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陳明洛也有些無可奈何地回答道，“如果我不知道這裡面有貓膩也就算了，既然知道了，總不能裝聾作啞。”
中大頂天科技的董事長田耀福自殺一案，雖然讓人覺得非常離奇，但也沒有什麼人聯想到代爲持股這件事情，陳明洛嘴巴一嘟嚕，就算是把內幕在洪老闆面前給揭開了。
這麼一來，這件事情的影響可就大了。
假如陳明洛當時沒有住在田耀福的樓下，假如他不是因爲樓上有動靜，被吵得睡不着而打了服務檯的投訴電話，估計也惹不上這麻煩，到了現在，這事兒頂多就是一樁離奇的富豪自殺案，誰也想不到這裡面居然還有代爲持股這回事兒。
可是一旦發現了這種事情，陳明洛總是不好瞞着洪老闆的，畢竟他對自己也相當不錯，如今金融系統出現了這麼嚴重的問題，自己如果不提醒他的話，確實是有點兒不夠仗義。
尤其是洪老闆的任期還有好幾年呢，自己仰仗他的地方也很多，此時爲他提個醒兒，避免系統內更大的損失，應該也是比較大的貢獻了，相信洪老闆會很清楚自己對他的支持力度究竟有多大。
蕭名學聽了他這麼一說之後，也是有點兒撓頭。
陳明洛這一次的提醒，是讓洪老闆對整個金融股票系統大動干戈的前奏，一旦洪老闆摸清了這裡面的門道兒，自然會痛下殺手，對這個系統進行嚴厲的整肅。
“這樣說來，此事究竟是好是壞，一時之間就很難判斷了，希望洪老闆可以把這件事情給處理好——”蕭名學有些感慨地說道。
聽到了這種事情，由不得他不心生感慨，現在國內的經濟形勢確實是在向好發展，但是正因爲經濟形勢好轉，所以各類貪腐現象也是層出不窮，讓人感到有些瞠目結舌。
事實上，高官腐敗問題一直就很嚴重。
新中國成立前夕，開國領袖曾以“趕考”比喻進京城，表示一定要考個好成績，決不當李自成。
話音未落，不到三年，一九五二年，被糖衣炮彈擊中的劉青山、張子善就被處決，新中國的第一大案敲響拒腐防變的長鳴鐘。
而在改革開放之初，二代領袖最擔心的就是相當多的幹部被腐蝕，導致兩極分化。可以說，與中國改革開放相伴而行的，始終是堅持不懈的反腐蝕、反腐敗。
新中國成立初期，由於計劃經濟體制的原因，官員可操作的空間相對較小，因此貪腐相對較難，加之信息不透明，監督不足，因此腐敗現象顯得較少。
但改革開放以後，由於當時經濟已經逐步向市場經濟發展，逐步推行價格雙軌制，而政府尚處在計劃經濟體制中，掌握了大量的審批權力，這爲部分政府官員利用公權力從事腐敗活動提供了機會。
八十年代，生活作風問題就已經是一個很嚴重的罪名，但到了九十年代，這似乎已司空見慣。很多人認爲，生活作風屬於個人問題，並不能算是腐敗。
但如今，多數貪官均有包養情婦的問題，這往往成爲官員邁向腐敗的第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八十年代是國家部委腐敗現象比較嚴重，而九十年代則是沿海地區成爲腐敗高發帶。
在九二年之前，國家部委的腐敗要案所佔比重較高，到九十年代初期有所減少、中期又開始有顯著增加。在九二年之前，主要是在自身體系內部的腐敗，特別是通過政府部門經商的方式涉足經濟領域，利用審批權力謀取利益。在中央要求黨政機關所屬經濟實體和管理的直屬企業脫鉤之後，這種腐敗現象在逐漸減少。
但是，在九二年之後，又有一種新的腐敗形式在國家部委中出現，就是高官與一些地方性的企業勾結在一起，利用手中掌握的行政權力，爲這些企業謀取利益。
如果說前一種腐敗類型還是以單位腐敗爲主的話，後一種腐敗基本上是這些政府官員個人的行爲，自身直接從中獲利。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高官腐敗案件中，一半兒是與金融部門有關，還有另外一半兒是與企業股票上市有關，這些案件涉案金額非常龐大，突現了國內重要經濟部門的金融監管，存在很多的漏洞。
事實表明，大多數涉案的高官在作案手法上比較謹慎隱蔽，受賄金額巨大，但行賄人數很少，個人得益豐厚，但減少了被揭發的風險。
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許多黨政官員都會結交一些工商界的朋友，這在有的時候是當地經濟發展的需要，但能夠近水樓臺的業者，往往成爲賄賂的特許提供者，有的甚至扮演了中介的角色。
