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完老向的講述之後，呂昭也得出和我們同樣的結論，這個槍手絕不簡單！
呂昭說，槍手甚至更有可能並不是被動地潛伏在圍牆外等待時機，而極有可能是主動製造出利於槍殺的時機。因爲警方發現，死者被槍殺的時候，正在接一個電話。而警方追蹤那個與之通話的電話後發現，那個電話是不記名手機卡，總共才使用過兩次。首次使用是死者被槍殺的前六天，是星期天的晚上，第二次使用正是死者被槍殺的時間。而那之後，就再也沒有查到那個手機卡的使用記錄了。它消失了！
呂昭所說的這個情況，很可能說明槍手使用這張手機卡的目的，就是用它來引出死者，方便實施狙殺！任務完成了，手機卡的使命也就終結了。
“這麼說來，槍手應該是通過電話將死者約到陽臺上的，從而方便他實施槍殺的。”我說完，老向和呂昭都點了點頭。
呂昭說：“這個可能性相當大。這兩次通話還有個很奇怪的現象。首次通話，是死者打給這個匿名電話，而且通話時間很短，才僅僅十幾秒。第二次是這個匿名電話打給死者的，通話時間稍長，近一分鐘。”
“通過手機卡銷售點追查不到購買者嗎？”
呂昭搖了搖頭：“我們追查到了這張手機卡的銷售網點，是公交站附近的一個報刊亭，那裡沒有監控也沒有銷售登記記錄，沒辦法繼續深入追查。”
“以後，取消不記名手機卡，實行實名制，是遲早的事啊。”老向若有所思。
老向的感慨不是毫無來由。通訊網絡的日趨發達，通過手機制造犯罪的案例越來越多，不記名手機卡屢屢成爲阻礙警方偵破案件的重要因素，已經成了非法分子經常利用的反偵察工具。
死者的身份卻依然是個迷。
晏明媽媽告訴警方，七年前的春節，晏明將死者帶回了家，晏明告訴她，死者是他在廣東打工的工友。她只記得晏明稱呼死者爲海哥，她至今不知道死者的全名，只跟着兒子晏明叫他阿海。春節過後，晏明和阿海又出去打工了，不過，晏明這一走，再也沒有回來過。
她很清楚地記得，晏明走的那天是在晚上，說是要趕到省城坐火車。他們出門沒多久，也就半個多小時，阿海又回來了，說是晏明要他回來拿戶口本的。她問阿海拿戶口本做什麼，阿海說，晏明這次要被公司派出國做一段時間，好像是非洲什麼國家，所以需要戶口本辦什麼照。她聽說晏明要出國，就不同意，但阿海說，出國做事比國內賺得多，而且很快就回來了，也就一年左右。晏明就是擔心媽媽不讓他走，所以才讓阿海幫他回來取戶口本的。最後，她同意了，把戶口本給了阿海。在那之後，就再也沒見過晏明瞭。
“晏明媽媽這麼久沒見過晏明，難道不奇怪嗎？”我問。
“她媽媽說，那個阿海每隔幾個月都會到她那裡去一次，給她一些錢，說是晏明託他轉交的。阿海跟她媽媽說，晏明在國外過得很好，賺的錢也比國內多，只是通訊不方便，也不會寫信，母子倆都是文盲，所以只好把錢打給海哥，讓海哥轉交了。晏明媽媽看到晏明一直有錢匯回來，就沒有起疑。後來實在想晏明瞭，就問阿海，到底晏明什麼時候會回來，阿海每次都說快了快了，但就是不見回來。她唯一感到奇怪就是，每次阿海到她家給她送錢，都是在深夜。”
情況很清楚了，正如老向所料，這個海哥就是這樣頂替了晏明的身份，而晏明從此就人間蒸發了。關心晏明生死的只有她媽媽一人，只要她媽媽不追究，誰也不會去關心一個常年在外打工的農民工的去向。而且，就算晏明的媽媽起了疑心，一個老邁的農村婦女，又能有什麼辦法呢？在她的心裡，始終相信晏明在這地球上的某個地方，快樂地工作與生活，因爲她的兒子，總會給她匯來錢，比以前在國內打工多得多的錢，這就是最好的證明。
呂昭不無傷感地說：“晏明媽媽現在還相信她兒子在非洲打工，說這個海哥肯定是身上帶着晏明的身份證，被我們誤認是晏明瞭，說不定哪一天晏明就回來了。因爲她不相信除了她的兒子之外，還會有人給她匯錢。”
“你什麼時候動身去晏明家？”老向問呂昭。
“我不去，我留在這裡查找死者的真實身份，龔隊已經帶人去了。”
“嗯，如果不出我的意料，在晏明家附近，很快就可以找到晏明的屍骨。”
“是的，我們也是這樣想的，半個小時時間，既要殺人又要處理屍體，只能是在他家附近。”
“死者的身份還沒有查到吧？”
“是的，我們正在搜索七年前沒有告破的大案特案，特別是刑事案件，暫時還沒有找到有價值的線索。”
“刑事案件是重頭，但其他案件也要跟進調查，特別是七年前發生的失蹤人員案件也要查！網要撒開點，排查工作要更細緻，這是偵破槍殺案的關鍵！”老向陡然間如運籌帷幄的將軍般，凜凜然渾身散發出不可侵犯的威嚴！
“是！”呂昭肅容而立。
“如有必要，可將死者的樣貌特徵公開，尋求社會支援！一定要想盡辦法儘快查明死者的真實身份！”
“是！”
如果我不知道他倆的關係，大概會覺得奇怪，老年保安竟然給年輕的刑偵隊長下達命令，而刑偵隊長竟然還是如此的畢恭畢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