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旗高舉
——趙博生
寧都霹靂響天晴，赤旗高擎趙博生。
虎穴堅持神聖業，幾人鮮血染紅星。
——葉劍英
趙博生（1897～1933），河北黃驊人。1914年，入保定軍官學校，1917年夏畢業後曾先後在北洋軍閥的皖系、直系、奉系軍隊中任職。1924年冬轉入馮玉祥的西北軍，任團附、旅參謀長、特種兵旅旅長、軍參謀長，參加過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1926年，馮玉祥在五原誓師後，和共產黨建立聯繫。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幫助下，於1931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2月14日，與董振堂等率部起義，編爲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任軍團參謀長兼十四軍軍長。1933年1月，在第四次反“圍剿”戰役中，親臨前線指揮，所部多次擊退瘋狂進攻之敵，不幸在指揮戰鬥中彈中右額，爲革命貢獻出生命。隨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將寧都縣改名爲博生縣，並在瑞金建立“博生堡”，以志紀念。
胸懷愛國志
毛澤東曾這樣評價一位國民黨起義將領，說他是“堅決革命的同志”，並指出，“以寧都起義的精神用於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我們是戰無不勝的”。他就是領導寧都起義的愛國將領趙博生。
趙博生，名連科，學名趙恩溥，1987年9月出生於河北省新海縣（今黃驊市）一個農民家庭，7歲入私塾。1914年他讀完私塾，此間他深受辛亥革命的影響。決心要改造社會，立志要救國救民。1914年經其叔叔趙以立介紹在保定軍官學校旁聽，半年後考入該校第六期正規班學習。1917年趙博生以優異的成績畢業，被分配到皖系軍隊中當見習官。直皖戰爭後，他又轉入直系，擔任無線電中隊長。第二次直奉戰爭中，他又落到奉系軍隊中。在苦悶焦灼中，他聽說馮玉祥的部隊紀律嚴明，於是又欣然投入馮玉祥的部隊。
1926年9月，馮玉祥在五原誓師，宣佈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響應北伐。國民軍中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共產黨員劉伯堅擔任政治部主任，共產黨人卓有成效的工作深深影響着趙博生和國民軍的廣大官兵。正當趙博生對未來前途充滿信心和希望之際，風雲突變，蔣介石叛變了革命，將中國推進內戰的深淵。1929年，趙博生派其心腹張志誠去尋找共產黨。1930年趙博生接受了第二十六路軍總指揮孫連仲的邀請，擔任了該軍的參謀長。不久被蔣介石調到江西去剿共。在蔣介石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二次圍剿前夕，趙博生派人到上海費盡周折也沒有同共產黨取得聯繫。這時，二十六路軍地下黨組織關注到他的政治態度，並派地下黨員羅亞平與他聯繫。
心向蘇維埃
1931年的一天下午，趙博生從外出回來，在自己的辦公桌上發現了一封寫有“趙博生親啓”的信件，他拆開一看，信是由打入二十六路軍內部的共產黨特別支部委員會寫給他的。信的主要內容爲“九·一八”事變後的中國局勢、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全國高漲的革命形勢及二十六路軍的處境與光明前途。
