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場勁敵
胡雪巖口中的“他”，是個常州人，名叫盛宣懷，字杏蓀。他的父親單名康，字旭人。盛康是道光二十四年的進士，由州縣做起，做到漢口道告老還鄉，在蘇州當紳士，因爲盛宣懷需要利用老父的這種身份，在江蘇官場上爲他打交道。
盛宣懷是一名秀才，年輕時跟有名的“孟河費家”學過醫，醫家要有割股之心，而盛宣懷只要有機會，就要打人家的主意，自覺不宜入這一行，所以進京捐了個主事，準備入仕。時當同治末年，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大興洋務，盛宣懷在這方面的腦筋特別快，而且記性好，口才更好，鑽頭覓縫，得以見了李鴻章一面，相談之下，大蒙賞識，便加捐了“花樣”，以候補道的身份，爲李鴻章奏調到北洋當差，不久被派爲招商局的會辦，以直隸的候補道，久駐上海，亦官亦商，花樣百出。
招商局創辦於同治十一年，出於李鴻章的建議，爲了抵制外商輪船，“擬準官造商船，由華商僱領，並準其兼運漕糧，俾有專門生意，而不爲洋商所排擠。”奉旨准予試辦，即由北洋撥借經費，另招商股，派浙江海運委員候補知府朱其昂籌辦，定名輪船招商局，向英國買了一條輪船，開始營業，由於經營不善，不過半年工夫，老本虧得光光。胡雪巖是股東之一，也送了幾萬銀子在裡頭。
同治十二年夏天，天津海關道陳欽建議李鴻章，派候補同知林槎到上海整理。陳、林都是廣東人，林槎在上海自然亦是找廣東同鄉，一個是怡和銀行的買辦唐廷樞，另外一個是富商徐潤，由他們募集商股四十餘萬兩銀子接辦。但本有官本，且又領官款爲運費，所以仍然是官督商辦，由北洋控制，此所以盛宣懷得以由李鴻章派去當會辦。
改組後的招商局，業務日有起色，徐潤又別組保險公司，承保本局船險，假公濟私，大發利市。洋商輪船公司，遇到勁敵，業務大不如前，美商旗昌洋行的股票，本來票面百兩升值已近一倍，結果跌到五十幾兩，且有繼續下跌的趨勢。
於是徐潤起意收買旗昌，但在盛宣懷的策劃之下，變成了一個騙局。騙誰呢？騙曾當過江西巡撫、福建船政大臣的兩江總督南洋大臣沈葆楨，而實際上是騙公家的錢。
盛宣懷的設計很巧妙。第一步是利用招商局的官款，秘密收買旗昌的股票，到得有相當把握，可以接收旗昌時，盛宣懷偕同唐廷樞、徐潤聯袂到了南京，首先是說動藩司梅啓煦。
江蘇有兩個藩司，一個稱爲江蘇藩司隨江蘇巡撫駐蘇州，一個稱爲江寧藩司，隨兩江總督駐江寧——南京。梅啓煦的關節打通了，方始向總督衙門上了一個呈文，說旗昌洋行甘心歸併，開價二百五十餘萬，倘能收買，獲利之豐，一時難以估計。
沈葆楨亦是勇於任事之人，當時雖在病中，以大利所在，不願延擱，在病榻召見盛宣懷、徐潤等人，聽取說明。這天是光緒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盛宣懷善於玩弄數字，講得頭頭是道，且有佐證，沈葆楨聽得滿心歡喜。但招商局南洋雖亦管得到，而一向以北洋爲主，所以沈葆楨表示，這件事應該會商北洋大臣，共同具奏。
“機不可失！”盛宣懷爲沈葆楨解釋，洋人以冬至後十日爲歲終，在這年便是四天以後的十一月十七。公司主管三年更換一次，現任的主管任期到那一天爲止。過了十一月十七，新任主管一到，重新談判，便撿不到這個便宜。或者新任主管，另集巨資，重整旗鼓，招商局便會遭受威脅，唯有乘機歸併旗昌，招商局始能立於不敗之地。結論是：“事有經權，而況招商局在南洋通商的範圍之內，大人不但當仁不讓，且須當機立斷。”
沈葆楨盤算之下，還有顧慮，美商的旗昌固然歸併了，英商的太古、怡和又將如何？
“太古、怡和船少，不足爲慮，旗昌歸併以後，招商局的船有二十七號之多，助力大增，洋人做生意一向以大吃小，太古、怡和只有跟着招商局走。招商局從前吃虧的是，自己沒有碼頭棧房，有時不能不遷就太古、怡和，現在有了旗昌的碼頭、棧房，不必再遷就他人，主客之勢，自然就不同了。還有，船一多了，自己可以辦保險，利權不外溢，就等於另開了一條財源。”
沈葆楨完全被說服了，命盛宣懷當天就回上海，跟旗昌談判，儘量壓低“受盤”的價格，先把交易敲定下來。至於收買旗昌的資本，原呈中提出官商合辦之議，命盛宣懷盡力先招商股，不足之數以“官本”補足，如何籌劃，另作計議。
