該刊改爲中華全國鐵路總工會的機關報。這個在李大釗指導下創辦的刊物，對全國工人運動，特別是北方工人運動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李大釗在領導北方工人運動的同時，也積極領導北方的農民運動。他親自寫下《土地與農民》、《魯豫陝等省的紅槍會》等重要文章。他在文章中提出中國浩大的農民羣衆，如果能夠組織起來，參加國民革命，中國國民革命的成功就不遠了。他還強調，廣大貧農迫切的要求是“耕地農有”。
因此，喚起貧民階級組織農民協會，是在鄉村中做農民運動的第一緊要工作。據直、魯、晉、熱、察五省的不完全統計，到1926年6月已有農民協會50多個，會員達兩萬多人。4月18日，北方農民運動活躍的河南省正式成立省農民協會，會員人數約27萬之衆。李大釗在領導中共北方黨組織開展革命鬥爭中傾注了全部精力，顯示出卓越的組織領導才能，是名副其實的“北方革命運動的領袖”。
爲革命鬥爭到底
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後，李大釗與趙世炎等人在北京組織５萬餘人的遊行大示威，有力地支持了上海人民的反帝鬥爭。1926年３月，李大釗在極端危險和困難的情況下，積極領導並親自參加了北京反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的三一八運動，號召人們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熱血，不分界限地聯合起來，反抗帝國主義的聯合進攻，反對軍閥的賣國行爲。李大釗的革命活動，遭到北洋軍閥的仇視。他們下令通緝革命者，名單上第一個人就是李大釗。
爲了保存和發展革命力量，李大釗領導北方的黨、團組織，轉入了地下鬥爭。當時北洋軍閥的氣焰十分囂張，奉系、直系勾結在一起，瘋狂捕殺革命黨人。滿街都是告示：“宣傳赤化，主張共產，不論首從，一律死刑。”他們“說到做到”，《京報》主筆邵飄萍和《社會日報》主筆林白水都被殺害。面對這一切，李大釗鎮定自若，毫不驚慌。表姑問他爲什麼不怕反動派，李大釗說：“我們的主義，就像莊稼人的種子，到處都撒遍了。他們是破壞不了的，這裡被破壞了，那裡長出來了！”
當時，黨組織和其他許多同志都讓李大釗暫時離開北京，以避風險。但是李大釗出於對北伐的關注和黨工作的考慮，決定繼續留下工作，因爲這裡需要他。
1927年4月6日，奉系軍閥派了300多名全副武裝的軍警包圍了蘇聯使館。李大釗與妻子、兩個女兒，連同滯留北京地區的國共兩黨工作人員及蘇方人員共60餘人一同被捕。
革命者的光輝典範
中國共產黨及各界人士得知李大釗被捕後，都非常擔心，想盡辦法營救他。特別是北方鐵路工人準備組織一支武裝，潛入北京，打到警察廳去營救李大釗和被困同志。獄中的李大釗知道此事，即刻回信進行勸阻。他說這是在冒險，成功機率不大。現在黨組織已經蒙受重大損失，應該保存力量，繼續努力。他們爲革命犧牲是光榮的。北方工人聽到勸阻，都爲他們領袖的高尚品德感動得落淚。
李大釗在獄中受盡折磨。敵人對李大釗多次進行秘密審訊，讓他坐電椅、坐老虎凳，還用竹籤往他的指縫裡插。最後，又殘酷地將他雙手的指甲剝去。但這一切都動搖不了一個革命志士忠於信仰的鋼鐵意志。面對敵人的審訊，他從容不迫，堅貞不屈。在20多天的監獄生活中，他始終沒有泄露過任何一點黨的機密，沒有說過任何一句不利於革命的話。
在李大釗的“供詞”《獄中自述》中，爲了開脫同案人員，他勇敢地寫道：“倘以此而應重獲罪戾，則釗實當負其全責，惟望當局對於此等愛國青年，寬大處理，不事株連，則釗感且不盡矣。”
在這生死關頭，李大釗臨危不懼，寧死不屈，捨己爲人，捨身救人。他準備用自己一個人的生命，去挽救多數人的生命。這種驚天地泣鬼神、偉大崇高的人格，足以使一切有良心的人感到敬佩。然而喪心病狂的北洋軍閥，不顧廣大輿論的反對，於28日將李大釗等20多名革命者絞殺。
第一個走上絞刑架的是李大釗。他從容不迫地走上前去，面帶鄙視敵人的笑容。敵人被他視死如歸的大無畏精神驚得目瞪口呆。李大釗轉過身，發表了他最後的演講，嘲笑那些劊子手說道：“中國共產黨萬歲！……你們就像是熱鍋裡的游魚一樣，還想昏頭昏腦地來演醜戲！……不能因爲反動派今天絞死了我，就絞死了偉大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在中國必然得到光輝的勝利！我們培養了很多同志，如同紅花的種子撒遍各地！我們深信，共產主義在世界、在中國，必然要得到光榮的勝利！”
喪心病狂的敵人，非常懼怕李大釗的臨死演講。爲了折磨他，對他絞殺了三次，用時40多分鐘。
李大釗犧牲時，還不足38歲。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