趙博生一口氣讀完信後，慢慢坐下來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他想到，二十六路軍在蔣介石的威逼、利誘下進入江西后，幾個月來，部隊每況愈下，不僅打仗受挫，尤其是被困在寧都之後，因爲薪餉沒有保障，物質生活菲薄，加上北方士兵不服水土，瘟疫蔓延，幾個月中便死去了幾千人。尤其讓他反感的是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這讓他對蔣徹底失去了信心。他早就對共產黨有好感，爲了拯救這支部隊，他一直都在尋找共產黨。有一次，他曾試探在總指揮部任譯電主任的羅亞平：“聽說你是湖北人，湖北可是個出共產黨的地方，你見過沒有？共產黨人的嘴巴是不是像血盆那麼大？”其實，趙博生已感覺到羅亞平就是共產黨的人，他還判斷這封信很可能就是羅亞平利用工作之便放在他辦公室桌上的。
一個星期後的一個早晨，趙博生把羅亞平叫到了自己的臥室。羅亞平一進門就問：“趙參謀長，你一大清早把我找來，有什麼急事嗎？”“來，來，亞平，你請坐，先喝口水。”待亞平坐定後，他從書架上取出那封信，和藹地說：“亞平，依我看，這封信雖不是你寫的，但它一定與你有密切關係，對嗎？”羅亞平一見趙博生手中的信，就知道這位參謀長找自己是什麼事了，但他想看看趙博生的態度，因此他神情鎮靜，只是看着趙博生，沒有說話。趙博生接着稱讚地說：“這信寫得好啊，有獨到的見解，蔣介石就是不抵抗主義嘛。你們分析得很好，不抗日，中國一定滅亡！說得非常正確，我有同感啊。”說完後他見羅亞平仍沒說話，只是靜靜地看着他，便誠懇地繼續說：“亞平，我趙博生的情況，你是瞭解的，我有志革命已久，只是苦於無人引導，我曾到上海去找過劉伯堅部長，可沒有找到。今天請你來，就是要你做我的引路人，我要加入中國共產黨。雖說我是二十六路軍的參謀長，但共產黨叫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即使是赴湯蹈火我趙博生也在所不辭。”
羅亞平聽了趙博生的這一席話後，激動地站起來，一把握住趙博生的手高興地說：“博生同志，其實黨組織一直也在關注着你呀，我們正是感覺到了你的革命傾向，黨組織纔派我來試探你的，我非常願意做你的入黨介紹人。”事後，羅亞平把趙博生找他談話的情況詳細地向特支作了彙報，不久王超就代表黨組織跟趙博生面談了他的入黨問題。1931年10月，趙博生經黨中央批准爲中國共產黨黨員。當趙博生知道他的入黨要求被黨組織批准時激動地說：“我現在最大的滿足是自己不再是個孤身奮鬥的‘志士’了，從今天開始我就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一員了，我終於可以實現我久存矢志的革命理想了。”
從此後，趙博生在特支的領導下，以自己公開代行二十六路軍軍務的身份，利用當時部隊中不斷高漲的抗日反蔣情緒和渴望找到出路的軍心，積極穩重、因勢利導地在士兵和高中級軍官中開展工作。一天，在軍人大會上，他把一張預先畫好的大地圖掛在會場的正中央，對在座的官兵們說：“大家看到了這張圖上的紅筆畫出來的地方嗎？這就是被日寇侵佔了的地方，日寇就要侵略到我們關內了，我們能坐以待斃嗎？對，我們不能，我們要挽救民族的危亡。不想做亡國奴，就需要我們有勇氣衝破一切障礙，選擇一條正確的道路，去抗擊日寇。”什麼是正確的道路，他雖沒有明白地說出來，但大多數的官兵都能意識到。當時根據地對二十六路軍散發的傳單和一路上牆上刷寫的標語中，就有這樣一條：“二十六路軍的弟兄們，要想真正抗日反帝，就要聯合紅軍，到紅軍中來！”而且就在前不久，二十六路軍中七十四旅二團一營一個建制班，在班長的帶領下，集體攜械投奔了紅軍。
趙博生常對其屬下說：“我們所住的、穿的，全是工人做成的，我們所吃的全是農民流着血汗耕種的，離開了工農勞苦羣衆，我們是一刻也不能生存的。所以如果時機到了，我們一定要爲工農勞苦大衆的利益，同時也爲我們自身的解放，去拼命、流血、甚至犧牲。”在他的啓發下，很多官兵都有了抗日的思想。有的甚至當着他的面大罵蔣介石：“大好河山都快丟盡了，蔣介石不讓我們去抗日，要我們來剿什麼紅軍。我看紅軍纔是真正抗日的隊伍，不如我們去聯合紅軍抗日去。”
