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地的土豪們，他們在面對朝廷大政時，往往反應過激，並且易於採取一些暴烈的行動，粗糙莽撞，不講方式方法，這實則是缺乏手段的一種表現。
而相比於邊鄙那種刺刀見紅的正面抗爭，發生在大漢核心農耕道州地區的對抗，則要更聰明，更隱蔽，也更難纏。
畢竟，比起那些不通禮儀、不曉分寸的鄉巴佬，如中原、河北、湖廣、江南這些地區，彙集的可是大漢的權貴與賢達，再次也是鄉紳名流，比起一般的土豪，他們纔是與朝廷新政博弈的主力軍。
不管是認知、影響，還是手中掌握的權力、實力，以及能夠發揮調用的能量，都不是那些發生在邊鄙的鬧騰所能並論的。
而經過七年的試探、碰撞、糾纏過後，大漢帝國在土地問題上佔有核心利益的勳貴、官僚、地主們，其應付手段也在歲月的流逝之下，不不斷進化。
從最初的爭議，到明裡設阻、暗中對抗，再到鑽法條漏洞，在保證人身依附的情況下完成名義上的分地到戶，再到如今肆無忌憚隱瞞土地，這其中發生着的，就是中央與地方，國家與權貴之間的一個博弈過程。
但不管是過去還是當下，他們都沒有直接的對抗，那是下策，過分了只會招致朝廷的兇狠打壓。
而除此之外，他們有數不清的手段、辦法，掌握知識、熟悉法條，甚至掌握法條解釋權的他們，在維護自身利益的事情上，會迸發大量的靈感，去迂迴，去斜插，從側面，從背後發起“進攻”。而那些隱藏在暗中的阻撓，也是更難纏的。
可以實事求是地說，大漢稅稅改發展到如今，已經陷入到一種停滯的地步。整個過程的發展狀態也很清晰，從初期的勢如破竹，到中期的糾纏碰撞，到如今的掙扎困難。
更爲關鍵的是，改革力度再往下探，誰也不知道會掀起怎樣的濁浪，會不會影響國家穩定，危及朝廷統治。
當然，到目前爲止，稅改的成果還是可觀的。其一，對各層地主階級起到了一定限制作用；
其二，不論有實還是僅擁其名，憑空誕生了大量的自耕農，土地兼併的情況有所抑制；
其三，新稅制下，小農小戶的糧稅負擔是有所減輕，這也從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統治階級與被剝削階級之間的矛盾；
其四，則是大漢的財稅有了一定的增長，當然，增幅並不大。
尤其是第四條，這也能從側面反應出稅改的一些問題，僅從改革初衷而言，並不是因爲朝廷的財政出現了大問題，中央收不上地方的稅了，那就是世祖皇帝的一次幹剛獨斷般的嘗試.
這也是不爲許多人所接受的一點，在許多臣僚眼中，此次稅改是完全沒必要的，甚至打心裡認爲是世祖皇帝又瞎折騰了.
在稅改的這七年間，從中央到地方都出現了大量的改革先鋒、行家裡手，呈現出一派羣情一致的氣象。
不可否認，在這些改革能臣中，有一部分理想主義者，他們能理解世祖皇帝的良苦用心，以及那高屋建瓴的設想，也願意爲“耕者有其田”的大同社會盡一份心力。但同樣，這只是極少數的一部分人。
至於剩下的人，有些是無腦遵從皇帝的詔令，有些是心存疑慮但面上大力支持實際行動則有限，有些則是單純迫於世祖皇帝權威不敢違逆.