獲得這樣的授權，騙局已必可實現。盛宣懷一到上海，復又調動官款，收買旗昌股票，取得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權以後，一面委託一名外國律師擔文，辦理接管的手續，一面趕到南京，向沈葆楨覆命，事情已經定局了。
據盛宣懷的書面報告，說是“議定碼頭、輪船、棧房、船塢、鐵廠，及一切浮存料物、器皿等項一概在內，現銀二百萬兩。其餘漢口、九江、寧波、天津各碼頭、洋樓、棧房，作價二十二萬兩。”總計二百二十二萬兩，較原來的開價，減了三十萬兩之多。
至於付款的辦法，在十一月十九日已先付定銀二十萬兩，約定十二月十八日續付二十萬，明年正月十七再付三十萬，即行交盤。餘數如何分期交付，亦已商定。
至於商股，盛宣懷說已招到一百二十二萬兩，短缺“官本”一百萬兩，盛宣懷亦已藉箸代籌，某處可撥多少，一一指明，當然這也是預先跟梅啓煦商量好的。
談停當了，便須出奏，類此案例，倘爲北洋主稿，便須南洋會銜，南洋主稿，自然亦須北洋會銜。盛宣懷極力申說，時機迫促，往返磋商，誤了二批交款之期，所付二十萬定洋將遭沒收，勸沈葆楨單銜出奏，又說李鴻章與沈葆楨是同年，遇到這樣的好事，只會贊成，不會反對。沈葆楨想想也不錯，同意單銜出奏，在折尾上聲明：“時值凍阻，不及函商北洋大臣。”
運道冰封，陸路仍可通行，顯然的，這是一個很牽強的理由。沈葆楨做夢也沒有想到，這是盛宣懷特設的圈套，先則以“十七之期”勸沈葆楨“當仁不讓”，繼而以恐誤二批交銀之期，會遭損失，迫使沈葆楨單銜出奏，這種種設計，都是爲了要出脫李鴻章，以便將來騙局敗露時，李鴻章得以未與聞共事的局外人身份，易於迴護。
果然，四年以後騙局敗露了。發難的是一個湖南籍的名士，國子監祭酒王先謙，上折嚴劾招商局管事道員盛宣懷等矇蔽把持，營私舞弊。當時言路上很有力量，朝廷對一般“清流”的議論與主張，十分重視，當即飭下兩江總督“痛加整頓，逐一嚴查”。
其時的兩江總督名叫劉坤一，湖南新寧人，對於李鴻章久懷不滿。原來李鴻章自從“用滬平吳”後，一直視兩江是他的地盤，官拜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卻能巧妙地運用洋人，以及實際上辦理洋務的關係，在兩江安插私人，直接指揮，最使劉坤一不能忍受的是，李鴻章的妻舅趙繼元在兩江的胡作非爲。
趙繼元是安徽太湖人，他的祖父名叫趙文楷，是嘉慶元年丙辰科的狀元，趙繼元本人亦點了翰林，但肚子裡一團茅草，如何僥倖而得列清班，一直是個謎。不過，他本人倒也有自知之明，知道憑他的那支筆，做京官絕無出頭之日，因而以翰林捐班爲道員，在吏部走了門路，分發江南候補。那時的兩江總督是曾國藩，當洪楊初平時，怕功高震主，決定急流勇退，遣散湘軍，扶植李鴻章的淮軍來替代，所以趙繼元一到江寧“稟到”，便派他一個極重要極肥的差使：兩江軍需總局坐辦。趙繼元凡事自作聰明，自恃有妹夫李鴻章作靠山，在曾國藩以後歷任兩江總督馬新貽、李宗羲、沈葆楨，都不大能指揮得動他，沈葆楨病歿，繼任劉坤一，資格比較淺，就更不在他眼裡了。
除了趙繼元，對身在南洋而唯北洋之命是從的盛宣懷等人，劉坤一亦耿耿於懷，久已想動手了。因此，一奉朝旨，立刻派上海道劉瑞芬及上海製造局總辦李興銳“調看該局賬目，逐款嚴查”。
劉瑞芬是安徽貴池人，出身是個秀才，同治元年從李鴻章援滬，主管軍械的採購與轉運，以軍功保到道員，曾經督辦淞滬厘金，署理過兩淮鹽運使，是淮軍系統中很重要的文官。
劉瑞芬跟李鴻章的關係很密切，但奉命查辦此案，卻很認真，因爲他爲人比較正派，看不起盛宣懷那種奸詐取巧的小人行徑，加以劉坤一爲人精明，在授命之前將他找了去，率直警告，如果查得不確實，他會另外派人再查：“那時老兄面子上不好看，可別怪我。”
其實盛宣懷搞的那套把戲，知道的人很多，劉瑞芬即令想爲他掩飾也辦不到，及至調出賬目來一看，疑問到處都是。劉瑞芬爲了慎重起見，特爲找了幾個內行朋友來研究，其中之一就是古應春。
“賬本說商股只有四萬多銀子，可是盛杏蓀當時具稟兩江，說‘已於十一月十八日公商定議，即於十九日付給定銀二十萬兩’，這二十萬兩銀子是哪裡來的？”
“根本沒有這回事。”古應春說，“只要算一算日子，就知道他是假話。”