後來，趙博生又團結了一心想抗日，且對共產黨的革命精神非常欽佩的七十三旅旅長董振堂和對蔣介石積有舊怨的七十四旅旅長季振同。季振同在聽了趙博生和董振堂的想法後，毫不遲疑地說：“行，我們乾脆和紅軍聯合起來，打日本去。”不久，他們就派人與紅軍總司令朱德取得聯繫，朱德聽了彙報後，當即表示歡迎二十六路軍起義加入紅軍，並就如何做好起義工作做了詳盡的安排。
11月14日晚，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趙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人對起義的各項工作進行了認真的研究和周密的部署後，正式宣佈起義。由於準備充分，部署周密，起義取得了成功，只是在奪取二十五師師部和電臺時，發生了槍擊，傷了三人，死了兩人。還有就是李鬆昆帶走了城北四十里外駐砍柴崗的一個團，其餘各部包括一個軍直、兩個師直、六個旅直、十一個整團共一萬七千多名官兵全部參加了起義。
起義成功了！拂曉，寧都全城到處響徹着“解放”、“自由”的歡呼聲，插在總指揮部屋頂和城門樓上的鮮豔紅旗，在這個古城的上空迎風招展。看着這一切，趙博生興奮地揮筆寫下了“解放”兩個字。
天大亮後，全體起義將士整裝待發，在趙博生的帶領下，扯下了帽子上的國民黨黨徽，撕碎了國民黨青天白日旗幟。然後，浩浩蕩蕩開往蘇區，起義部隊受到了沿途老百姓的熱烈歡迎。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代表王稼祥、劉伯堅、左權等同志到寧都城東南六十里的固厚圩迎接。
趙博生見到老朋友劉伯堅時，忙迎上去緊緊握住劉伯堅的手。劉伯堅關切地說：“博生啊，昨晚，我可是一夜沒睡好覺哇，實在是擔心你們的安全。”趙博生爽朗地笑着說：“讓蔣介石通緝我吧，我這幾塊骨頭是屬於蘇維埃的了！”
血染黃獅渡
寧都起義後，爲了把這支舊軍隊改造成爲真正爲工農勞苦大衆服務的革命武裝，在中央軍委的直接領導下，部隊開往蘇區的石城秋溪、龍岡、橫江及瑞金壬田、九堡、沿壩等地進行整編。按照毛澤東關於建設紅軍的原則，首先確立黨對這支部隊的絕對領導，建立了政治委員制度，團以上設政治部，黨支部建在連上。黨派出大批優秀幹部充實紅五軍團，任命蕭勁光爲紅五軍團政委，劉伯堅爲政治部主任，黃火青爲十五軍政委。
這支剛剛起義過來的部隊，雖然改稱爲紅軍，可是官兵們在思想、行爲上，仍然表現出舊軍隊的許多陋習，不習慣紅軍生活，受不了紅軍的嚴明紀律約束，影響了部隊官兵關係及戰鬥力。趙博生對此極爲重視。他非常尊重黨派到紅五軍團來工作的幹部，不但注重向他們學習，盡力糾正舊軍隊中一切非無產階級的思想作風和領導方法，帶頭擁護黨對這支部隊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改造，積極協助黨組織和政治委員做好乾部戰士的工作，而且經常深入部隊，與下級官兵同甘共苦，加強交流，告誡並鼓勵士兵：“要遵守黨的紀律，加強團結，去掉不良作風，這對我們長期生活在舊軍隊裡的人開始可能不習慣，有不少困難，但是不要向困難低頭，爲了解救全中國的勞苦大衆幹革命，是至高無上的任務，我們的幸福日子，就在前面了。”
紅
五軍團經過整編，部隊政治素質和軍事素質得到了較大提高，逐漸成爲一支無產階級的革命軍隊。趙博生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比較系統地學習了政治理論和軍事知識。他認真研讀了大量無產階級革命書籍，深有感觸，深受啓發。他對周圍的同志說：“我雖然在青年時代就立下了救國救民的大志，苦於沒有引路人，自己摸索，奮鬥了十幾年，結果不是被人欺騙利用，就是孤軍奮戰，以失敗告終。今天才算找到了出路，重見了光明。我趙博生願將後半生爲全國勞苦大衆的翻身解放竭盡微薄之力”。
兩個多月的整編結束後，趙博生偕同其他同志率領紅五軍團，和兄弟部隊一道開赴前線作戰。1932年2月，參加圍攻贛州戰鬥。4月與一軍團組成東路軍，參加東征福建漳州戰役。接着回師江西與紅三軍團會合，於7月間向粵北南雄挺進，在水口攻打廣東軍閥陳濟棠部。8月，紅一、三、五軍團並肩北上，連克宜黃、樂安等縣城；爾後，率部參加了攻克建寧戰役。趙博生在每次戰役中，都表現出一貫的勇敢、堅定、沉着。水口戰鬥中，他左臂受傷，同志們勸他下去休息，他說：“流血很少，微傷何足慮。”在他的感召下，全軍戰士奮起向前，重創敵軍，有力地配合了一、三軍團的反“圍剿”作戰。
