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政通：以力服人與以德化人
韋政通（1927—），江蘇鎮江人，哲學家、思想家。他早年師從牟宗三，致力於研究中國傳統哲學思想，後又受到西方哲學思想的影響。其著有《中國思想史》、《荀子與古代哲學》、《中國哲學思想批判》、《傳統與現代化》、《中國文化概論》、《儒家與現代中國》等。
歷史上雖然沒有出現過聖王，但“爲政以德”的理想卻一直爲儒者們所堅持，這種理想和無爲的理想一樣，都發生防止橫暴權力的泛濫作用。
所謂政治領導，即政治權力應由怎樣的人物來掌握、運用？他需要具備何種品質和條件？由於政治領袖擁有巨大的權力，所以這是一個影響人類禍福的大問題。
中國傳統對這個問題有很豐富的思考，對解決這個問題也表現出優異的智慧。
政治哲學家韓非的看法也許最令人矚目，他頗能投合統治者的心理，要求凡爲人主者，都必須有大權獨攬，人主之需權力，如魚之需水，魚無水則死，君無權則亡。人主要常保權力，必須有“術”，有術然後能行“法”，法、術相濟，方能形成有力的政治領導。人主如何能有術？第一，要儘量與羣臣隔離，常保孤獨，生活在秘密之宮中，使大家對他莫測高深。第二，要能做到喜怒不形於色，使左右近臣無機可乘。人主又如何能行法？最重要的一點，是必須做到公正無私，法令設立的目的，就是爲了要廢私。執法者“按法以治衆”，絕不可稍懷惻隱、假藉慈悲，韓非說：“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
”，只有具備鐵石心腸的人，才能做到執法不阿。
韓非深知政治權力對政治領導者的重要，但他不知道維護權力如只靠強制，而不顧到臣下百姓的需要和死活，權力是不可能常保的。這種權力必然導致橫暴的形態，歷史上有許多事例足以證明，政治領導未有不因橫暴權力的腐蝕而崩潰的。針對這一點，老子採取了相反的觀點，他深刻地瞭解到，擁有權力的領導者，最有效的控制方法，不外乎是刑罰誅戮，但等到一旦老百姓不怕死的時候，這種方法就會失效。依老子，作爲一個政治領導者，最重要的是能做到後己爲人，濡弱謙下，深明“弱者道之用”的旨趣。你要做別人的領導，必先懂得“後其身，而身先”的道理；你要用別人，必須先知道“善用人者爲之下。”尤其重要的是，領導者要充分發揮他的作用，更不可不瞭解“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一個沒有人民支持擁戴的領導，那只是獨夫的統治，獨夫統治如何能持久？
在沒有能實現同意權力的民主政治的時代裡，人們大都希望能有賢人來做政治領導，賢人政治最大的好處，是在領導者自身，能約束權力的濫用，對人民則少干涉，採用比較放任的政策。中國以往兩千多年的歷史，能出現幾段治平的日子，就是這一種領導，至少是接近這種領導所得到的效果。在中國這樣一個農業大帝國裡，無爲政治不只是道家的政治理想，自漢以來早已化爲事實。這種統治方式，不但適合廣大農民的需要，也是帝王們圖謀長治久安的重要條件。歷史家探討中國曆代的政治改革所以失敗
的原因，多歸咎於儒吏的保守，以及士大夫們要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而忽略了無爲思想的深入人心，使他們對任何政治上的變動，都感到恐懼和懷疑，因爲政治的重大改革，必然造成權力的集中，權力一集中，就會破壞鄉土社會原有的秩序和平靜。
聖王是儒家和墨家共同提出來作爲政治領導的理想人格，這與柏拉圖的理想國裡，希望由哲學王做政治領導的構想極爲相似，不論是哲王或聖王，都需要兼具道德及智性的優點。聖王之統領萬民，不是以力服人，而是以德化民。歷史上雖然沒有出現過聖王，但“爲政以德”的理想卻一直爲儒者們所堅持，這種理想和無爲的理想一樣，都發生防止橫暴權力的泛濫作用。西方自亞里斯多德以來的政治哲學家都知道，政治即是由最好的人事領導，其權力也應受憲法的限制，以免流於暴政。這一點兩千多年來，中國的政治家一直沒有想到。
爲政治領導設想出一些標準，以往已有人做過，在今日也不算困難。難處是，一個被人認爲傑出的領袖，不是任何標準能框得住的。因此，爲防範領導者權力的濫用，給予他限制遠比訓練他來得重要。限制的作用不止於憲法，處境的改善和健全的教育，都足以形成限制。德國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惡劣處境，如何會產生希特勒的獨裁統治？在德國當時如果不是傾向於被虐狂的教療，希特勒又如何能獲得人民瘋狂式的信賴？
（韋政通著《中國的智慧——中西偉大觀念的比較》，
中國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