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生告訴我，這個婦女的家裡也非常貧困，她的名字叫李小四，於是我們便跟着她去她家裡採訪，走過幾條田埂便到了她家門前，那是一處非常簡陋的房子，牆是用泥巴加稻草糊的，門是用竹片編的，門頭上掛着一塊畫着符語的驅邪用的紅布。
屋頂上蓋的東西是一些塑料紙和一些油毛氈，且多處破損得很嚴重，聽到我們說話的聲音，一個看上去老實巴交的男人從屋內走了出來，拿出幾塊木頭就當是凳子給我們坐，我們便開始採訪他，原來他就是這家的男主人，名叫朱老象，今年35歲。
他家裡有五個孩子，三男二女，最大的孩子叫朱光海，是個男娃子，今年10歲，在讀一年級，是家裡唯一上學的孩子，其他的孩子因爲家庭困難，以至到了適齡年齡卻沒辦法上學，將來能不能上學還是一個未知數。
他們家沒有種甘蔗，只有一點山地種了一點玉米，一年之中只有收穫玉米的時候有兩三個月口糧，其餘的幾個月屬缺糧期，全靠幫工賺點錢來購買糧食，幫工的薪酬最高爲10元每天，我問他有沒有收到過救濟糧，他說，在去年，特區政府給過十五包大米。
推開那扇會吱吱呀呀直叫喚的竹門，我進入他的房間，只見狹小的房間裡放着幾張暫且可稱爲牀的東西，在四個牀腳上用幾根竹杆牽拉着，再在上面鋪上竹片就成了牀。
牀上鋪了一點棉絮和幾塊破布，還有一些破舊的衣服，因爲沒地方放，也就堆放在牀上，而這就是他們晚上用來睡覺的地方。
在我們交談的時候，他家的小娃子陸續回來了，我打開揹包，給了朱老象兩包煙，再給他們的孩子留下了幾本漫畫書，在和平村村採訪的這幾天中，我給每一個採訪過家庭的孩子都送了幾本漫畫書，其中有一個小娃，在我把漫畫書遞給他的時候，還怯生生地望着我笑了，直到李小四叫他接下，他纔敢伸出手來接過漫畫書。
他們接過漫畫書之後的表情，我無法用語言來形容，那是怎樣的一種開懷，看到這些小娃們破爛的衣服，蓬頭垢面的樣子，以及那像小山兔一樣怯生生的表情，我真爲他們的困難生活感到難過，真是覺得窮人家的孩子賤如犬。
告別朱老象一家之後，我們走了一小段路，來到了姜小三的家，同樣的破房子，同樣的房間擺設如出一轍。
我們到了她家時，她正在生火做晚飯，看到我們來了之後，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說，因爲家裡窮，沒有凳子坐，只好讓我們坐牀上。
姜小三今年三十七歲，與老公唐李發都是文盲，家裡有四個孩子，都是男孩，老大唐龍貴已十四歲了，沒有讀過書，只有老二唐冬雲在讀二年級，今年十歲。
家裡只有一點山地種了一點玉米，最多可勉強維持半年生計，平時兩夫妻都出去幫工，現在幫別人收割甘蔗爲四毛錢一捆，因爲沒錢，家裡連電都無法通上。
她家最大的財產就是兩頭豬，等長大之後，一頭豬可賣三四百元，這裡餵豬是從不用糧食和飼料的，基本上是砍芭蕉樹和一些野草來喂的，所以豬長得也不快，一頭豬通常要養上一年多。
看到她架在竈上的飯鍋正冒着熱氣，我揭開鍋蓋一看，裡面有一點大米混着其它的雜糧在一起煮着，我問她煮菜的時候放不放油，她說，除了自家殺豬留點油吃，其餘時間基本上是不放油的，因爲油貴買不起，煮菜的時候放點鹽巴就行了。
臨走的時候，我拿了幾本漫畫書放在她家的竹牀上，老二見了，動作非常麻利地掃了過去，用身子給壓住了，另外三個孩子一擁而上，爲了搶漫畫書而打起架來了。
從清水河組出來之後，我們便動身前往大舊寨，李老生的家就在這個寨子裡。
在一處看不見人煙的山谷裡，見李老生扛着那條突擊步槍很是意氣風發，我一時興起，便要他讓我開幾槍試試，因爲我從未開過槍。
他便遞過那條槍給我，我對着遠處一棵枯樹開了一槍，第一槍竟是一顆臭彈，他便把臭彈鬆了出來，再遞給我，我開了第二槍，這一槍打響了，可惜沒有打中那棵枯樹，因爲山谷裡很幽靜，再加上回音，聲音顯得特別尖銳，跟電影裡聽到的那種藉助道具做出來的聲音完全是兩碼事，由於該槍的設計比較合理，所以開槍時的後衝力不是很大。
我發現馬路旁邊的樹枝上套着一件苗族女子的衣服，我便問李老生，爲什麼這件苗衣會掛在樹上，他便告訴了我一件駭人聽聞的事：在鄰近的道水村，一個大苗族女子因爲丈夫去世，又要撫養兩個孩子，家裡生活非常困難，便做了一件壞事，把寨子裡的一個堂嫂拐賣給人販子了。
那個堂嫂的丈夫在悲痛之餘，便惡從膽邊生，把她給放江了，我問李老生：“放江是什麼意思呀？”當他把答案告訴我之後，我便瞠目結舌了：原來放江就是把人砸暈，再扔到河裡淹死，跟電視裡看到的浸豬籠差不多，而爲了提醒和警示世人，那寨子裡的人便把被拐賣婦女所穿的衣服拿出來到處掛，以作宣傳之用。