趙博生還很注意在實踐中學習紅軍的作戰原則，做到果斷、機謹、靈活。凡屬重要戰鬥和關鍵時刻，他都親臨前線，周密部署，反覆檢查，親自指揮。紅五軍團的戰士在作戰中非常英勇、頑強，尤其是馬刀拼得敵軍膽戰心驚。之前，蘇區軍民都說“一軍團的衝鋒，三軍團的包抄”厲害，此後又加上了“五軍團的馬刀”。因指揮作戰有功，紅五軍團成立一週年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下令嘉獎趙博生，並授給他一枚紅旗勳章。
1933年初，蔣介石的主力第九十師，二十七師和十五師向金溪、南城一帶蘇區進犯。正圖殲滅我紅軍主力一、三軍團。爲保障紅軍主力於黃獅渡殲滅敵人，趙博生奉命率四個團在長員廟吸引和鉗制三倍於已的敵人。趙博生深感責任重大，帶領幹部戰士親臨前線察看地形，縝密研究與部署戰鬥，告誡叮囑指揮員，在長員廟利守難攻的地形上，要擇險而守，要注意發揮老兵的長處，善挖戰壕構築碉堡，發揚我們善於防守陣地的作用。這次戰鬥事關全軍勝利，必須要完成這次戰役的光榮使命。
戰鬥開始後，敵人的進攻十分猖狂，先是集中大炮轟炸我軍前哨陣地，然後發起連續數次進攻，但均被打退。此時，我軍彈藥所剩不多，到中午11時左右，敵人又向我左路發動進攻。趙博生很快意識到，如果敵人攻下右路一三五團的陣地，左路一二八團就有被包圍的危險，要守住陣地是十分困難的。於是他立即命令一二八團“特務連立即出擊，協助一三五團恢復陣地”。特務連多爲身強力壯的老兵，武器配備較爲精良，每人擁有大刀、手槍、衝鋒槍三大件，戰鬥力較強。出擊以後很快打退敵人，恢復了一三五團的陣地。趙博生把一二八團團長袁血卒找去說，估計敵人還會進攻一三五團陣地。一三五團陣地地勢低，工事薄弱，戰鬥動作不熟。要他補充工事，形成扇面火力，注意節省彈藥，他把指揮任務交給他的參謀。自己則親赴一三五團這處最前線、最危險的陣地上。
敵人經過一段時間的喘息，又立馬集中力量向兩翼陣地輪番發起衝鋒。我守軍戰士子彈打完了，手榴彈扔完了，趙博生就指揮戰士們用石塊猛砸敵人，用寫有“百戰百勝”字樣的斗笠裝上鵝卵石回擊敵人。部隊傷亡增大，陣地發生了動搖。趙博生親自帶領軍官組成的最後突擊隊，向瘋狂的敵人發起猛烈的反衝鋒。趙博生在距敵百米遠的地方，一邊指揮，一邊回擊敵人，不幸頭部中彈，當即倒地。
爲了永遠紀念“寧都起義”的領導者、紅五軍團的締造人之一趙博生，1月13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下令，將寧都縣改爲博生縣，命令全蘇區於1月21日舉行追悼大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又在瑞金葉坪廣場上，建造“博生堡”以示紀念，朱德總司令還親筆題寫了“博生堡”三個大字。趙博生的遺體被安葬在他領導起義的寧都縣城。毛澤東稱趙博生是“堅決革命的同志”。葉劍英曾於1962年“八一”建軍節紀念日前作詩懷念先烈趙博生。詩云：寧都霹靂響天晴，赤幟高擎趙博生。虎穴堅持神聖業，幾人鮮血染紅星。
“子彈留着打敵人吧”——段德昌
我段德昌生是黨的人，死是黨的鬼，沒有給洪湖人民丟臉！
——段德昌
段德昌（1904～1935），出生於湖南省南縣九都山九屋場，早年間東渡日本求學，後回國教書。1925年6月，段德昌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並於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6月，他從黃埔軍校畢業後，參加了北伐戰爭。1927年，他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1930年以後，他歷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六軍參謀長兼第1縱隊司令、軍長、政委，紅三軍第九師師長等職。1935年5月1日，段德昌在錯誤的“肅反”運動中遭殺害，年僅29歲。