光緒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照公曆算是公元一八七七年元旦，盛宣懷當初跟沈葆楨說：“若逾十七之期，則受代人來，即無從更議。”即指新的年度開始而言。然則中歷的十一月十八、十九，即是公曆的正月初一、初二，洋人猶在新年假期之中，旗昌公司固然無人辦事，外商銀行亦一律封關，所謂“定議”，所謂“付給定銀二十萬兩”，全屬子虛烏有。
其次是各省所撥的官款，總計一百萬兩，照數轉付旗昌洋行，銀數固然分毫不短，但古應春深知內幕，指出這一筆百萬銀子中，盛宣懷等人中飽了四十四萬兩。
證據呢？“各省官款是實數，都是由阜康匯來，招商局派人來提走了白花花的現銀，轉存外國銀行。可是，付給旗昌的，不是現款，是旗昌的股票。”古應春有《申報》爲憑，載明當時旗昌股票的行情是，票面一百兩，實值五十六兩。
這就是說，盛宣懷只須花五十六萬兩銀子買進旗昌的股票，便可抵一百萬銀子的賬，豈非中飽了四十四萬兩。光是這兩點，舞弊的證據便確實了。
徹查的結果，掀開了整個內幕，盛宣懷與徐潤等人所玩的花樣是：
第一，以定銀二萬五千兩，與旗昌訂定收買的草約。
第二，挪用招商局的官款，收購每一百已貶值至五十六兩的旗昌股票。
第三，以對抗洋商輪船公司，挽回利權的理由，捏詞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萬，說動沈葆楨撥給官本。
第四，捏稱已付定銀二十萬兩，造成既成事實，並以運道凍阻，無須諮商北洋爲藉口，迫使沈葆楨單獨負責。
第五，取得旗昌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股權，委託英籍律師擔文，依法接收旗昌。
第六，官本一百萬兩匯到招商局後，盛宣懷等以旗昌股票，照面額十足抵換現銀。
第七，應付旗昌餘款，先由招商局官款中墊付四十餘萬兩，尚短六十九萬，由“官本緩息”、“商股存息”，以及保險費盈餘等陸續給付。事實上現銀與股票之間，仍有很大的一個差額，飽入私囊。
所謂“官本緩息”是江南各省撥交招商局的官款一百九十餘萬兩，應付利息，暫時停止，“商股存息”是商股利息暫付一半，所餘一半改爲股本。這樣陸陸續續，東挪西湊牽扯不清，根本是一筆糊塗賬。
哪知劉坤一尚未出奏，盛宣懷等人先發制人，列舉了十八條申辯的理由，具稟北洋，由李鴻章搶先出奏，希望造成朝廷的先入之見，發生排拒劉坤一的意見的作用。加以盛宣懷的大肆活動，劉坤一的復奏，果然“留中”了。
李鴻章的復奏，照例要抄送南洋，劉坤一一看，真正是“歪理十八條”。他的筆下很來得，當下親自草擬奏稿，駁斥李鴻章。首先說明：李鴻章認爲劉瑞芬等，查案不無錯誤，爲盛宣懷極力剖辯，奏請免議，此則朝廷自有權衡，非臣下所能置議。不過，劉瑞芬等所稟盛宣懷的貪詐情形，頗爲明確，“有不敢不再陳於聖主之前者。”
首先要駁的是，李鴻章所陳，當初收買旗昌，請撥官本銀一百萬，並飭兩淮鹽運使勸鹽商就“鹽引”派搭股份，預計可得銀八十萬兩，再通飭南洋各省藩司、各海關道，隨時勸諭富商搭股，並無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萬兩之說。
劉坤一先引沈葆楨當年所奏，“臣於病榻傳見盛宣懷等，續據稟稱，各商盡力攢湊，只能集成銀一百二十二萬兩，所短之數，擬請南洋各省，盡力籌撥
一百萬兩”的原文，向李鴻章提出質問：“如盛宣懷無此湊集一百二十二萬兩之說，則沈葆楨何所據而云然？如謂此一百二十二萬兩即系原稟請飭藩運海關勸商搭股之項，則事既經官，沈葆偵何以不於折內明晰聲敘，又何以不札飭各司道查照辦理？”
李鴻章又說，藩司、運使、關道並未“幫同勸諭，各商亦未即附本，僅集股銀四萬餘兩”。雖有“官本緩息”等項，可以彌補此一百二十二萬兩的一部分，所短尚多，因而盛宣懷等不得不暫向錢莊借款來付旗昌，這也就是招商局利息負擔甚重的由來。
對這一點，劉坤一分兩方面來駁，一是由沈葆楨方面來看，倘如盛宣懷不是表明已集有商股一百二十二萬兩，而要動用官方力量勸諭商人附本，如此渺茫之事，沈葆楨能“輕擲百萬庫款”嗎？
再是從盛宣懷方面來看，如果商股是照他所說的方法來湊集，那麼“鹽引”上派搭股份之事如何？各藩司關道勸諭富商附股，已有多少？理當具呈催問，而竟無一字之稟，甘願以重息在外稱貸，這是合理的嗎？
