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在海外最大、經濟上最成功的一個羣體，就是東南亞華人。
印尼一億六千萬人口，約八百萬華人;馬來西亞兩千五百萬人，約六百萬華人;泰國六千五百萬人，約九百萬華人;新加坡三百萬多人，華人佔百分之九十;菲律賓九千萬人，華人大約一百萬，但有華人血統的要佔大約百分之二十。
東南亞華人，給全世界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是他們的經濟實力，比如，在馬來西亞七成的的中小企業被華人擁有，其中包括製造業、建築業和服務業。
自從萬隆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取消了中國的雙重國籍政策，泰國，印尼，菲律賓等地的華人開始積極融入本國社會，特別是泰國和菲律賓，傳統意義上的華人已經很少，從姓名和語言上，中國人已經分辨不出誰是華人。不過，本地人對那個家族有華人血統，都一清二楚。
人們都知道菲賓阿羅約的丈夫是華裔，泰國的他信是華人，可能很少有人知道，泰國議會，三分之二的議員也是華裔。但這些華人，已經和中國的一些少數民族一樣，僅僅只是血統上是華人而已了。
在東南亞，真正能以一個族羣的規模保持華人傳統的，只有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尼。有人曾把這三地的華人分爲兩種，傳統華人和海峽華人。前者一般說中文，談到中國很親切甚至自稱中國人，以愛國華陳嘉庚爲代表。後者一般說英文，看英文的海峽時報,羨慕西方世界，甚至以自己的華人面孔爲恥，以新加坡的李光耀爲代表。南洋華人這半個世紀以來的心理變遷，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就是這兩種華人的變遷史。
從某種意義講，海外華人的成就遠超出香港以李嘉誠爲首的所有香港精英。香港這半個世紀以來的富裕，大半是靠當中國的對外窗口掙的代理費和貿易費，而香港的大半富豪，都是靠香港的房地產發財結果除了造就幾個富豪之外，絕大多數香港人並沒有什麼好處，反而生活變得壓力重重，只能蝸居在鴿籠大的房子裡當房奴。
新中國建國年以前,海峽華人在東南亞地華人中基本沒什麼影響力，絕大多數華人都追隨陳嘉庚。一九三八年成立地南總會，會址設在新加坡，選陳嘉庚爲主席。大會歷數近代以來日寇侵華種種罪行，揭露日寇不僅企圖吞併中國，還妄想征服世界。認爲現在中華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地危急關頭，號召南洋八百萬華僑精誠團結，誓爲祖國政府後盾。出錢出力，多寄匯款支援抗戰，則抗戰必勝，建國必成。
據南京政府財政部統計,華八年抗中捐款共達十三億多元，平均每年一億六千多萬元，其中南洋華捐獻比重最大。以財力支援抗戰地另一項是僑匯，就是華僑寄回祖國贍養親屬地匯款，數額比捐款更大。僅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三年通過銀行途徑地僑匯。據統計共達五十五億元之多，平均每年約八億元。一九四二年後。南洋各地相繼淪陷，僑匯和捐款才中斷。
海外華僑在物力方面對祖國抗戰貢獻也甚爲可觀。截至一九四零年地不完全統計，共捐獻飛機二百一十七架，坦克二十七輛，救護車一千輛，以及大量藥品、雨衣、膠鞋等用品。抗戰後期，海路被封鎖，支持祖國抗戰地大批海外戰略物資只能靠緬公路運輸。當時，國內機工及汽車奇缺，運輸十分困難。陳嘉庚受國內西南運輸公司委託，通過南僑總會從新馬等地招募經驗豐富、技術精良、膽量亦大地機工三千兩百餘人。並捐贈汽車三百多輛。
這些華僑機工，滿懷愛國熱情，離別南洋親友，回到祖國大西南，在異常崎嶇艱險地千里運輸線上，克服種種難以想象地困難，運送各種國內急需地戰略物資，平均每天三百噸以，日積月累運量極爲可觀。
而很多南洋華人也回國參加了抗日戰爭。他們中最有名地，是共和國上將葉飛，他原是菲律賓華僑。
抗日戰爭後到一九四九年，南洋的傳統華人們經歷了一個很痛苦的時期，因爲他們大多數不瞭解國共鬥爭。他們來說，只要認中國就行了，黨派之爭對他們來說是很陌生的事情，因爲他們懂得最多的，除了中華民族大義，就是經商，他們普遍對政治一竅不通。
新中國成立之初，南洋的傳統華人們還很惶惑，但隨之而來的朝鮮戰爭讓他們非常振奮。短短的五年，中國就從一個被小日本隨便欺負的弱國，變成了能打敗頭號強國美國的東方大國，新中國的號召力在東南亞華人中也越來越大。
一九六五年八月，新加坡建國。當時討論國旗方案，有人提出國旗上一定要和中國一樣，要有五顆星和紅色，這個提案得到了傳統華人的一致同意，於是就有了現在看到的新加坡國旗。
而在歷史上的九八年印尼排華事件之後，很多華人將資本外移，僅後半年移出的資金就有約八百億美元。資金雖然移走，但是很多人的事業還在印尼，於是很多人選擇安家在新加坡，個人還是每週飛回印尼打點生意。