彭德懷的入黨介紹人
1925年夏，段德昌在南縣黨組織的介紹下進入黃埔軍校，成爲第四期的一名學員。在黃埔軍校期間，段德昌作爲“青軍會”的重要成員之一，與國民黨右派分子進行了激烈的鬥爭。入學後不到半年，他就被校長蔣介石藉故開除了。好在他的境遇還不算太差，在周恩來的介紹下，段德昌進入中央政治講習班學習，畢業後被分配到國民革命軍第二軍任營長，不久又調任到第六軍擔任第五團的黨代表。
1926年夏，段德昌隨部隊開始北伐。攻克武昌後，段德昌升任第三十五軍第一師政治部主任。在這期間，他認識了在第三十五軍第一團任第一營營長的彭德懷。從此，兩人結下了深厚的戰鬥友誼。不久，段德昌被允許隨第一團前往當陽玉泉山作戰。可是，當第一團趕到玉泉山時，敵人早就逃得無影無蹤。當晚，段德昌與彭德懷夜宿玉泉山上的關帝廟中，兩人親切交談了許久。關於這次談話，彭德懷到了晚年仍記憶猶新，他回憶說：
到達玉泉山時，敵已先一天通過該地。山上有座關帝廟規模很大，地勢險要，古柏蒼松，別有風味，即《三國演義》上寫的關雲長顯聖處。部隊就在該地佈置宿營。我和段德昌在關雲長塑像前，鋪了稻草就宿，相談甚深，使我得益不少。段問我對關雲長有何感想，我說：“關是封建統治者的工具，現在還被統治階級利用作工具，沒有意思。”段問：“你要怎樣纔有意思呢？”我說：“爲工人農民服務纔有意思。”段問：“你以爲國民革命的最終目的是什麼？”我答：“現在不是每天都在喊着打倒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實行二五減租嗎？我認爲應當實行耕者有其田，而不應當停留在二五減租。”段說：“一個真正的革命者，也不應當停留在耕者有其田，而應當變生產資料私有制爲公有制，由按勞分配發展爲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制。共產黨是按照這樣的理想而鬥爭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領導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已實行按勞分配，消滅階級剝削。共產黨的任務，就是要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共產黨員就是要爲這樣的理想社會奮鬥終生。”段問我：“加入了國民黨嗎？”我說：“沒有加入，我不打算加入國民黨。”段問：“爲什麼？”我說：“你看現在這人，如唐生智、何鍵等等，都是軍閥大地主，還以信佛騙人；何鍵、劉鍘等還賣鴉片煙，同帝國主義勾結。這些人連二五減租都是要反對的，哪裡會革命呢？”段未答。我問：“國民黨中央黨部情形如何？”段告：“蔣介石、胡漢民、孫科、宋子文、戴季陶等都是些假革命、反革命。”
這次談話長達兩個多小時，使彭德懷受益匪淺、終生難忘，對彭德懷的思想和信仰轉變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後來，段德昌又與彭德懷談了幾次話，大大提高了彭德懷的政治覺悟。不久，彭德懷就主動來找段德昌，請求加入中國共產黨。雖然段德昌很願意做彭德懷的入黨介紹人，但鑑於當時正處於國共兩黨合作期間，黨組織便沒有批准彭德懷的入黨申請。
大革命失敗後，段德昌離開第三十五軍，前往沙市一帶發動秋收起義。在一次戰鬥中，他的眼睛被燒傷，遂秘密回到家鄉養傷。與此同時，彭德懷也從第三十五軍脫離出來，擔任了湖南陸軍獨立第五師第一團團長。鑑於彭德懷在大革命失敗後堅定維護工農革命利益等政治表現，段德昌再次當了他的入黨推薦人。當中共南華安特委派代表前來與他談話時，彭德懷才知道是段德昌推薦了自己。
彭德懷成爲正式中共黨員後，到段德昌的老家探望他。兩人寒暄一陣後，就當前的革命局勢作了深入探討。這次會面仍舊讓彭德懷獲益匪淺。後來，彭德懷回憶說：“聽了他的談話，覺得身上增加了不少力量，改變了‘馬日事變’後的孤立惑；覺得同共產黨取得聯繫，就是同人民羣衆取得聯繫，也就有了依靠似的。”
