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可夫的心又被秦衛的一句話給揪了起來。
他突然有些害怕跟這個人說話了。
“烏克蘭大饑荒”！那在蘇聯可是一個禁忌的話題，尤其是在他們這些高級官員中間，更是禁忌中的禁忌。爲了防止大饑荒的事情被人知道，蘇聯政府更是進行了嚴密的信息封鎖，可眼前這個傢伙又是怎麼知道的？
誰都知道，烏克蘭大饑荒其實是斯大林農業集體化運動的一場災難，造成饑荒的原因有自然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人爲因素。在蘇聯的高層之中，都或多或少的有那麼一種猜測，即：這次饑荒有可能是人爲故意製造的、針對烏克蘭民族的種族滅絕行動。
崔可夫知道，烏克蘭大饑荒的主要責任者之一、當時的烏克蘭共產黨第一書記斯塔尼斯拉夫維肯季耶維奇科西奧爾在1930年夏季當地一次共產黨幹部會議上下達過一個指示，說烏克蘭農民不願意同蘇聯政權合作，試圖扼殺蘇聯政權，但蘇共政權的敵人打錯了算盤，共產黨幹部的任務就是要到烏克蘭農村中收繳藏匿的糧食，讓農民們也嚐嚐飢餓的滋味。……這比當初蘇聯剛建立時所採用的“餘糧收集制”還要可怕。要知道，“餘糧收集制”的出臺是因爲當時剛剛誕生的蘇聯面對大量的內敵和外敵，前線缺糧。爲了打敗敵人，列寧等人才使用了這麼一手。而依靠餘糧收集制，蘇維埃政權有了足夠的糧食，很快鎮壓了敵人。可同樣的，由於實行過程中缺乏有效管理，部分地區採取了簡單粗暴的方式，激起了許多地區的農民的反抗……所以。到了1921年，列寧等人又提出了新經濟政策，餘糧收集制最終被糧食稅所取代。
可是烏克蘭大饑荒發生的時候，烏克蘭共產黨卻又重新拿起了“餘糧收集制”……崔可夫知道，在1932年到1933年，大饑荒達到高峰的時候，烏克蘭農村中甚至出現了人吃人，以及在冬季把已經埋葬的貓、狗、家畜和人的屍體重新挖出來再食用的事件。當然，這些事情是不被蘇聯政府承認的。他們對外的口徑就跟曾經因爲報道蘇聯五年計劃的輝煌成果而獲得“普利策”獎的《紐約時報》記者沃特杜蘭蒂所報道的一樣：烏蘭克根本未發生饑荒，也不可能發生。
因爲烏克蘭是歐洲最著名的糧倉。
可這事兒瞞不過崔可夫這一級別的人。
因爲強行推行農業集體化，大量蘇共黨員被派往農村，動員農戶加入集體農莊。結果，這些人在烏克蘭遇到了消極的和積極的抵抗。最終導致了蘇聯對烏克蘭“富農”階層的集體逮捕和流放。大量擅長耕作、富於農業經驗的烏克蘭農戶被劃爲“富農”，全家流放至西伯利亞和中亞地區，導致烏克蘭本土農業生產技術和生產率下降。而免於被流放的農戶，因爲擔心被劃成富農，不願耕作，其直接結果就是1932年烏克蘭糧食產量暴跌。當年預期在全蘇聯可以收穫9070萬噸糧食，但是實際上只收獲了5500萬到6000萬噸。蘇聯政府徵得的糧食數量也從預期的2650萬噸下跌至1850萬噸。爲了解決糧食短缺問題。1932年8月7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頒佈了一項新法令，規定“盜竊集體農莊財物”可以判處死刑。這一法令從根本上禁止農民將任何農產品據爲己有。至1933年1月，有9萬名農民根據該項罪名被逮捕。其中4880人被判處死刑。
而在禁止農民佔有收穫的糧食後，1932年12月6日，蘇共政治局又頒佈了另外一項命令，將全烏克蘭的所有生產資料。包括農具、牲畜、種子等物，全部收歸公有。禁止將任何糧食和製成品運入烏克蘭農村，並在全烏克蘭禁止商品和農產品的異地買賣。此外還向烏克蘭農村派出了搜糧隊，沒收農民的餘糧、口糧和種子糧。
此外，從1933年起，蘇聯官方又採用了新的糧食統計手段，不用實際收到穀倉裡的數字，而用“生物學產量”，極端誇大農田的產量，這樣做的目的，是以這種“生物學產量”來作爲定量，強迫集體農莊多交糧食。可這除了讓30、40年代的蘇聯農業產量在數據上超出了任何外國專家的想象之外，對實際的農業生產沒有任何好處。
而因爲對烏克蘭的幾項懲罰性措施的實施，幾個月後，到1933年春天，在全烏克蘭範圍內開始出現極其嚴重的饑荒現象。雖然蘇共和烏克蘭政治局發出了一些補救性的命令，包括向饑荒地區運去32萬噸糧食，可從烏克蘭向外運出糧食的行動卻同樣也沒有停止。當年春天，在俄羅斯西部和烏克蘭大部分地區出現的乾旱加重了饑荒的程度。可蘇聯政府卻禁止災民向外流動，烏克蘭以及頓河流域同外界的交通被中斷，到這些地區的旅行被禁止。任何未經許可便試圖離開烏克蘭的饑民都作爲“階級敵人”被逮捕。
