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後是對廣州十三行的重新登記造冊和清理規範整頓。
廣州十三行，是清代設立於廣州的經營對外貿易的專業商行。又稱洋貨行、洋行、外洋行、洋貨十三行。
康熙帝二十四年(1685)開放海禁後，清廷分別在廣東、福建、浙江和江南四省設立海關。粵海關設立通商的次年四月間，兩廣總督吳興祚、廣東巡撫李士禎和粵海關監督宜爾格圖共同商議，將國內商稅和海關貿易貨稅分爲住稅和行稅兩類。住稅徵收對象是本省內陸交易一切落地貨物，由稅課司徵收；行稅徵收對象是外洋販來貨物及出海貿易貨物，由粵海關征收。爲此，建立相應的兩類商行，以分別經理貿易稅餉。前者稱金絲行，後者稱洋貨行即十三行。從此，洋貨十三行便成爲經營外貿的專業商行。名義上雖稱“十三”，其實並無定數。洋貨十三行在創建時，廣東官府規定它是經營進口洋貨和出口土貨(包括廣貨、瓊貨)的中介貿易商行。最初指定洋貨十三行經營的貿易對象，實際包括外洋、本港和海南三部分內容。乾隆帝十八年(1753)，業務曾一分爲二，專營外洋各國來廣州貿易的叫外洋行，經營出海貿易的稱爲海南行。自二十五年起，外洋行不再兼辦本港貿易的事務，另由幾家行商專營暹羅（今泰王國）貢使及其商民貿易稅餉事宜，稱爲本港行;而海南行又改稱福潮行，經營包括廣東潮州及福建商民往來買賣稅務。這時來到廣州海口商船漸多，貿易發展，各行口商人資本稍厚者經辦外洋貨稅，其次者辦本港船隻貨稅，又次者辦福潮船隻貨稅。六十年，本港行因其中個別商人倒賬破產而被官府革除，其業務劃歸外洋行，每年推舉兩家來輪流辦理。嘉慶帝五年(1800)以後，在廣州經營貿易的商行，按業務範圍劃分只有外洋行和福潮行。前者仍稱洋貨行或十三行。專設經理廣州外貿稅餉事務的洋貨十三行，是清廷實行嚴格管理外貿政策措施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目的在於防止中外商民自由交往。它由封建官府勢力“招商承充”並加以扶植，成爲對外貿易的代理人，具有官商的社會身份，也是清代重要的商人資本集團。洋貨十三行作爲清代官設的對外貿易特許商，要代海關征收進出口洋船各項稅餉，並代官府管理外商和執行外事任務。這是清代對外貿易的主要特點。爲了整頓洋行制度，進一步加強對外商的直接管理，清廷於乾隆帝十年從廣州二十多家行商中選擇殷實者五家爲保商，建立保商制度。保商的責任是承保外國商船到廣州貿易和納稅等事，承銷進口洋貨，採辦出口絲茶，爲外商提供倉庫住房，代僱通商工役。保商對於承保的外國商船貨物因享有優先的權利，在其他分銷貨物的行商交不出進口貨稅時，必須先行墊付。凡外商有向官府交涉稟報的事，責令保商通事代爲轉遞，並負責約束外商不法行爲。儘管外商對保商制度表示不滿，但清廷一直加以維護。行商和外商利益一致時，就互相勾結；利益矛盾時，就互相欺騙敲詐，釀成種種糾紛。有的行商在封建官府和外商之間投機取巧，獲利致富；但大多數行商則在封建官府和外商夾擊下，招致破產。鴉片戰爭前的廣州十三行街廣州十三行建立有同業商人行會組織，即所謂“洋行會館”（公行）。康熙帝三十八年及五十九年，廣州行商曾兩次組建公行，但爲期都不長。公行議定行規，表面是爲約束不法行爲，扶持對外貿易，實際上卻增加了不少禁約。它對貨物實施公行壟斷，以便按照行會的利益自行調整價格。英商爲打破公行壟斷，通常用收買個別行商、賄賂官府的手段，使公行難以持久，如乾隆帝二十五年廣州公行正式奉準成立，到三十六年即被解散。此外，公行存在期間，在行商之間及行商和散商之間，又爲爭奪商業利潤互相傾軋，外商得以乘機在進出口貨價和交易量上利用矛盾，遂造成公行的虧損和債務；公行制度下的行商，因對行欠債務負有連帶責任，故不斷出現倒閉。乾隆帝四十七年公行再度恢復，並開始設立利用行佣積累起來的公所基金，用以清償行商的拖欠、罰款等，以維護公行的穩定。重建後的公行，延續了近六十年。
在清代前期，廣州的行商在對外貿易活動中，依靠政府給予的特權，壟斷了廣州整個對外貿易，形成了一個“公行”貿易制度。
據史記載，於1720年11月26日，公行衆商啜血盟誓，並訂下行規十三條：
第一條：華夷商民，同屬食毛踐土，應一體仰戴皇仁，拆圖報稱。
第二條：爲使公私利益界劃清楚起見，爰立行規，共相遵守。
第三條：華夷商民一視同仁，倘夷商得買賤賣貴，則行商必致虧折，且恐發生魚目混珠之弊，故各行商與夷商相聚一堂，共同議價貨價，其有單獨行爲者應受處罰。
第四條：他處或他省商人來省與夷商交易時，本行應與之協訂貨價，俾得賣價公道，有自行訂定貨價或暗中購入貨物者罰。
第五條：貨價即經協議議妥貼之後，貨物應力求道地，有以劣貨欺瞞夷商者，應受處罰。
第六條：爲防止私販起見，凡落貨夷船時均須填冊，有故意規避或手續不清者應受懲罰。
第七條：手工業品如扇、漆器、刺繡、國畫之類，得由普通商家任意經營販賣之。
第八條：瓷器有待特別鑑定者（指古瓷），任何人不得自行販賣，但賣者無論贏虧，均須以賣價百分之三十納交本行。
第九條：綠茶淨量應從實呈報，違者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