由此分析，劉坤一作一論斷：“是盛宣懷先有湊集一百二十二萬兩之言，故不敢復有所請，而沈葆楨信以爲實，無俟他謀也。”又說，“此等重大事件，往往反覆籌商，至於數目，必須斟酌盡善，而後上聞，似不得執盛宣懷等飾詞而抹殺沈葆楨奏案，以劉瑞芬等爲未查原卷也。沈葆楨於光緒三年陳奏餉事，論及提撥招商局之款，自悔孟浪，固有難言之隱矣。”
接下來又說：“臣之所以奏參盛宣懷者，原不獨此兩端，”而是因爲另有更不堪容忍的弊端，旗昌公司當時已瀕臨倒閉邊緣，即欲收買，應照西洋“折舊”之例，爲何照原價承受。劉坤一最有力的指責是：“盛宣懷等收買旗昌輪船，原謂去一勁敵，可以收回利權，乃局面愈寬，而虛糜更巨，去年系第五屆，竟虧銀至二十四萬六千有奇，國帑高貲，勢將付之烏有。隨經候選道員葉廷春入局經理，是爲第六屆，遂餘銀至二十九萬有奇，短長並計，實多出銀五十三萬二千兩，其收效如是之巨而且速，悉由力求節省而來，則盛宣懷等之濫用濫支，一年之內數十萬兩，豈不駭人聽聞，即將盛宣懷查抄，於法亦不爲過，僅請予以革職，已屬格外從寬。”
原來此騙局成功後，局本大增、利息日重，而舊船、碼頭、倉庫的管理，亦須大筆費用，成了個無法收拾的爛攤子。
盛宣懷、唐廷樞計議，不如找個人來接辦，以便脫身。
多方物色，找到一個江蘇的候補道葉廷春，同意接手，其時爲光緒四年夏天，依照西洋會計年度跨年的算法，稱之爲“一屆”，這年是第六屆。
葉廷春接辦後，實事求是，力求節流，至年底盈餘二十九萬兩，到第二年會計年度屆滿，實盈五十三萬餘兩，即是劉坤一所說的“短長並計”。
盛宣懷等人的原意是，金蟬脫殼，將葉廷春當作“替死鬼”，不過葉廷春居然能將這個爛攤子經理得有聲有色，貪念一動，便又設計排擠，葉廷春一看不是路，知道盛宣懷心狠手辣，又有北洋的奧援，說不定會惹禍上身，因而急流勇退，招商局便又歸盛宣懷等人把持了。
劉坤一此奏，事實俱在，理由充足，盛宣懷本萬無可免，哪知奏報到京，適逢慈安太后暴崩，這件案子便壓了下來。胡雪巖原以爲慈安的“大事”一過，會有結果，盛宣懷等人撤職，招商局或者會派他接辦。可是他沒有想到，盛宣懷另外走了一條路子，同時李鴻章亦正有用他之處，兩下一湊，竟得化險爲夷。
盛宣懷新走的一條路子，便是慈禧太后的親信、長春宮的總管太監李蓮英。此人本學的皮毛行生意，京師稱之爲“毛毛匠”，又以制皮需用硝，所以李蓮英的外號叫做“皮硝李”。他是二十幾歲時賭輸了爲債主所逼，無可奈何，“淨身入宮”，作爲逃避。原是“半路出家”，早先的許多同行、朋友，仍有往來，所以盛宣懷得以找到關係，大事結納。
至於李鴻章有重用盛宣懷之處是，正在開辦電報。早在同治三年，俄國要求自恰克圖鋪設陸線，直達北京，朝廷斷然拒絕，俄國改變計劃，採取迂迴的辦法，先將西伯利亞陸線延伸至海參崴，然後與丹麥大北公司合作，先在公海上敷設單心水線三條，一條是海參崴至長崎，一條是長崎至吳淞口外的大戢山島，又一條是香港至大戢山島。先後在同治十年完工。大戢山島已在中國領海之內，但朝廷認爲無足輕重，置之不問。
於是大北公司得寸進尺，由大戢山島沿長江伸一條水線進來，直通上海，在黃浦灘登陸，而且公然設局營業。這一來，俄國經海參崴、長崎而達上海，對於中國的政情、商務，瞬息之間便能傳到聖彼得堡。當然歐洲各國，也能經由聖彼得堡的轉運，獲得同樣的便利。
這條名爲北線。大北公司另有一條南線，由大戢山島經廈門鼓浪嶼而達香港，長九百五十海里，再由香港通新加坡、檳榔嶼以達歐洲。南北兩線的電報最初只用洋文，後來發明四個阿拉伯字編組的中文碼，一共七千字，印刷成書，普遍發售，於是，不識洋文的中國人，也能分享電報的便利了。
其次英國亦不甘讓大北公司獨擅利藪，同治九年由英國公使威妥瑪策動英商東方電報公司，自英國設海線經大西洋、紅海及印度洋而達印度，再另組大東電報公司，由印度南境，延伸這條海線經新加坡、越南西貢等處至香港。及至正式向中國申請自香港鋪線經汕頭、廈門、福州、寧波至上海時，卻一直未獲成議。到同治十二年大北公司既在黃埔設局營業，大東公司毫不客氣地自香港經福州，設海線至上海寶山，再轉接至英租界，開張營業。
盛宣懷是早已看出電報這項萬里一瞬、恍同晤對的通信利器，必有前途，但在內地架設陸線，頗爲不易，最大的障礙是，破壞了人家的風水，一定會發生衝突，即令勉強架設好了，亦會遭人拔杆剪線，所以對此事的進行，一直心有餘而力不足。