世界歷史上每一次的農民起義、民主**抑或是社會動亂，都與當時的本國政府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政府作爲國家的施政者，其執政綱領決定着國家的走向，其執政方式決定着國家的日常運行。當上層政治領域發生變化甚至動盪時必然影響，國家政治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反過來，經濟的停滯或者倒退也會影響執政黨及其領導的政府的行政工作以及政權的穩定。98年的排華暴*正是由於亞洲金融危機引發印尼政治局勢的惡化，而導致政府將人民鬥爭的矛頭轉移到印尼華裔的身上。
可能又有人會問，爲什麼印尼政府單單針對華裔？印尼獨立後華人爲印尼經濟建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在長期的經營中華人羣體積聚了大量的社會財富，控制了印尼私人經濟的70％，特別是在工商業方面。然而印尼擁有1.6億人口，華裔只佔印尼人口的不5％，因此各羣體間巨大的貧富差距必然會導致相互間的對抗。
在法制上，印尼政府對華人設立了一些歧視性的法律法規。1945年的印尼憲法就明確規定，印尼總統必須由原住民擔任，這具有濃重的種族歧視意味。1967年印尼政府相繼頒佈了一些專門針對印尼華人的法律法規，比如禁止華裔使用華語，限制華裔宗教和文化習俗、更改華裔的族羣稱呼等等，總共有14項之多。但是其中影響最爲深遠的幾條是：禁止使用華語並禁止出版華語報紙書刊，禁止華人成立公開的社會政治團體。這直接導致華人蔘與印尼政治生活的道路被堵死。一旦發生社會動盪，政治上無權的華人便遭遇滅頂之災。
其次，說說印尼的政治體制。一九六五年,一羣印尼軍人發動流產政變，印尼政府藉口印尼共產黨參與此事，開始大肆屠殺共產黨人。之後印尼軍人集團長期掌權，實行**統治，靠軍人集團支持的蘇哈托執政印尼長達32年，長期的**統治必然會導致各種各樣的弊端。尤其在國家法律法規的制定方面表現的尤爲明顯。以上針對華人的14條就是印尼政府有意無意針對華人而設立的，而蘇哈托本人對印尼共產黨人以及華人的厭惡也催化了這些條例的施行。
**體制同時也決定了這種統治政策存在極大的不穩定性，當社會動盪時，由於國家政權是由利益鏈結合起來的由一人**的聯合體，各利益團體必然會產生間隙，而導致國家的統治工具的弱化，這種狀態下，對國內局勢動盪的控制能力必然弱化。
經濟分配的不均衡導致的民族問題也是導致印尼華人悲慘遭遇的一個重要原因。印尼國內種族煩雜，但是泛印度尼西亞人佔全國人口的絕大部分，而人口800多萬的印尼華裔只佔全國人口的5％，而這些華人控制着印尼國民經濟的30－40％，私人經濟的70％，在印尼經濟生活中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這種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往往成爲印尼原住民排華的藉口，同時，少數無良政治家也利用這一點安撫佔全國人口大多數的原住民，將人民鬥爭視線引到華人身上。
同時，印尼政府有意無疑地進行對華裔的負面宣傳，使得華裔和原住民互相產生了不信任感。印尼政府誇大了印尼華裔對印尼經濟的控制力度，使得印尼原住民認爲印尼原住民的普遍貧窮罪魁禍首是掌控了國民經濟的的印尼華裔團體。
而華人對自己沒有獲得印尼基本的國民待遇也深感不滿，造成了民族間不安全感的產生，民族隔閡形成。同時值得提及的是：1945年印尼在政治上獲得了獨立，但是印尼上層人士普遍認爲印尼的經濟並沒有獨立，政府只是控制了國民經濟的50％，大部分私人經濟和國民經濟的30－40％掌握在華人手中。因此，印尼原住民強烈要求控制本國的經濟命脈，使華人成爲本地人的僱員。
98年的金融風暴催化了印尼國內的政治經濟危機，原住民生活狀態進一步惡化，政局持續動盪，民衆對政府的不滿情緒也日益深化。大企業集團紛紛破產，貧困人口占到全國人口的一半以上，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藉口印尼改革不利，對印尼的援助遲遲不到位。在這種局面下，社會各界對政府喪失了信息，轉而依靠自己的力量爲自己尋求更大的利益，少數人特別是反華勢力利用了這個機會，大肆對華人進行洗劫屠殺。並且印尼軍人、警察也參與了這次反華事件。
這次事件使得華人的思想開始覺醒，深刻地意識到爲了華裔自己的利益，必須提高自己的政治意識，積極參與國家政治生活，他們聯合起來建立了印尼大同黨、印尼中華改革黨等一些政治黨派。同時各種華人團體也紛紛建立，而隨後的納土納事件，更是將華人的這種思想覺醒推到了從未有過的高度。
不但是印尼，在其它的國家的華人，爭取符合自己身份的意思也大大提高。只是華人在爭取自己權利的同時對各國國內繼續存在的排華勢力依然不可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