洪湖地區的“火龍將軍”
在洪湖革命老區，當地百姓一提起兩條“龍”就津津樂道。其中一條龍即指“火龍將軍”段德昌。
1927年，段德昌抵達公安縣後，舉行了公安暴動，並組建了公安游擊隊。隨後，他率領公安游擊隊進入洪湖開展工作。年底，中國工農紅軍洪湖遊擊大隊成立，段德昌任大隊長。他帶領游擊隊爲洪湖根據地的建立開始了艱難的鬥爭過程。兩年後，鄂西遊擊總隊成立，段德昌任參謀長，後繼任總隊長。爲了加強部隊的精神建設，段德昌還特意寫了一首《紅軍紀念歌》，旨在教導紅軍遵紀愛民，其歌詞爲：“大馬刀，紅纓槍，我到紅軍把兵當。革命紀律要遵守，共產黨教導記心頭，行動聽指揮，團結又友愛，官兵同甘苦，平等來互助，吃苦搶在前，享受在後頭。大馬刀，紅纓槍，找到紅軍把兵當。革命紀律要遵守，共產黨教導記心頭，愛護老百姓，處處受歡迎，遇事問羣衆，買賣講公平，一針和一線，不差半毫分。”此外，他還根據以往的鬥爭經驗，總結了游擊隊的一套作戰方法，即“敵來我‘飛’，敵去我歸；人多則跑，人少則搞”。這些對於洪湖地區和湘鄂西的游擊戰爭，都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1929年底，鄂西特委根據中央指示，將鄂西遊擊總隊擴編爲中國工農紅軍獨立第一師，由段德昌擔任師長。次年2月，獨立第一師擴編爲中國工農紅軍第六軍，段德昌任副軍長。6月，紅六軍人數擴充至一萬多人，根據地範圍擴大到漢水流域荊江兩岸的10多個縣。至此，洪湖革
命根據地基本形成。7月，段德昌帶領紅六軍南渡長江，順利進入公安，與賀龍率領的紅四軍勝利會師。兩軍會師後，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紅四軍改稱紅二軍，與紅六軍合編爲紅二軍團，由賀龍擔任軍團長，段德昌任紅六軍政委兼副軍長。從此，段德昌在賀龍的領導下，屢立戰功，聲名赫赫。兩人也因此而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和戰友情誼。
紅二軍團在洪湖根據地紮下根後，軍團委決定先消滅當地最大的一個反革命地主武裝組織，攻佔有敵人重兵把守的監利縣城。當時，駐守在監利縣城和城外的敵人共有三千多人。他們在縣城外圍修築了密集的深溝淺壑，佈置了多重鐵絲網。敵人本以爲他們的城防固若金湯，便氣焰囂張地揚言不怕紅軍來攻城。
段德昌和賀龍偵查了監利縣城的地形和敵人兵防的情況後，決定以紅六軍作爲主力攻城，紅二軍擔任攻城的第二梯隊，阻止城外敵人的救援。段德昌接受命令後，先派人潛入城內，與城內的地下黨員取得聯繫，然後派人聯繫監利的游擊隊前來助陣。一切準備工作完成後，攻城戰鬥打響了。一開始，他命令部隊佯攻西城，等敵人把兵力全部調往城西后，採用“火牛陣”衝進敵人的陣地。與此同時，監利地區的游擊隊配合紅六軍作戰，嚇得敵人六神無主、棄械逃亡。紅二軍團勝利攻克監利縣城。隨後，紅二軍團又連克龍灣、熊口、潛江、天門等重鎮，消滅了大批敵人，也壯大了自身的隊伍。此時，洪湖根據地處於極盛時期。
1930年9月，紅二軍團受中央“左”傾錯誤思想的影響，在沙市、武漢兩地接連受挫。9月12日，鄧中夏受黨中央委託，來到湘鄂西地區擔任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人，繼續執行“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紅二軍團在鄧中夏的領導下，離開洪湖蘇區，攻打大城市長沙。結果，這次戰鬥不僅造成了紅二軍團軍事上的失利，還造成洪湖地區兵力空虛、後方根據地大減。
在此期間，段德昌、賀龍與鄧中夏的軍事路線存在着很大分歧。段德昌勸告鄧中夏將部隊帶回洪湖根據地，恢復和發展根據地，以準備應對敵人即將發動的“圍剿”戰鬥。哪知，鄧中夏一意孤行，堅持攻打大城市。段德昌與鄧中夏據理力爭後，卻被鄧中夏撤了職。