這樣到了光緒五年，機會終於來了。當時因爲伊犁交涉，中俄關系大爲緊張，除西北以外，東北及朝鮮的情勢亦頗爲不穩。李鴻章統籌軍務全局，看人家有電報之利，掌握軍情，佔盡先機，未戰已先輸一着，因而接納盛宣懷的建議，延聘大北公司的技術人員，架設自大沽口北塘海口炮臺起，到天津北洋公所的陸線，試辦軍報，效果良好。這一來，盛宣懷自然要進一步建議，創設由天津至上海的陸線電報。光緒六年七月，李鴻章上奏：“用兵之道，必以神速爲貴，是以泰西各國於講求槍炮之外，水路則有快輪，陸路則有火輪車，飛行絕跡數萬裡。海洋欲通軍信，則又有電報之法，於是和則玉帛相親，戰則兵戎相見，海圍如戶庭焉。近來俄羅斯、日本均效而行之，故由各國以至上海，莫不設立電報，瞬息之間，可以互相問答，獨中國文書尚恃驛遞，雖日行六百里加緊，亦以遲速懸殊，望塵莫及。”
最明顯的實例是，曾紀澤從俄國打回來的電報，到上海只須一天，而上海至北京，由輪船傳遞，要六七天，如果海道不通，由陸路驛遞，最快也得十天，“是上海至京僅二千數百里，較之俄國至上海數萬裡反遲十倍。”電報的靈捷，真令人夢想不到。
至於軍務上的用途，李鴻章舉大沽北塘海口炮臺至天津的軍報爲例，說是“號召各營，頃刻響應。”這兩句話對醇親王來說，真有莫大的魅力，全力支持李鴻章的要求，亦即是接納了盛宣懷的策劃，決定建設天津至上海的陸路電線，當然是委任盛宣懷負責籌備。
其時他在招商局舞弊的案子，已將發作，盛宣懷看得很清楚，籌辦內陸電報一事辦成功，可以將功折罪，但必須從速進行，而且要諸端並舉，頭緒搞得非常複雜，非由他一手經理，換個人就無從措手不可，因爲那一來即令有了處分，亦不能馬上執行。只要一拖下來，等大功告成，李鴻章奏請獎敘，自然可以抵銷原有的處分。
因此，盛宣懷首先在天津設立電報總局，奉到總辦的差委外，立刻到上海聘請丹麥教席，在天津開辦電報學堂，同時向外洋採買機器，三天一個稟帖，五天一個條陳，把場面搞得非常熱鬧，至於最要緊的勘察線路，卻不妨慢慢進行，他知道這件事很麻煩，不願一上來便遭遇一片反對的聲浪，且等機器買到了，人也訓練好了，諸事就緒，就差架線，那時用一道上諭，責成沿路各省督撫實力奉行，自然暢通無阻。
胡雪巖料事，一向總有七八分把握，在他以爲盛宣懷這一關就算能過得去，“電報總局總辦“這個差使，一定不保。哪知這一回的預料，完全落空。
依然是徐用儀那裡來的消息，劉坤一的奏摺，讓慈禧太后塞在抽斗裡了。凡是外省的奏摺，由各省駐京的“提塘官”，直接送交內奏事處，用黃匣呈送御前——目前是送到長春宮由慈禧太后先看，在軟而厚的摺子上，用指甲掐出記號，內奏事處的太監看掐痕用硃筆代批，不外乎“知道了”，“該部知道”，“交議”，以及請安摺子上批一個“安”字之類。凡是重要事件，一定“交議”，亦就是交軍機處議奏，在第二天一清早發交值班的軍機章京，名爲“早事”。奏摺留中，“早事”不下，軍機處根本不知有此一折，自然也就無從催問，當然也可以假作不知，故意不問，盛宣懷在軍機處都打點到了，所以絕無人談論劉坤一有這麼一個復奏。
能使得慈禧太后作此釜底抽薪的措施，有人說是李蓮英的功勞，但據徐用儀說，卻得力於醇王的庇護，而醇王的肯出大力，主要還是盛宣懷那三寸不爛之舌厲害。
由於李蓮英的保薦，醇王特地在宣武門內太平湖的府邸接見盛宣懷，原來從光緒皇帝接位以後，醇王是“皇帝本生父”的身份，大家怕他以“太上皇”自居，所以近支親貴及朝中重臣，都認爲他不宜過問政務，投閒置散，只管着神機營，六七年下來，不免靜極思動。如今慈安太后駕崩，慈禧太后大權獨攬，而恭王當政二十年，已有倦勤的模樣，看樣子起而代之的日子已不會遠。一旦接了軍機處，必定同時也接總理衙門，當今政事，最要緊的是洋務，聽說盛宣懷在這方面是個難得的人才，又聽說電報是最得力的“耳目”，究竟如何得力，卻還茫然不解，因而聽得李鴻章談起盛宣懷的能幹，以及籌辦電報總局如何盡心盡力，當即欣然表示：“我很想找他來談一談。”
盛宣懷以前雖沒有見過醇王，但醇王信任的一個門客“張師爺”，卻早爲盛宣懷所結納，逢年過節，必有禮物，不一定貴重，但樣數很多，而且常常有新奇之物，顯得情意殷勤，張師爺對盛宣懷頗有好感，所以在他未見醇王以前，特別關照兩點：第一，醇王跟恭王不同，恭王認爲中國要跟西洋學，醇王不以爲中國人不如洋人；第二，醇王雖然好武，但自己覺得書也讀得很好，詩文都不差，所以說話時要當心，千萬不能讓他覺得人家以爲他但明武略，並無文采。
