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力工工資收入偏低，同機械工的較高收入對比，力工的心理波動也是不容忽視的客觀存在，完全在意料之中。
力工是我們僱傭的當地勞務隊伍的主體，在一天天延伸的公路路基上，力工手持鐵杴、洋鎬或手提油桶、機件材料在酷熱的驕陽下勞作奔波。對於他們，我是心存感激的，也是由衷尊敬的。
在他們的也許是簡單的勞動中，蘊藏着幾內亞人的耐力和質樸，雖然我不能一一叫出他們的名字，但他們的身影，非洲人的面貌，將永遠是非洲大地上最動人的畫面和風景。
因爲接觸較多的原因，有兩個在基地竈房工作的力工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個是瑪瑪迪，一個是丘拉蒂。
瑪瑪迪在竈房負責洗菜燒火，丘拉蒂負責壓麪條和蒸饅頭，對於這兩個力工在竈房幫竈，起初大多數人難以接受。
有的人說，他們用黑手洗的菜、壓出來的麪條、蒸出來的饅頭吃不下去，這樣的顧慮，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爲在非洲各種流行病比較多，加之大家對非洲大量存在的奇怪的病談虎色變，對於黑人在竈房工作，不免讓人心存顧慮，爲此，項目部的高大夫專門對他們進行了體檢，排除了上述情況。
起初，瑪瑪迪和丘拉蒂僅僅是燒火當幫手、打掃衛生，時間一長，由於項目部人員的補充，伙食工作量的加大，額定的兩名我國炊事員就忙不過來了，有時候，兩個炊事員偶然患上了瘧疾，不得不打針休息，於是瑪瑪迪和丘拉蒂就慢慢幹上了檯面上的工作，洗菜、壓麪條、蒸饅頭，而且越幹越有模樣。
非洲人是從來不會蒸饅頭、壓麪條的，但他們竟然通過悉心學習和摸索，蒸出來的饅頭絕不亞於一個有職業資格資質的炊事員。
相信，他們學會的這門手藝，通過他們的傳播，也許會爲非洲人民增添一個新的食譜。
我曾應邀到隨拉的家裡做客，對幾內亞人的飲食習慣和方式有了一些瞭解。
他們做飯的燃料用木炭，吃飯主要用手抓，在城鄉各地的幾內亞人一般保持着不吃獨食的淳樸古風。
每當用餐的時候，家庭主婦就把一盆煮出來的米飯連同熬好的菜湯或牛羊肉湯混在一起端出來，有時候就放在芒果樹樹蔭下的地上，一家老小，甚至是來訪的親戚朋友就都圍蹲在飯盆的周圍，直接用手抓食，而且不管來人多少，只要盆中飯食用盡，用餐就算完畢。
隨拉幾次邀請我一起進餐，但是我始終沒有鼓起勇氣加入。後來，當我趕在飯點去的時候，隨拉就不再客氣了。
時至今日，回想起來，我爲什麼不可以同他們一起進餐呢，幾內亞人家庭的飲食到底是什麼滋味，我竟然沒有一丁點的嘗試，只能引以爲憾。
由於我在項目上主管後勤工作，竈房是我去的最多的地方，關於竈房，還有一件今天看來只能算是有趣的故事。
主角是瑪瑪第，事情發生在竈房的倉庫。
一天下午，當炊事員正在準備晚飯的時候，竈房的管理員楊學禮師傅到倉庫去取油桶，無意中發現瑪瑪蒂正把雞蛋和草魚偷偷地往夾克衣服的兩個袖子中裝，一邊裝一邊四處張望。
楊師傅悄悄停住了腳步，默不作聲地看着瑪瑪蒂的一舉一動，等晚飯結束收拾完畢後，兩個炊事員叫住了正準備拎着衣服下班回家的瑪瑪蒂。瑪瑪蒂似乎一點都不慌張，十分鎮定的問，有什麼事嗎？楊師傅對他說，你拿走了你不該拿的東西。
瑪瑪蒂的神色一下子變了，只得把衣袖中中的東西一件件放回原處，原來，瑪瑪蒂用細鐵絲事先匝好了夾克衣袖的袖口，想趁人不注意順手牽羊拿一些東西回家。
事情發生後的第二天，我把了解到的情況告訴給了隨拉，隨拉也感覺非常好笑。
瑪瑪蒂害怕因此失掉工作，苦苦哀求隨拉和我。
經過我們研究，只是對瑪瑪蒂作出了停工反省一個星期的處罰，瑪瑪蒂以後在工作中非常勤奮，再也沒有發生過類似的現象。
雖然以後工地上偷盜油料的事件比比皆是，但瑪瑪蒂用自己的行動成爲一個讓人信任的人。
在同隨拉研究瑪瑪蒂的問題時，我始終沒有用過偷盜的字眼，只是說，他採取了一個特別的方式拿了不屬於自己的東西。
因爲，我清楚地知道瑪瑪蒂在幾內亞貧困的社會背景中處於極端貧困的劣勢，因爲貧窮去生出一些直截了當的舉動，也許只是處於人生存的本能，有很多東西也許更值得我們在同情的基礎上去思索。
在機關工作，我常年負責信訪接待，登門上訪的人，不外乎爲了分包結算、勞資待遇以及子女就業安排等，說到激動處，言語不免有些激烈，甚至會扯出橫幅。
但這些遠遠比不上罷工，罷工是幾十人或是幾百上千人的風潮，有時候局勢會難以掌控。