12月17日，敵人以優勢兵力攻打紅二軍團，由於紅二軍、紅六軍戰線拉得過長，背腹受敵，經過一天的激戰，部隊人數就從三萬人銳減到一萬人。第二年3月，紅二軍團奉黨中央命令，改編爲紅三軍，由賀龍任軍長，鄧中夏任政委，並於四月北上巴東一帶，開闢鄂西北根據地。
在賀龍帶領紅二軍團突圍的同時，段德昌將在戰鬥中打散的戰士又集中起來，組成一個營，打回了洪湖。回到洪湖根據地後，他又把洪湖地區散落的紅軍集中起來，整編爲紅軍獨立團。1930年冬，湘鄂西特委將紅軍獨立團及洪湖地區的兩支游擊隊合編爲新六軍，由段德昌任軍長。此後，新六軍成爲洪湖根據地反“圍剿”的主力部隊。
1931年5月，新六軍改編爲紅三軍第九師。8月中旬，段德昌奉湘鄂西特委的命令，率領第九師北上接應賀龍領導的紅三軍主力部隊回洪湖根據地。
青松無語吊奇冤
1931年春，黨中央派夏曦作爲中央代表來到洪湖蘇區指導工作。他到達洪湖根據地後，成立了湘鄂西中央分局和湘鄂西軍委分會，自己兼任中央分局和軍委分會主席，積極推行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並否定了湘鄂西黨組織和紅軍的長期鬥爭成果。他還認爲，湘鄂西黨組織不純，需要進行一場肅反運動。不過，由於當時洪湖根據地反“圍剿”鬥爭緊張，加上水災後的重建工作，他的“左”傾錯誤政策並未得到執行。
當時，段德昌率領九師迎回紅三軍主力部隊後，不但沒有得到夏曦的嘉獎，反而受到了行政警告的處分。夏曦認爲，九師北上襄陽是違抗分局的命令，是“冒險輕進”的“立三主義殘餘”等，甚至將江南蘇區淪陷的責任推到段德昌的身上。此外，他還錯誤地認爲賀龍率領紅三軍回洪湖是不要羣衆的“立三主義”，並剝奪了賀龍對紅三軍的領導權。
夏曦在黨和軍隊的政治、軍事、組織等方面推行的“左”傾錯誤，引起了紅三軍內一大批黨員幹部的不滿。許多同志勇敢地站出來，與夏曦作鬥爭。爲了解決湘鄂西黨和紅軍內部日益激化的矛盾，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先後派了兩個人前往中央請示。
不久，黨中央下達指示，肯定了第九師北上接應紅三軍的做法，肯定了紅三軍南下的路線，恢復了紅三軍軍部和師部的建制。不過，黨中央總的來說還是支持夏曦的做法，肯定了夏曦執行共產國際和中央政治路線的做法。有了中央的肯定，夏曦依舊我行我素地推行“左”傾冒險主義。湘鄂西黨和紅軍內的矛盾始終沒有得到解決，這一矛盾爲日後段德昌的悲劇結局埋下了伏筆。
1932年1月22日，湘鄂西黨的第四次代表大會在監利縣的周老嘴召開。會前，全黨全軍的思想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分歧和對立。大會開始後，雙方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以段德昌爲代表的共產黨人對夏曦錯誤做法給予了嚴厲的批評。夏曦雖然反感代表們的批評，但表面上仍做出一副承認錯誤的樣子。然而，會議開到一半時，以夏曦爲首的“左”傾派突然佔了上風，壓制了段德昌等人的正確意見。原來，之前派去中央請示的另一個人和黨中央派出的關嚮應一起出現在了周老嘴會議上。關嚮應站在了夏曦那邊，嚴厲批評了段德昌等人的做法，並給予了處分。至此，王明的“左”傾錯誤在湘鄂西地區得到了全面貫徹，使洪湖根據地的形勢一天天惡劣起來。
段德昌雖然在湘鄂西第四次代表大會上受到了無理的指責和錯誤的處分，但他仍然以革命事業爲重，不計較個人得失，任勞任怨地率領部隊戰鬥在第一線。
6月，當湘鄂西省委駐地遭到敵人的重兵威脅時，段德勝率兵連夜趕回周老嘴，並在新溝嘴打敗敵人，解了洪湖根據地的圍。在慶祝新溝嘴大捷的慶功會上，賀龍對段德昌讚美有加。他說，九師師長段德昌是個好同志，他當機立斷，殺出了紅軍的軍威，給敵人以毀滅性的打擊！會後，洪湖地區的鄉親們紛紛慰問九師的全體將士，表達了洪湖人民對紅軍的極大擁護和愛護。
新溝嘴戰鬥結束後，夏曦無視他給根據地帶來的危機，再次命令紅三軍進攻京山、應城等地，使根據地一步步陷入被動局面中。加上自五月以來在黨內開展的錯誤“肅反”運動，一批黨政軍的領導幹部遭到迫害，使湘鄂西紅軍的戰鬥力受到了嚴重的削弱。