盛宣懷心領神會，想起素有往來的工部尚書翁同和，身爲帝師，與醇王走得很近，常常吟詩唱和，便去抄了些醇王的詩稿來，念熟了好幾首，以備“不時之需”。
在府中撫松草堂，大禮謁見了醇王，自然是站着回話，略略報了履歷，靜聽醇王發問。
“那電報到底是怎麼回事？”
“回王爺的話，電報本身並沒有什麼了不起，全靠活用，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如此而已。”
醇王聽他能引用嶽武穆的話，不免另眼相看，便即問說：“你也讀過兵書？”
“在王爺面前，怎麼敢說讀過兵書？不過英法內犯，文宗顯皇帝西狩，憂國憂民，竟至於駕崩。那時如果不是王爺神武，力擒三兇，大局真不堪設想了。”盛宣懷略停一下又說，“那時有血氣的人，誰不想湔雪國恥，宣懷也就是在那時候，自不量力，看過一兩部兵書。”
所謂“力擒三兇”，是指“辛酉政變”時，醇王受密命在熱河迴鑾途中，夜擒肅順，到京以後，又主持逮捕怡親王戴垣、鄭親王端華。那是醇王早年很得意的事，聽盛宣懷提到，不由得就面露笑容了。
“宣懷在想，當年英法內犯時，如果也像去年那樣，由大沽口到天津架設了電線，大局就完全不同了。”
“喔，”醇王很注意地問，“你倒說其中的道理。”
“有了電報，就是敵暗我明瞭。兵貴神速，制勝的要訣在‘出其不意，攻其不備’，洋人剛剛上岸，兩眼漆黑，全靠他的器械精良，往前硬闖。可是他的耳目不靈，就可以智取，譬如他們有多少人？槍炮有多少？打算往哪一路進
攻？我們打聽好了，發電報過來，就可以在險要之處，部署埋伏，殺他個片甲不留。”
“啊，啊！”醇王不斷握拳，彷彿不勝扼腕似的。
“僧忠親王的神武，天下聞名，八里橋那一仗，非戰之罪，當時如果有電報，洋人絕不能僥倖。”
“我想想。”醇王閉上眼，過了好一會才睜開來，“照你的說法，洋人的兵輪來了，如果炮臺擋不住，一上了岸，行蹤就完全在我掌握之中，簡直是寸步難行了？”
“是！王爺真是明見萬里。有了電報，不但洋人內犯，寸步難行，就是海口的炮臺也擋得住。譬如說，登州到大沽口，沿線如果有電報，就可以把洋人兵輪的方向、大小，還有天氣好壞，逐段報了過來，以逸待勞，有備無患，哪裡會有擋不住的道理？”
“嗯，嗯。這道理也通。”醇王問道，“電報還有什麼用處？”
“用處要自己想，中國人的腦筋比洋人好，所以想得到的用處比洋人多。不過利用電報也可以做壞事，所以請王爺千萬記住，將來管電報的人，一定要是王爺信得過的親信。”
“喔，”醇王問道，“怎麼能用電報做壞事？”
“要防到捏造消息。”盛宣懷說，“打仗的時候，謊報軍情，是件不得了的事。”
“說得不錯，這一層倒真要當心。”醇王又問，“用電報還能做什麼壞事？”
“有。”盛宣懷想了一下，“我說個笑話給王爺聽。”
在他人看是笑話，身歷其境的人卻是欲哭無淚——數年前有個姓胡的候補道，被派到外國去當參贊，無意間得罪了同僚，一個姓呂的庶務，在使館經手採買，營私舞弊，爲胡參贊在不經意中所揭發，於是公使以此人“水土不服”爲理由，奏請調遣回國，仍回原省候補。京中照準的公事一到，呂庶務方知其事，私下打聽，才知道是吃了胡參贊的虧，自然恨之入骨。
這姓呂的城府極深，表面聲色不動，對胡參贊的態度，一如平時，彷彿根本就不知道他之回國，是由於胡參贊多嘴的緣故。臨行之時，問胡參贊是否要帶家信？萬里重洋，難得有便人回國，使館同事都託他帶家信、帶物品，胡參贊如果獨成例外，顯得彼此倒像有什麼芥蒂似的，所以也寫了家信，另外還買了兩個表，託他順便帶回國去轉寄。
姓呂的是捐班知縣，原在江蘇候補，胡參贊家住吳江，密邇蘇州，因此，信上雖寫了吳江的地址，並且關照只須託民信局轉遞即可，而姓呂的情意殷勤，特爲跑了一趟吳江，拜見胡參贊的封翁，大談異國風光。胡封翁心繫遠人，得到這些親切珍貴的信息，自然很高興，也很感激，寫給胡參贊的家信中，對這位“呂公”盛讚不已。姓呂的得暇便去看胡封翁，走動得很勤。胡參贊也常跟姓呂的通信，竟結成了至好。
此人之謀報復，是一開頭就打定了主意的，但採取什麼手段，卻須看情況，視機會而定。不過他也深知情況愈瞭解，機會就愈容易找的道理，認爲只要常去胡家，熟悉了全家上下，就一定會有機會。果然，機會來了。
