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葛洪沒有即刻答應，但沈哲子既然有了想法，也不可能一直等着他。在見識到那些工匠們的高端技藝後，工程院的籌備便正式提上日程。
其實工程院前期準備工作已經差不多，場地之類的硬性設施那就不用說了，淮南軍大舉北上後，壽春周邊已經無需要再保持太集中的戍防，也因此空出了大批的戍堡營壘。
這些戍堡都是有着普適的建築標準，只要稍加改建便能派上任何用場。軍工轉民用，也是一種資源的循環利用和優化配置。
至於各種用於教授的理論知識，也早在過去這些年沈哲子的有意識蒐集整理下準備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素材。而沈哲子之所以動念要將牛頓力學定律給拿出來，也是因爲有了這些資料的鋪墊。
雖然各種生產技術總結豐富，但其實它們彼此之間還是不能相通的，缺少那種提綱挈領、一以貫之的綱要規則。所謂的科學定律，就是源自經驗但又高出經驗的高度總結，有着無可取代的概括性和普適性。
沒有基礎積累的科學定律，那就是空中樓閣，哪怕再怎麼正確，也沒有存在的意義。而有了這些定律的出現，那麼大量的生產技術便有了一個相通的原理基礎，這會極大的節省技術的普及與融合，以及新技術的衍生。
除了這些之外，還有一個困擾沈哲子的問題，那就是教師人員。北方來的這些匠戶們，雖然技藝精湛，但價值更多還是體現在高端產品的生產，而且彼此傳承的工藝壁壘分明，缺少一個既能高度總結而又能綜合貫通的人才。
沈哲子是真的很希望能夠挖掘出張衡或是馬鈞那一類本身素質便極高，又能融會貫通進行自我提升且勇於實踐的強人。
如果真有這樣的人才存在，沈哲子哪怕本身不懂什麼技術，但只要能夠提供一定的概念指導而交給專業的人才去實現，他就有信心能讓世道在極短的時間內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當然這也不是阻撓他的一個問題，大有大的做，小有小的做，只要能將人才成長的土壤營造起來，便不愁沒有這樣的人才出現。
不過，就這樣將那些工匠們打包納入進行經驗教學，那也只能稱作淮南技校，不可稱作工程院，所以還需要再作篩選。技藝高低與否還在其次，重要的是符不符合教學需要。
這些工匠們技藝水平雖然頗高，但其中絕大多數甚至連字都不識，敏於行訥於言，若僅僅只是搞技術那足夠了，但若要傳道授業則還差得多。
不過技術上的事情還是簡單，仍然用技術說話。所以很快沈哲子便有了主意，暫時不將這些工匠分流，而是交代給他們一些大型綜合機械的製造任務，以此來檢驗他們各自的能力。
這個年代最有研創價值的機械，那就是車和船這些交通工具。沈哲子給這些工匠們的指示也很簡單，讓他們首先以車、船爲載體，發揮各自所能往這兩種工具上優化舊有功能和添加新的功能。
當工匠技藝水平大體差不多的時候，能夠體現其能力高低的便是想象力。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就是科技發展的一個核心精神。
爲了激發出這些工匠們的創新性，沈哲子也是設置了高低不等的懸賞類別，最高一等的獎賞甚至達到了百萬錢。以如今淮南這種物質基礎，百萬錢已經完全可以過上家有良田、倉有積穀、室有美姬的優質生活。
而且，在見識到了那些工匠們高超技藝後，沈哲子自己的創造心火也是熾熱難當，他積攢了太多的想法亟待專業人員去實驗是否能夠實現。
沈哲子首先想到的便是鐘錶，因爲鐘錶本身就是一個複合的標識和測量工具，對於技術的精準度要求極高，一旦有什麼差錯，即刻就能顯現出來。
當然單隻說這些功能的話，也不是沒有更好的選擇，比如渾天儀。但渾天儀牽涉的元素實在太多，計時僅僅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附加功能，其所牽涉的天文尤其是曆法方面的知識，其意義還要大過機械技術本身。
淮南眼下與臺中算是暫時達成了一種微妙且暫時的平衡，沈哲子也沒有必要再去牽涉那些過於敏感的問題，所以還是要專注於技術本身。
