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拙誠沒有說的是：前世的物價比現在高多了，在這幫大佬的帶領下還不一樣涉險成功？而且這一世的物價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爲大量出口引起的，與前世的物價上漲性質不同。大量出口一方面固然造成了國內物資相對地短缺，但另一方面也讓很多老百姓口袋有了錢，國家財政比前世寬裕了許多。這在一定程度上使國家和老百姓都比前世有了更多的承受力。對於物價，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容許它比前世上漲更多。
當然，這種容忍度必須建立在改革物價，改善企業的經營體制上，必須讓老百姓知道物價上漲是暫時的，將來大家能得到更多的好處。否則，只看見物價上漲，看不到任何前途和好處，那麼天下很可能因此而動盪。
郭拙誠知道，如果把他剛纔所說的、剛纔心裡所想的事說到外面去，他鐵定會被老百姓罵死，會說他不顧老百姓的死活，還容許物價上漲。但他又不得不這樣向中央領導建議，因爲物價的改革不可能是一帆風順，不可能一邊進行物價改革一邊強行讓物價降低，除非這些大佬是神仙，能一下變出無數的物資來。
物價上漲，這是全國人民必須接受的陣痛，也是改革必須付出的代價。
前世中國在進行大規模物價改革的時候，其物價幾乎翻了一倍，最後成功着陸，從此理順了物資流通環節，不再有價格雙軌制，不再普遍存在計劃內物資和計劃外物資的價格相差天差地別，把建國以來幾十年積累的問題一併給解決了。很快，老百姓的日子一天天好起來，家庭越來越富裕。
與中國的改革相比，俄羅斯的物價改革則失敗得多。以前相比中國富裕得多的俄羅斯人在那幾年幾乎一下變得赤貧，國有資產和老百姓手頭的錢都如流水一般流到了國外資本家手裡，流到了國內少數有權有勢的新貴手裡。
虞罡秋不知道一下子想了很多，他說道：“看來我們幾個老傢伙第一次把你想錯了。我們幾個都以爲你在下面調查這麼久，一定會極力建言制止物價上漲呢。哎，真是老不中用了，竟然把你小子都看走眼了。”雖然嘆着氣，但他臉上的表情顯然是高興。
郭拙誠鬱悶地說道：“難道我在你們領導的心目中就那麼淺薄嗎？”
虞罡秋笑道：“如果你不淺薄，爲什麼你在徐洲市挖陷阱讓人鑽，那是一個高級幹部應該做的嗎？你應該堂堂正正地給他們指出來，告訴他們錯在哪裡，應該怎麼改正，而不是……呵呵，你小子，我簡直都不知道怎麼說你。你是不是想當宋朝的包拯包青天？在苑同縣是這樣，在香港也是這樣，現在在徐洲鬧的動靜更大。你就不能消停一下，讓大家都安靜幾天？”
郭拙誠認真回答道：“自古以來道分正奇，無論是用正道還是用奇道，或者是正奇相濟，都應該根據當時的情況了，怎麼做是效果最大最好的就採取怎麼樣的辦法，而不是一成不變。就說這些我在徐洲市做的事，難道他們自己不知道自己錯在哪裡？他們絕對知道！
國紀國法都有明文規定，他們不可能沒有學過。規章制度他們比誰都清楚，組織上肯定也不是一次或兩次告誡他們，而是經常告誡他們，他們學習的次數絕對在十次、二十次以上，但是，他們爲什麼還這麼做呢？就是因爲他們老子天下第一，失去約束的時間太長了，習慣變成了自然。僅僅是有人告訴他們的錯誤，僅僅指點他們那些地方不對，僅僅靠他們自己改正，已經沒有什麼效果了。
如果我當時擺出自己的身份說出來，我相信能達到處罰犯罪分子的目的，但也就是這一次而已，過後不久他們又一樣會恢復常態。現在我國的法律本來就不完備，還需要法律工作者儘快制訂更多更好的法律，適應時代發展的法律。可是，我們有的人在法制不健全的情況下還故意扭曲這些千孔百瘡的法律，還故意在上面鑽幾個空，打幾個窟窿。這危害就很大很大了，造成的影響也非常不好。
這次我以身作則尊重法律，按照法律程序辦事，只是想給有些領導樹立一個榜樣，終究效果如何，我不敢肯定。而且，我也知道，我這麼做是治標不治本的行爲，甚至連標都治不了。但是，只要我的行爲能改變幾個官員的心態，只要有幾個幹部對法律和程序有敬畏感，那我就知足了……”
“好！要得！”郭拙誠正說着的時候，後傳來一聲洪亮的聲音。