這機會其實也就是利用他所瞭解的情況，胡封翁在傢俱有絕對的權威地位，全家亦無不重視“老太爺”的一言一動。有一次胡封翁“發痧”，這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已鬧得天翻地覆。姓呂的看在眼裡，不由得在肚子裡做功夫。幾經考慮，定下了一計，只是要等，等胡封翁生病。
兩年前的夏天，天時不正，疫癘流行，胡家病倒了好幾個人，胡封翁並未感染時疫，只是年紀大了，看家有病人，且不只一個，內心不免抑鬱，因而眠食不安，精神大不如前。姓呂的便寫了一封極懇切的信給胡參贊，細述胡封翁的頹唐老境，卻又勸慰胡參贊，“爲國宣勞，自有天助”，全家孝順，對老人照顧得極周到，何況還有朋友在，緩急之濟，必當全力相助，胡參贊大可放心。
估量這封信已寄到了胡參贊手裡了，同時判斷胡參贊亦已接到家書，所述胡封翁的情形，跟他的話絕無矛盾時，他發了一個電報，只有八個字：“老伯病故，速定行止。”胡參贊自然深信不疑，所謂“速定行止”，意思是催他回來奔喪。胡參贊便向公使陳明，公使電奏，參贊丁憂，請予開缺，並聲明派何人代理參贊的職務。哪知電奏到達上海之日，姓呂的又發了一個電報，更正前電。
可是已經奏了丁憂開缺，卻無法更正。胡參贊吃了一個啞巴虧，只有請公使備交呈報總理衙門，轉諮吏部備案，否則將來到了胡封翁壽終正寢時，胡參贊連發喪守制都不能，那才真的成了空前絕後的笑話。
醇王由於這個笑話的啓發，想到了許多事該警惕，“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電報亦是如此，非得託付給很妥當的人不可，否則機密容易外泄。”他說，“疆臣窺探朝廷意旨，尚且不可，何況廷寄未到，已先有所知，得以事先彌縫，那一來朝廷的號令不行，國將不國，太可怕了。”
聽得這話，盛宣懷以言多必失自警，同時覺得有消除醇王的恐懼，只讓他想到電報的好處的必要。
於是他略想一想答說：“王爺想得深、想得透，不是我們知識淺薄的人所能及。不過由王爺的開示，宣懷倒想起西洋的一個法子，不知道有用沒有用？”
“什麼法子？”
“就是密碼。”盛宣懷答說，“現在漢字的電報，每個字四碼，有現成的書，照碼譯字，那是明碼，如果事先約定，碼子怎麼拿它變化一下，譬如加多少碼、或者減多少碼，只有彼此知道，機密就不容易外泄了。”
“原來還有這個法子！”醇王問道，“這個加碼、減碼的法子，是不是跟“套格”差不多？”
“比套格方便得多了。”
所謂“套格”是挖出若干空格的一張厚紙。使用的方法是，通信雙方預先約定，用多大的紙、每頁幾行、每行幾字，其次是看用哪種套格，挖空的位置在何處。然後就要花心思了，猶如科場考試的“關節”那樣，把要說的一兩句話，嵌在一大篇不相干的廢話之中。收信的人，將套格在原信上一覆，空格中露出來的字，連綴成文，就是對方要說的話。
“套格”確有保密的功效，但用起來很不方便，第一，必得肚子裡有墨水，嵌字貴乎嵌得很自然，不用套格絕不知其中的奧妙；第二是，不能暢所欲言，數百言的一封長函中，也許只說得五六句話。
“比較起來，加碼、減碼就方便得太多了。”盛宣懷又說，“還有一層，套格一定要預先做好，送交對方，加碼減碼，只要先有一句話的約定，可以做成好多密碼本，當然頭兩個字要用明碼，不然對方就不知道要用哪一個密碼本了。”
“這話我不大懂。”盛宣懷字杏蓀，醇王很客氣地稱他，“杏翁，請你說清楚一點兒。”
“是。譬如說吧，王爺交代我‘天地玄黃’四個密碼本——實際上是交代一句話，‘天’字減一百二，‘地’字減三百三，‘玄’字加一百二，‘黃’字加三百三。到得王爺給我密碼時，頭兩個明碼是‘地密’，我就知道，下面所有的數碼都要減三百三十，原碼一千五百八十九，其實是一千二百五十九，找到這個碼子的字，纔是王爺要用的字。”
“那麼，旁人只要知道了加減多少，密碼不就不密了嗎？”
“是，是！王爺一語破的。”盛宣懷答說，“所以最保密的辦法，就是自己編一本密碼本，不按部首，隨意亂編。這個密碼本一樣也可以加減數碼，密上加密，就更保險了。”
接着盛宣懷又講了許多使用電報的方法與訣竅，譬如像“洪狀元”——洪鈞發明的韻目代日，配合十二地支，用兩個字來表明月日，如“寅東”就是正月初一，正月建寅，東爲“一東“，當然也可以再加上時辰，“寅東寅”爲正月初一寅時，第二個寅字與第一個寅字的用法不同，一望而知，不會弄錯。