由於這樣的操作減少了官員直接受賄被發現的風險，也往往比較能爲一些高官所接納。
妻子、兒女在高官腐敗案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事實表明，家人在官員不知情的前提下進行腐敗行爲的情況很少。
有的時候，家人的貪婪更助長了官員的腐敗行爲，使得他們加快暴斂財富的速度，而有的時候，政府官員自己並不出面，而由家人通過辦公司的方式把黑錢洗白。
腐敗官員的家人及貼身親友利用其權力和關係，狐假虎威，巧取豪奪，謀取鉅額經濟私利的現象，敗壞了公權力的形象，造成了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
九十年代的腐敗高峰不是無緣無故產生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腐敗了的官員們獨斷專行所產生的問題。
簡單地說，也就是因爲這些人具有決策一言堂，用人一句話，花錢一支筆的權力。
而這些人，都是經過組織部門左一關、右一關考察過的，都是往往被認爲是德才兼備之後才被選上來的，都是讓組織放心的接班人，怎能輕易讓人隨便懷疑，甚至還要對他們監督？這麼做的話，不是在懷疑黨的領導又是什麼？
所以當時有了犯了事兒的市委書記就說了一句老實話，“官當到了我這一級，就無人監督了。國家的法令、法規在我這裡也得變通執行。我同意的執行，我不同意的就不能執行。我說一不二，我說什麼就是什麼。我任市委書記五年，沒有一個人找我談話。市公檢法的領導都是我任命的，他們用的是市裡的錢，對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不敢監督，所以監督機制對於我形同虛設。”
而他這一套理論也是大家所通用的，“一定要和市委保持一致，和市委保持一致就是和市委書記保持一致。我們歷來都是黨說了算，在市裡面就是市委書記說了算。”
“系統的大面積腐敗，就說明了在監管制度上存在很大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蕭名學也是非常關注的，而且也做過認真的研究，“權力是不是商品，這本來也不應該成爲問題的問題。公僕的權力是誰給的？是國家給的，是社會給的，是人民給的，所以這個權應該是用來爲國家、爲社會、爲人民服務的。但是，在物慾主義、拜金主義盛行的社會中，一些公僕的心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既然你們商人可以憑經商發財，藝人可以通過演出到富，文人可以通過寫稿拿稿費，那麼，我這個管你們的父母官爲什麼就不可以憑我手中的權力去圓我的發財夢呢？正因爲懷有這樣的想法的領導幹部很多，所以腐敗現象日益嚴重。”
陳明洛點了點頭，深以爲然。
當時有個很著名的貪官就曾經對底下人說，“現在我花你們幾個錢，今後等我當了大官，只要寫個字條，打個電話，你們就會幾百萬、幾千萬地賺。”
這話說得就很清楚，雖然普通人把權力的商品化看得很神秘，其實卻是很簡單的，就是一些公僕們太想發財了，太想致富了，貪婪、意志薄弱而又經不住誘惑，手中的權力也就變成了商品。
你不是要辦事嗎？我就千方百計地卡、拖，讓你明白不出一點血是無論如何不行的。
你不是想升官嗎？我就來一個沒完沒了研究研究，讓你明白要發達必須先投資的道理。
你不是要想承包一個工程項目嗎？我就來一個向你通報競爭這一項目的老闆有幾十家，讓你明白要將這個項目搞到手沒有先期投資是根本不可能的。
就這樣，當一個社會的公共權力都烙上了商品的痕跡之後，腐敗的泛濫就會變得像脫繮的野馬那樣，要想收都收不住。
“不能否認，這就是體制的問題。”陳明洛一針見血地指出，“英國阿克頓教授說過，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這話顯然是最恰當不過的。”
蕭名學點了點頭，贊同陳明洛的說法，但是他又嘆了口氣道，“但是，很多幹部們不承認這一點，尤其是身份比較高的幹部們，因爲這麼說的話，就相當於在動搖他們的特權基礎了，這樣的事情，你讓他們怎麼接受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