這帶着川昌省口音的聲音，郭拙誠一聽就知道是誰。他連忙轉過身，客氣地站到一邊，看着最高首長帶着一幫大佬走了過來。
從他們的樣子可以看出他們是從另一個會場趕過來的。
郭拙誠連忙招呼道：“首長好。”
最高首長健步走來，伸出手，一邊握着郭拙誠的手搖着，一邊說道：“你這句話說得好，我們的各級幹部應該對我們的法律和規章制度有敬畏感。這件事你做的並不魯莽，也不草率，很好！我從你身上看到一個年輕幹部的拳拳之心，看到了我們的未來和希望！法制一切事業成功的基石和保障，必須加強！”
最高首長的話自然是高屋建瓴，總攬全局。
不少的官員在用心領會最高首長的指示，有的官員在思考法制建設從哪裡入手，更多的官員則羨慕地看着郭拙誠，其中不少嫉妒的目光：在短短的幾句話裡，最高首長一連用了好幾個“好”字，這該是一件多少值得自豪的事情。
郭拙誠心裡有點慚愧，也有一點驚喜，但還沒有達到失態的程度。他謙虛了幾句後，跟在領導後面進了會議室裡面。
顯然，最高首長等人提前到了，準備會議室的工作人員有點手忙腳亂。
郭拙誠也很自然地加入到他們中間，和他們一起擺放茶杯，添加開水。
五分鐘後，最高首長掃了一眼，問道：“是不是可以開始了？”
與會議無關的人員迅速退走，剛纔談笑風生的會場一下安靜下來。
虞罡秋副總理主持會議，他先簡單地說了幾句話，然後將發言權交給了程蘊副總理，請他向與會的領導彙報1981年的經濟情況。
程蘊副總理很快就把發言稿打開說了起來。聽着他報出一個個數據，不但程蘊自己很高興很自豪，其他人更是滿面春風：經濟形勢喜人！
最高首長一邊聽一邊微微點頭，目光不時掃向郭拙誠這邊。
雖然參加會議的這些大佬不是重生者，他們並不知道歷史上的1981年的經濟是如何的糟糕，但不妨礙他們的驚喜，因爲他們可以通過1981年的數據與1980年的數據進行比較，1981年比1980年經濟增加百分之十三點三，其中軍工和與軍工有關的行業就貢獻了近十個點，可以說有點駭人聽聞了。
如果只計算軍工和軍工有關的行業，其增加率達到了驚人的百分之二百三十七點一，等於在前年的基礎上增加了二點三倍！要知道這還是伊朗那邊還有很多貨款沒有到賬，他們用油田來折抵，否則的話這個數字還要增加一些。
想想也可以理解，以前中國出口的武器太少，有的乾脆是白送，如支援越南，支持非洲某些國家，現在是按國際軍火價格的高價賣，而且伊拉克和伊朗處於戰爭中，胃口沒有填滿的時候，生產多少人家就拖走多少，效益能不翻倍？
就如一個新企業生產了一種產銷對路的產品，在暫時沒有競爭對手的情況，效益自然飛飆，特別是基礎數字很小的時候。
等到將來有了競爭對手，或者買方需求量減少後就不可能再有這種速度了，不但不會增加反而會下降。
程蘊副總理最後說道：“……總的來說，1981年是勝利的一年，是令人鼓舞的一年，是飛速發展的一年。我們在經濟上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與廣大軍工企業、軍工人員的努力是分不開的。當然，從另一個方面講，我們的軍工企業在全國工業企業中所佔的比重過大，蘊含了太大的風險。這是歷史形成的，是以前我們所處的國際環境所造成的。在今後的時間裡，我們必須扭轉這種情況，讓更多的民用企業崛起，大大增加民用企業在企業中的比重。這也是今天會議的一個議題，如何實現軍工企業的順利轉型。
1981年的國民經濟根本好轉，不但爲我們軍轉民奠定了堅實的物資基礎，也爲我們的經濟改革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有了這些基礎，我們可以放手大幹，我們可以從容地、穩妥的進行相關改革。
另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我們的農業生產繼續保持了持續發展，糧食產量自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以來一直在穩步地增長。俗話說，手中有糧，心裡不慌。
現在我們有錢有糧，而全國的經濟狀況又到了非深入改革不可的地步。所以，我建議，我們的有關改革立即動手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