在出國前，常常是在電視裡看到這樣的場景，而在幾內亞，作爲項目人事部經理，我卻不得不站在解決罷工的第一線，成爲解決矛盾和衝突的主角。
回想起來，在幾內亞項目上發生的數次大大小小的罷工，原因有兩個，一是項目勞動用工制度與幾內亞當地法律的衝突，二是在民俗上的不同。當然，最主要的原因，仍然是勞動合同的糾紛。
按照幾內亞勞動法，項目部每招一名當地員工，都必須簽訂勞動合同，除了明確工資標準外，還要明確補貼標準和休假制度，這樣的規定，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如此。
正如前文所述，由於我們的項目是從河南國際分包而來的，扣除不菲的承包佣金，再加上項目本身標價較低，事實上是處於基本保本經營的狀態。
因此，爲了最大限度降低成本支出，保證項目的順利經營，我們在同幾內亞交通運輸部談判合同的時候，就提出了臨時用工的概念，也就是儘量不與當地用工簽訂合同，而改爲支付標準工資，這一點也得到了幾內亞交通運輸部的認可。
但是問題恰恰出現在這裡，錫吉里勞工部和社保部不同意這樣幹，要求我們必須與當地用工簽訂勞動合同。
爲此，項目部委派我與錫吉里勞工部和社保部進行了多次協商，鑑於我們項目低標價的實際狀況，兩個部門經請示省長同意，予以妥協，只要求我們必須同機械操作手簽訂合同，並指定項目部的用工選舉成立了工會組織。
於是，挖掘機司機嘎馬拉就成了項目的工會主席，在項目工會的要求下，我們同部分長期固定的操作手簽訂了勞動合同。
事情遠不止於此，隨着項目用工的不斷增加，要求籤訂勞動合同的人員越來越多，要求也越來越迫切。
簽訂勞動合同，對在項目上工作的幾內亞人來說，有着非同尋常的意義，一是勞動工資標準、工作時限、補貼標準等有了保證，可以享受工資待遇和生活補貼的高標準，即便合同到期，也可以拿到一定期限的工作補助。
二是在出現了人身傷亡事故後，可以享受到當地政府的補助，遺孀和孩子可以按月領到一定額的生活補助金，正是因爲這樣，要求籤訂勞動合同的呼聲始終貫穿在項目的進展中。
作爲項目部，一方面是當地法律的規定，一方面是項目的保本或是虧本經營現狀，常常處於兩難的境地。
作爲項目人事部經理，我又何曾不想照章行事，最大限度消除用工矛盾和糾紛，於是，我常常周旋在項目工會和當地勞工及社保部門，採取儘量拖延的策略，期待着項目早日完工，一切矛盾和糾紛隨之化解。
作爲項目工會主席，嘎馬拉也常常爲此傷神，在勞工中不厭其煩地做着解釋。
爲此，項目部還專門爲嘎馬拉和其他五位工會成員增加了工會工作補貼，嘎馬拉能夠做到的也就是這些了，解釋再解釋。
作爲一個當地人，在爲一個外國公司打工的同時，不得不承受着來自自己人的咒罵和怨恨。
我無法評價嘎馬拉在項目上的工會工作，但我深深地知道，工會就是員工的維權組織，就是監督用工單位落實對員工的工資和各項福利待遇，因爲工會是代表勞方與資方談判的維權機構。
可以肯定的說，嘎馬拉以及他的工會成員以及隨拉，我們是這個項目上的接觸最多的幾個人。
嘎馬拉以及五位工會成員代表着勞方，我和隨拉代表着資方，我們是矛盾的一方，也是矛盾的共同體。
我和隨拉經常向他們溝通項目的經營和管理情況，闡述着項目的切身困難，而嘎馬拉和他的工會組織在體諒我們項目難處的同時，本着儘量減少矛盾的目標，也會定期催促我們與一些主要的當地機械操作手簽訂勞動合同。
事實證明，正是我們同一些操作手簽訂了勞動合同，才使後來的一些傷亡事故處理得到了當地政府政策上的支持。
機械操作手本身就處在危險行業，在繁雜的施工現場，他們也是最容易受到傷害的人羣。
以一位修理工爲例，他在工地現場修理自卸車，當時正躺在車下擰螺絲，而司機上車後全然不知，竟然發動了車輛，車輪從這名修理工的一條腿上碾過，導致這名修理工腿骨骨折。
在處理這起事故時，由於我們同他簽訂了勞動合同，項目部僅支付了一定的撫卹金表示慰問，而他在未恢復勞動能力的時間內，由當地政府社保部門逐月支付傷殘補助金和生活費。
可以說，這樣的結果，對他和項目部來說，都是最好的結果，因爲他的生活有了持續的保障。
但罷工還是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因爲與項目部簽訂合同的必定是少數人，絕大多數力工拿到的只是定額或計件工資，面對用工內部的反差，他們的不穩定情緒逐漸積累，最終釀成了罷工風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