……
“可這些事情都應該是被嚴密封鎖的。即便是在蘇聯內部，像我這樣的人，也不太清楚具體的情景，外界更不可能知道。中國人是怎麼知道的？”想着自己知道的，或者是道聽途說，又或是通過其他途徑，也或者是通過自己總結得出的一些信息，崔可夫看向秦衛的眼神開始帶上了殺機——這個中國人太危險，應該消滅！
可秦衛卻對此彷彿沒有感覺，他不知道從哪裡拿出了一份報紙鋪開到了面前的桌子上，然後開始唸唸有詞：
“‘十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黨立即實行經濟上的‘軍事共產主義’，對糧食則實行壟斷制、徵收制。其實這種‘軍事共產主義’，實際上與‘軍事’並無必然聯繫。列寧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宣稱：‘糧食壟斷、麪包配給制和普遍勞動義務制，在無產階級國家手中是一種實行計算和監督的最強有力的手段。’所以，‘軍事共產主義’，在列寧看來，是一種基本國策，並不僅僅是戰時的權宜之計……”
“……爲了對糧食實行完全徹底的壟斷，國家派出大批徵糧隊到農村，農民賴以爲生的口糧都往往被奪走。這種‘軍事共產主義’引發了劇烈的社會矛盾，蘇聯各地農村都爆發了農民起義。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更起而暴動。這使列寧感到蘇維埃政權面臨‘最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爲穩定局勢，爲度過危機，於是有所謂‘新經濟政策’出臺。‘新經濟政策’決定以糧食稅取代糧食徵收制，允許農產品自由買賣。在工業方面，也一定程度地鬆綁……‘新經濟政策’使危機暫時緩和。然而，‘新經濟政策’纔是在嚴重危機逼迫下的不得已之舉。列寧不喜歡它，其繼任者斯大林更痛恨它。當危機似乎度過，當局勢已經穩定，當對付反抗的措施已佈置得更周密，當專政的鎖鏈已鍛造得更堅固，當人們心中的恐怖已普遍消泯了反抗的衝動，‘新經濟政策’就該廢除了。而自實行‘新經濟政策’始，斯大林們就想着早日廢除它。到了1929年，斯大林終於公開宣佈：‘讓新經濟政策見鬼去吧！’於是，重新實行的，還不是此前作爲‘列寧模式’的‘軍事共產主義’，而是比‘列寧模式’更嚴酷、更無視人民生存權利的‘斯大林模式’。”
“……先是烏克蘭地區的農民，幾乎都成了富農，成了‘階級敵人’。繼而宣佈沒收該地區的所有糧食和生產資料。每一粒糧食，包括種子，都收歸公有。所有傢俱，所有牲畜，都被奪走。無數支搜糧隊在烏克蘭地區橫衝直撞。他們闖進每一戶人家，牆角、牀底、屋頂，所有可能藏匿幾粒糧食的地方都搜遍；土豆、甜菜、捲心菜，所有能吃的東西都搶走。於是，飢餓很快來臨。餓得要死的烏克蘭人試圖逃往外地，但決無可能。烏克蘭所有通向外面的道路都被封鎖。一些餓得發瘋的孩子不顧一切地想衝出去，於是，克格勃像打野兔般將他們打死……”
“……搜糧隊走了。搜屍隊來。或許，是搜糧隊直接變成了搜屍隊。他們之所以是‘搜屍’而不是‘收屍’，是因爲每處置一具屍體，可得到200克麪包。而這在當時的蘇聯是很大的誘惑。於是他們便十分積極地‘搜尋’屍體。他們把那些皮包骨的屍體，像垃圾般地扔進巨大的坑中，再草草覆以泥土。當他們搜屍時，那些還有一口氣的人，那些餓得鼓脹的肚皮還在起伏着的人，也往往就被同樣扔進了坑中。畢竟，搜屍隊也想早一天得到200克麪包。有時候。那還活着並且還有最後一絲氣力的人哀求搜屍隊：‘我還沒有死！我想活！’搜屍隊的回答是：‘今天就死吧，省得我們明天再來！’……我曾見過一位倖存者，她哽咽着描述她目睹過的情景：當搜屍隊離開萬人坑時，那上面覆蓋的泥土還在蠕動……”
“烏克蘭，歐洲最著名的糧倉，卻被斯大林極其所率領的蘇維埃政府有意識的餓死了700多萬人，而在這期間，全蘇聯，因爲飢餓、疾病、逃荒等多種原因死去的人，總數幾乎達到了3000萬……”
……
“夠了——”
崔可夫大吼着打斷了秦衛的朗讀……可到秦衛那無辜的表情之後，他又嘆了口氣，他知道自己輸了，秦衛已經把“刀”架到了他的脖子上……
“殺了留西柯夫，我們給你們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