“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醇王完全爲電報着迷了，“杏翁，”他說，“你能不能把電報怎麼發、怎麼收，演練給我看看？”
“王爺怎麼說‘能不能’？王爺吩咐，宣懷自然遵辦，不過先得預備預備。”
“要預備多少日子？”
看他迫不及待的模樣，盛宣懷計算了一下，允以五日爲期。辭出王府，立即遣派專人到天津，調了兩名電報學堂的教習，帶同得力學生及工匠，運用收發報機、發電機之類，在醇王府中，臨時架線，佈置妥當，恰好是第五天自設的限期。
醇王府的範圍很廣，花園題名“適園”，正廳名爲“頤壽堂”，是恭王所題，內懸同治皇帝御筆“宣德七德”的匾額。
這是極嚴肅的所在，堂前立有“神杵”，不便再設電杆，所以在頤壽堂後拉線，一端通往堂東的風月雙清樓，一端通往撫松草堂。醇王自己在風月雙清樓寫了一通很長的電碼交發，盛宣懷親自在撫松草堂照料，收到電碼，交由兩名學生分譯。
這兩個學生程度很不壞，電碼更是熟得不須翻書，便能識字，一個念，一個寫，盛宣懷站在他們身後細看，只見寫的是：“京華盛冠蓋，車馬紛長衢。十日黃塵中，女足女足意不舒。何期朝事繁，忽見林壑疏。朱邸開名園，別在城西隅。東風二三月，雜花千萬株。俯檐弄嘉禽，出沼窺文魚。追陪竟日夕，暫欲忘簪裾。此少荃相國春日遊適園詩也。即錄送風月雙清樓。九思堂主人。”
“少荃相國”指李鴻章，“九思堂主人”是醇王的別署，都容易明白，然而“女足女足意不舒”這句詩竟不成話說了。盛宣懷便指着字面問：“這是不是錯了？”
“不錯。”
“可是意思不通。”
筆錄的那學生想了一下，將“女足女足”四字塗去，另寫了“娖娖”二字。盛宣懷恍然大悟，六千八百九十九字的《電報新書》中，並無“娖”字，所以醇王用測字法，寫成“女足”。
這是不得已，但也是情理中的一個小小的變通辦法。醇王對於自己初次使用電報，遇到難題，而能應變，且爲人所接受，證明他的變通辦法是行得通的這一點，非常得意。同時電報在他的感覺中，不僅是可靠的，也是可親的了。
這使他記起許多往事，有些得自傳聞，有些則是親身的經歷。清宮中對秘密通訊的方法，一向重視，尤其是在得失榮辱，甚至生死存亡，決於俄頃的緊要關頭，能夠運用獨特的秘密通信方法，或者防患未然，或者求得外援，那出入是太大了。
在他的記憶中，早年聽說過康熙末年奪嫡的許多故事，有的使用“礬書”，有的用羅馬字代替滿州話的“字頭”來拼音。“九阿哥”胤禟的門客中，有一個是“東正教”的教士，因而發明了用俄文拼音來表達滿州話，傳遞反抗雍正的信息，雖爲雍正截獲了，卻不知說些什麼，因而胤禟所部署的“造反”的策略，始終是個謎。
醇王親身所經歷的是“辛酉政變”。那時肅順等人將兩宮太后與諸王隔離開來，尤其是對恭王，監視更嚴，以至於不得已用太監安德海使一條苦肉計，僞裝他犯了嚴重的過失，痛責一頓板子，打發回京，實際上是攜帶兩宮太后的密旨，面交恭王。如果當時有電報，能用密碼通信，調遣神機營到熱河“勤王”，可以堂而皇之地逮捕“三兇”，根本就不必他半夜裡帶人到旅舍，將肅順從他的姨太太身邊拉起來那種有欠光明磊落的手段。
就這樣，由於醇王直接向慈禧太后進言，說盛宣懷目前總辦電報局的差使，極其要緊，且亦無人替代，不宜對他有所處分。而況就算他有過失，能將電報辦好了，亦足以將功折罪。同時李蓮英亦一再說盛宣懷如何有良心，一定會感恩圖報，如何能幹，可資以爲耳目，終於使得慈禧太后決定將劉坤一的奏摺“留中不發”，只是由總理衙門給了北洋一道諮文，飭令盛宣懷不得干預招商局局務。
獲知了這些內幕，胡雪巖在內心中激起了很大的波瀾。數年以來，他雖看出盛宣懷機詐百出，不是個好惹的人，但總覺得此人還不成氣候，無需過慮，而此刻他覺得遇到了一個勁敵了。
“將來上海、天津的電報一通，盛杏蓀在管這件事，消息比我們靈通，已經佔先一着。”胡雪巖對汪惟賢說，“這還在其次，更要防他在電報上動手腳，弄些僞消息、僞行情過來，一相信了它，豈不大上其當。這一點，你要格外當心。”
“我知道。”汪惟賢答說，“電報學堂我也有熟人，到時候我會想辦法，也弄它幾套密碼出來，行情我們自己報。”
“不錯。將來絲的行情，一定要自己報。”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