這段時間，他身邊也聚集起了一部分技藝精湛的工匠，比如那在齒輪組合應用方面有獨到之處的傅氏父子，以探討各種機械組合的可能性。其實他對鐘錶內部的機械原理所知也是寥寥，但只要確定了目標，大可放膽去嘗試。
那些工匠們被安排了各種任務，淮南當地仍有許多人對他們的安置問題念念不忘、關心不已。
對於這些商戶民資，沈哲子是扶持並警惕兼具。
淮南都督府或者說未來的整個中原並周邊地區，無論怎麼創建經營，首先需要確定的就是軍事任務首先是第一任務。至於其他方面，必須要以此爲中心進行安排，若是發生衝突，則必須要讓位於軍事。
尤其當沈哲子年前決定兵發合肥，使得淮南與臺中的矛盾再次激化，以至於達到不可調和的程度，而臺中今年以來的各項舉措也說明這一點。
所以眼下的都督府面對來自南北、包括關中等各方面壓力，因此這些商戶們的立場所向對淮南的發展走向也有着頗大的影響力。
面對這種情況，沈哲子就算有什麼限制商戶民資的舉措，也不可能直接明於法典、刊以令行。當然，讓他完全讓利也是不可能的。
其實關於北面匠戶南來如何安置，雖然沒有明宣於條令，但去年都督府進行那麼大規模的招商，商戶們如此踊躍，彼此也都是建立了分享的默契共識。商戶們真金白銀投進來，淮南也不可能吃幹抹淨不認賬。
都督府優勢在於有鼎倉這樣一個半官方的緩衝機構，當各方都在急於打探匠戶安置問題的時候，鼎倉很快就做出了一些反應方案，還是採用官民合營的方式，興建一批面向高端市場的工坊。
如此安排，也在沈哲子的原本規劃中。鼎倉和淮南，包括新收復的幾州領土，即便不言法統和軍事上的歸屬，事實上已經共同締結成了一個規模頗大的經濟體。
換言之面對各方的壓力，都督府能夠採用的方式已經不僅僅止於戰爭這一個手段，經濟上的對抗也已經上升成爲一個可選的戰略。而構成這樣的基礎，有着幾個基本條件。
第一，淮南擁有着此世規模最大、戰鬥力最強的職業軍隊，這就讓淮南擁有了足夠的武力震懾。無論哪一方，在選擇與淮南爲敵之後，都必須要考慮戰爭是不是一個能夠有效打擊淮南的手段。當然最後的選擇只會是戰爭，但有了這樣一層顧忌，便不敢輕啓戰端。
第二那就是淮南有着龐大的生產力和基礎潛力，並且掌握着錢貨輸送的樞紐節點，有着非常強大的號召力，能夠快速的集結和調配資源。
有了這樣幾個優勢，淮南能夠使用的經濟手段那就多了，高端產品的輸出，低端產品的傾銷，對外進行原材料和勞動力的掠奪與剝削，各種手段的施加便會造成一個金元壓制的事實。
這當中最明顯的還是徐州，其實徐州綜合實力完全不遜於淮南，甚至哪怕在去年中原大會戰之前，徐州都是不弱於淮南的局面。但之所以表現出來的一直不如淮南亮眼，其中一個最大的缺陷就在於資源沒有得到有效的調控與配置。
兩鎮一直是互扶共進的關係，單就在這種互惠的過程中，淮南已經對徐州完成了程度極深的滲透與侵蝕，使得徐州的合作地位漸漸降低。再加上郗鑑這個刺史日漸年邁，讓徐州淪爲淮南的附庸。
合肥事變後，江東朝廷雖然表面上還在保持克制，但實際上已經動搖到了江東民間向淮南輸送財貨的通道。
也就是沈哲子本身便出身江東豪宗，並且十多年前便開始佈局這些物貨通道，所以還能有所維持。否則單憑這一點，已經值得沈哲子放棄中原大片佔領區，返回頭去與江東朝廷硬幹一仗了。這也是歷史上許多北伐嘗試失敗的原因之一。
最起碼眼下爲止，與江東對於戰陣並不符合淮南的整體利益，絕對是親者痛仇者快的魯莽行爲。所以藉由這些北方的高端工匠人力，持續性的向江東輸出奢侈貨品，維繫住物輸通道，順便也能將財富更有效的鎖定在淮南。
奢侈品的輸出，永遠都是暴利行業。尤其對許多江東僑人而言，客居異鄉本就悽苦，權鬥失利則更落寞，他們對代表着中原先進文化的貨品無疑會有着更大的渴求，以獲取一些心理慰藉。
這也是淮南商品策略的一個調整，以前在技術上不具備領先地位，所以從量、從奇取勝，順便還要拉上交、廣等地的奇珍海貨以獲取競爭優勢。如今河洛、中原盡在掌握，反而江東僑人成了鄉下窮親戚，重點自然要有所偏移。
當然，這些奢侈品集羣所面對不只是僑人，還有江東那些因商而富的豪宗們。富貴不着錦，則千金俱蒙塵。以前是帶着你們發財，現在是引導你們消費，同樣也是一種洄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