10月，洪湖根據地在夏曦的錯誤指導下，完全淪陷於敵人手中。根據地的共產黨員、革命羣衆，甚至是普通百姓，都遭到了敵人無情的殺戮。然而，哪怕是在如此危急的關頭，以夏曦爲首的湘鄂西中央分局不但沒有停止錯誤的決定，反而將“肅反”運動進一步地擴大了。
紅三軍在撤離洪湖根據地後，一邊與“左”傾錯誤作鬥爭，一邊與敵人打消耗戰，直到12月下旬才抵達湘鄂邊地區。在這近七千裡行程的戰略大轉移中，由於第七師、第八師的損傷太大，以至於所有的戰鬥重任都壓在了第九師的肩膀上。段德昌帶領紅九師一會兒正面迎敵，一會兒後方禦敵，忙得是馬不停蹄。在如此艱難的情況下，段德昌仍舊保全了全軍的安全、保證了全軍的行進速度，其功勞不可被人肆意抹去。
1933年3月24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金果坪召開會議，檢查洪湖蘇區和湘鄂西根據地失敗的原因，總結了經驗教訓，並研究了部隊今後的行動方向。夏曦在會上沒有認真作自我檢討，反而將洪湖根據地的失敗歸咎於黨內“肅反”運動的不徹底。更加離譜的事，他竟然提出要解散湘鄂西的共產黨，取消紅軍中的全部黨組織，開展所謂的對湘鄂西蘇區的“罪惡”的羣衆性的控訴運動。對於夏曦的這一提議，段德昌內心充滿了憤恨，他嚴肅批評了夏曦的錯誤，極力反對夏曦的決定。他憤怒地對夏曦說：“你把洪湖根據地搞沒了，那麼多共產黨員也被你錯殺了，現在你還想幹什麼？”洪湖根據地是段德昌和賀龍兩人一手建立起來，對於它的丟失，段德昌心中有着說不出的痛苦與不捨。在得知洪湖根據地淪陷的消息後，他曾對賀龍說：“軍長，我請求軍部批給我40把槍，准許我打回洪湖。三年之內，如果我沒有恢復洪湖根據地，就把我的項上人頭割下來見軍部！”
金果坪會議後，夏曦仍舊執行着“左”傾錯誤，並繼續在黨內將“肅反”運動擴大化。他指責段德昌的“打回洪湖”的建議是分裂紅軍的做法。很顯然，夏曦已經將段德昌視爲眼中釘、肉中刺非除不可了。段德昌也意識到，危險正一步步靠近自己。
1933年初夏，段德昌率領紅九師在川、湘、鄂邊界完成了殲滅敵軍、保證軍部安全的任務後轉回巴東金果坪，竟遭到夏曦無理的逮捕。得知段德昌被捕的消息後，賀龍等人堅決反對夏曦處決他。不過，夏曦卻是吃了秤砣鐵了心地要殺害段德昌。
臨行前，賀龍到監牢裡探望生死與同、同舟共濟的老友段德昌。段德昌對賀龍說了他最後的心願，他說：鬍子（指賀龍），我段德昌一生磊落光明，今遭小人暗算，死而無怨，我別無他求，只求三件事，你務要記住。洪湖人民爲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你不可忘記洪湖人民，這是第一。第二件，如今紅軍子彈急缺，處決我時，不要用子彈，子彈留打敵人吧，用利刀把我捅死、用斧頭把我劈死好了。第三，鬍子，你派人給我做碗粉蒸肉，你知道，我最喜歡吃這菜！我生不能回洪湖，死也要去洪湖。
賀龍聽後，眼淚奪眶而出，說：“德昌，你說的話，我都記下了。”處決前，賀龍把一碗粉蒸肉端到段德昌的面前，說：“德昌，你吃點吧！”段德昌吃完後，昂首挺胸地走向刑場。
1933年5月1日，段德昌被夏曦當做“改組派”而錯殺，年僅29歲。
段德昌犧牲後，湘鄂西蘇區羣衆含淚埋葬了他的遺體，並在墳前栽下了代表他年齡的29顆青松。
1944年4月，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召開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中共歷史上第一個關於歷史問題的決議，爲召開黨的“七大”和全面清算王明“左”的路線做思想和組織上的準備。會上，毛澤東爲冤死的段德昌平反昭雪。
1952年，毛澤東又親自爲段德昌簽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第一號烈士證書。第二年1月，段德昌的遺骸被遷葬於鶴峰下坪，1962年再遷至鶴峰滿山紅烈士陵園。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