而大部分的，就和盛極一時的“西征派”一般，更多的是一種政治選擇，帶有投機心理，當然在稅改中表現出突出幹才的，也的確升了官，晉了職。
一個潘佑，一個鄭起，兩個南臣，都在這個過程中成爲了道司大吏。尤其是後者，潘佑還有名聲加成，又有老相趙普的提攜，而鄭起呢，爲官剛直得罪了數不清的人，如今卻已是堂堂的遼東道主官。
因此，至少可以下半個結論，大漢帝國起於開寶晚期的這場稅改，是一次並不成熟的改革，是一場自上而下的致力於解決土地矛盾、緩和統治矛盾的積極實踐。
到如今，在開寶遠去、雍熙道來的當下，這份實踐也已到一個關鍵的轉折點了，是繼續深入改革，還是適時收手，這個問題已然擺在了皇帝劉暘面前。
對過去七年的稅改進行一個簡單的分析，可以發現在博弈的過程中，至少在早期，不管是勳貴、官僚，還是地主商賈，都一直處在妥協的地位。 朝廷進一步，他們擋一下，擋不住就退一步，如此反覆，一直到既得利益集團退至妥協的底線。
那幾乎是一種“社會意識”，由大漢勳貴、官僚、地主階級不約而同達成的共識。皇帝要進行改革，朝廷要改變稅制，他們阻止不了，也沒想着完全阻止，否則就太小覷當前帝國體制對於皇帝權威的加成，但同樣的，如何改革，改革到什麼程度，就不能完全由朝廷說了算了。
在費盡心思、千方百計與新政的拉扯對抗中，那份“底線”也就逐漸顯露出來了。以土地作爲稅制標準，以土地數量區分稅額等級，這些都沒問題，但是，既得利益者們願意曝光多少土地，將之“分”給族民、扈從、佃戶，又願意把多少土地登記在官府的籍冊上，卻得有個討論的空間。
而朝廷若想着全貪全佔，讓大夥把家底都露出來，那就觸及大夥的“底線”了，也必然引發反抗。當然，在進行試點改革的時候，有不少地方都做的那一點，但有個前提，那就是徹底把權貴、地主“打倒”，“壓服”，就這，也引發了諸多爭議與混亂。
朝廷可以在一縣，一州，甚至一道，做到土地的全面丈量，但絕不可能鋪開到全國範圍內，那根本做不到，畢竟，改革也不能把帝國的根基（勳貴、官僚）給掘了，革命也不是革自己的命。
事實上，當初選擇京畿、河南作爲試點，從後面的發展來看，就不是一個最恰當的選擇，無他，阻力太大了。想着就在眼皮子底下好把控，想着從硬骨頭開啃，結果證明想多了。
早在世祖皇帝駕崩之前，各地對於稅改的反擊就已經開始了，當然，也是怕世祖皇帝發飆，掀桌子殺人，還算剋制。
但在那三兩年，各種因爲稅改產生的問題，如紙片一般飛向京城，呈到政事堂諸相案頭，甚至進入皇帝與太子的視野。
雖然針對性很強，但人家也不是無的放矢，往往言之有物，確有其事，但爭議歸爭議，反對歸反對，整體上還算在“規則”之內。
但自世祖皇帝駕崩之後，短短一年多的時間內，更準確得來說，是在劉暘登基後的半年裡，情況變了，上上下下，自內而外，矛盾升級，衝突加劇。
地方上，屢屢傳出因爲對土地清丈結果不滿，導致的騷亂，民與民之間，村與村之間。在稅制內容上，山地、丘陵問題，肥田、瘠田問題，水田、旱田問題，凡此種種，都引發民間的衝突與騷亂，各地官府也是頭疼不已。
同時，官吏在執行政策過程中的囫圇吞棗，敷衍了事；前任一個做法，繼任者又一個做法；地方官僚對稅改大權的爭奪；改職吏與地方官僚借稅改名義，對政敵進行打擊報復的情況也是屢見不鮮
當然，一些改革派、稅改官本身無能甚至貪婪不法的情況也時有發生，並且被人抓住痛腳，狠狠攻訐。
還有一些人，從改革派變成中間派，從銳意進取，變得蹉跎懈怠，乃至直接跳反，投入保守派的陣營，開始以豐富的改制經驗去反對改制，攻擊那些失誤、缺陷之處。更有甚者，被地方上的勢力拉下水，不只在改革上鬆手放縱，還沆瀣一氣，欺瞞朝廷。
而地方上的勢力，也開始捲土重來，很多分到地的新自耕農，不只要還主家的“借貸”，還要繳納新制下的正稅。有些猖獗的地方，甚至直接照着原本的主佃分成來算，也就意味着，這部分新自耕農們，不只在實際上保留着原本的佃戶身份與對地主的依附關係，還要在此基礎上，再向朝廷繳納一部分正稅，這就是新稅制帶來的改變。
很多底層百姓，做佃戶時，還能勉強度日，成爲自耕農後，有了自己名義上的土地，日子反而更加清苦了。
這樣的情況，當然會引發不滿，甚至怨憤，而這一部分民怨，在有心人的引導下，自然指向朝廷，指向那些稅改官吏，指向新稅制。
再多些壓迫的動作，再多一些挑唆，騷亂就產生了。到雍熙元年七月之前，半年多的時間內，河東、關內、劍南、兩淮、三江諸道，發生了上百次民亂。
尤其是江西道下屬的豐城縣，竟然發生上千亂民衝擊縣城，打破衙門，殺害官吏，形同造反。雖然迅速被鎮壓了，但影響極其惡劣，這可不是邊遠地區的蠻族少民作亂，而是漢人。上一次，還得是榆林之亂中的袁氏兄弟.
而這些亂象，伴隨着各種聲音，層層上報，有如萬千涓涓細流，匯聚成河，聲勢滔天，直指新稅制。而在皇帝最新收到的十幾分奏章中，已經有人建言，該廢除新弊制，恢復舊制，還天下以安寧了!
雖然只是開個頭，但皇帝劉暘，已然能感受到一道輕薄奏章背後，緊隨而來的濤濤聲浪，洶涌輿情，他即將面對的或許也是鋪天蓋地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