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共產黨的問世
1920年年底，新上任的廣東省省長、粵軍總司令陳炯明向陳獨秀髮出電文，誠懇邀請他南下負責廣東教育，並擔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兼大學預科校長。這是陳炯明第三次誠懇邀請陳獨秀南下主持教育事務。前兩次，陳獨秀因忙於建黨問題都婉言拒絕。這一次，陳獨秀仍然拿不定主意。他寫信給李大釗，徵求李大釗的意見。李大釗回信表示贊同，並認爲陳獨秀此次南下廣東負責教育工作，有兩個重要的作用：其一，可以將新文化和新思潮帶到廣東，啓發那裡的民智；其二，可以在廣州發展黨的早期組織。
陳獨秀看完李大釗的回信後，思量了許久後，決定接受陳炯明的邀請、李大釗的建議南下廣州。臨行前，他把上海共產小組的工作交由李漢俊全權代理，《共產黨》月刊交給李達負責，《新青年》交由陳望道負責。
廣州緊靠大海，是清政府指定的唯一對外貿易口岸。由於它與海外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所以最早受到西方資本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衝擊。此外，這裡也是近代民主革命之父孫中山的誕生之地。陳獨秀認爲，廣東具有革命傳統，在這裡宣傳馬克思主義、建立黨的早期組織應該不成問題。
啓程前往廣州前，陳獨秀事先對廣州的革命形勢做了初步瞭解，但具體情況仍舊不太清楚。在廣州安頓好後，陳獨秀找來陳公博、譚平山、譚植棠三人瞭解情況。這三人同爲北京大學的學生，與陳獨秀有師生之
誼，也受過新文化、新思想的薰陶和五四運動的洗禮。大學畢業後，他們三人返回家鄉廣州，創辦了《廣州羣報》，旨在宣傳新文化和新思想。在《廣州羣報》創立期間，陳獨秀曾給予指導和幫助。後來，三人又在陳獨秀的指導下，在廣州組織建立了廣州社會主義青年團。
通過陳公博、譚平山、譚植棠三人的介紹，陳獨秀得知，早在他來廣州的兩個月前，維金斯基主持的“上海革命局”就已派俄共黨員米諾爾和別斯林到廣州籌建共產黨組織。陪同米諾爾和別斯林前來的是曾加入北京共產黨小組的無政府主義分子黃凌霜。大概是因爲黃凌霜的原因，米諾爾和別斯林並沒有找到廣州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反而召集了一批無政府主義人士。這個組織雖說名爲“共產黨”，實則爲無政府主義組織。因此，米諾爾和別斯林在廣州建立真正的共產黨組織的希望落空。
陳獨秀到達廣州後不久，維金斯基也隨後抵達廣州。他把米諾爾和別斯林介紹給陳獨秀，希望他們能一起儘早建立廣州黨組織。
1921年初，陳獨秀開始與米諾爾和別斯林聯絡的無政府主義成員進行接觸，並與他們一起研究、討論建立黨組織的問題。結果，在雙方的接洽中，非但沒有達成一致，反而引起了一場激烈的思想交鋒和論戰。最後，陳獨秀與無政府主義者嚴重對立，雙方分道揚鑣。3月份，陳獨秀起草了一份提倡無產階級專政、反對無政府主義的黨綱分寄各地，要求各地黨小組同時肅清組織內無政
府主義的活動。陳公博、譚平山、譚植棠三人創辦的廣州社會主義青年團也開始清退無政府主義者。
從這一點上來看，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創建過程與北京黨小組的創建過程極其相似，都是經歷了一個與無政府主義從合作到分裂的過程。
1921年3月，在一個春暖花開的日子裡，一個真正的共產黨組織——廣州共產黨在陳獨秀的領導下正式成立。關於它的成立，廣州共產黨的早期黨員譚天度回憶說：
爲使廣東民衆運動獲得更大的發展，必須建立一個領導組織。北京、上海各地已有共產主義集團的組織，名稱就叫“共產黨”。我的意見，廣東也應該建立一個共產黨的組織，去擔負起領導民衆運動的任務。對陳獨秀這一意見，譚平山、譚植棠等人深表贊同。譚平山說：幾十年來，帝國主義列強視我們中國人爲東亞病夫，一盤散沙，並把我國分割成他們的殖民地。如今，我們實在需要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黨組織，以宣傳和組織民衆，爲振興中華作出努力。經過陳獨秀、譚平山等的認真醞釀，廣東黨組織的組建和改組工作邁出了新的一步。
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之初，由陳獨秀擔任書記，不久由譚平山接任。陳公博負責宣傳工作，譚植棠負責組織工作。當時的成員除了他們三人之外，還有林伯渠、袁振英、沈玄廬、李季、米諾爾和別斯林，一共是九人。機關報紙和宣傳陣地是《廣州羣報》。至此，廣東省的共產主義運動走上正常的軌道。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