聽當地人說，由於當地生活困難，有些外來的不法之徒便以介紹對象或是結婚的名義到此處拐賣人口，經常可聽到一些人家骨肉分離的悲慘故事。
前面的小路上出現一羣趕牛的娃子，此起彼伏的銅鈴聲像風鈴一樣清脆地從山頭上傳來，儘管我加快了腳步，可還是沒能趕上他們，眼看着距離越來越遠，他們消失在一個彎道上。
到了李老生家的甘蔗地邊，他從路邊的甘蔗堆上折了一根甘蔗，我們三個便咀嚼着甘蔗往大舊寨趕，又走了一段上坡路，終於到了大舊寨。
大舊寨是一個沒有通上電力的村寨，全寨有七十多戶人家。在一個破舊的窩棚前，五十多歲的王老元剛從地裡回來，與老婆羅小改正在房前休息，他們僅有的一個兩歲大的兒子在地上玩着樹枝和泥巴。
聽說我們是來採訪的，他很客氣地搬來了一條小板凳，我給了他兩包煙，他客套了幾句收下了，他家的情況也是相當困難的，沒有水田，只種了一點旱稻，全年有七八個月甚至十個月會出現糧荒，因爲無地可種，只好出外幫工賺點生活費。
我問他爲什麼五十歲了兒子還這麼小，他嘆了一口氣告訴我，在現在這個兒子之前，他還生了五個小娃，都因爲生病而沒有帶活，他還說，在最困難的時候，村長給了一點糧食，才使全家勉強度過了饑荒。
我給了他的小兒子一把糖果，那小傢伙把糖果塞進口袋之後，還向我伸出黑乎乎的小手，我只好又給了他一把糖果。見此情景，王老元夫婦在一旁憨笑着。
告別王老元一家，右邊的一個小土坡上有一處破爛的房子，一個頭上纏着黑布的老奶奶愁容滿面地坐在自己家門口。李老生告訴我，這個老奶奶的家也非常困難，於是我們便去她家瞭解情況。
聽說政府派人下來採訪了，老奶奶便從屋裡叫出了一個老頭子，我們便坐在他家門口的一根木頭上採訪，我遞給這個名叫王三的老頭子兩包煙，他憨笑着收下了。
我問他家的生活情況，他點燃了一枝煙，吐出一個菸圈介紹說，自己原來生了三個兒子，只有大兒子娶了媳婦，後來媳婦和三個兒子都生病死掉了，現在家裡還有兩個孫子，大孫子叫王老重，是個文盲，今年30歲了，還沒有結婚，現在正在生病，由於沒有錢治，只好硬挺着。
小孫子叫王老喜，也是個文盲，現在20歲了，家裡只有一點山地種了一點玉米，全年都難以吃上幾頓飽飯，全靠出外幫工賺點錢來買大米，家裡最值錢的就是養着的那一頭牛。
正說着的時候，他的大孫子從裡屋走了出來，一臉菜色，滿面病容，看來病得不輕，在我們交談的時候，許金鳳老奶奶一直緊鎖着愁眉，蹲在地上一臉憂色，我叫李老生給了她一捧糖果，她伸出黑松樹皮一樣的雙手顫巍巍地收下了。
辭過王三一家，我們來到了楊小四的家，這個時候村子裡有些人圍上來了，站在我們周圍，他們七嘴八舌地告訴我，村裡的人生活得實在太困難了，什麼都沒有。
楊小四剛從外面幫工回來，一身的汗水，滿頭的草屑，她是一個寡婦，今年33歲，也是個文盲，長着一副男人一樣壯實的身材。
她的老公羅老大因爲吸毒死了，留下三個兒子讓她一個女人家撫養着，最大的兒子羅新華11歲了，纔讀一年級，二兒子羅新偉10歲了，卻還沒有上學，三兒子才五歲，家裡也只是種了一點玉米，打下來的玉米只夠換三個月的口糧，全靠她出外幫工賺點錢來支撐這個岌岌可危的家。
而這裡幫工的薪酬是非常低的，一般是七八塊錢一天，好的時候可以拿十塊錢一天，由於山裡人衛生條件和營養條件都非常差，所以她的大兒子和二兒子正在生病，無錢醫治，只好硬熬着。
我提出要去看看她生病的兒子，由於當時天已微黑，她便從鄰居家裡借來了一個手電筒，我彎着腰鑽進了她家中間的屋子，打着電筒朝牀上照去，一個孩子下意識地用手擋住照向他的手電光，痛苦地**了一聲，只見他滿頭是汗，臉色潮紅，可能正發着高燒。
我再轉到另一間屋子，那破爛的被子裡同樣裹着一個正在發着高燒的孩子，我看到被子裡他那瘦弱的身軀在微微地顫抖着，看到這個家庭這種悽苦的場景，我的心裡就像那兩個發高燒的孩子一樣難受，我想起了小時候的自己，因爲體質很弱，所以也經常得病，也常常是這樣苦熬着。
我嘆了一口氣，從錢包裡拿出一千塊錢塞到楊小四手裡，叫她給兩個孩子去看醫生，別耽誤了治療，在手電筒那微弱的燈光中，我看到楊小四臉上所表現出來的那種非常感激卻又非常木愣的表情，她一時竟變得無所適從，接着錢的雙手激動得一抖一抖的。
我再叫李老生捧了一大捧糖果放在她家的那張破桌子上，我只是一個記者，是一個小人物，無錢無勢，在這充滿痛苦的捫心自問中，我所能做到的只有這些微不足道的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