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上海發起建黨
談起陳獨秀在上海發起建黨的事情，就要追溯到他剛到上海，落腳在漁陽裡2號寓所的那段時期。
當時，他在漁陽裡安頓好後，再次組織辦起了《新青年》。一些對馬克思主義感興趣並自覺進行研究和傳播的人，迅速的聚集在陳獨秀周圍，形成了一個以陳獨秀爲核心的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圈子。當時的常客有李漢俊、戴季陶、沈玄廬、邵力子、張東蓀、陳望道、沈雁冰、施存統、陳公培等人。
本來陳獨秀就有建立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意向，加上與維金斯基的多次溝通後，他心中的這個意向變得越來越強烈。後來，漁陽裡2號《新青年》編輯部的例會談話主題逐步轉爲發展成立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參加過一次會談的周佛海後來回憶說：
有一天，我和張東蓀、沈雁冰去環龍路漁陽裡2號，去訪仲甫（指陳獨秀）。當時有第三國際遠東代表俄人吳延斯基（指維金斯基）在座。吳大意說：中國現在關於新思想的潮流，雖然澎湃，但是第一太複雜，有無政府主義，有工團主義，有社會民主主義，有基爾特社會主義，五花八門，沒有一個主流，使思想界成爲混亂局勢。第二沒有組織，做文章，說空話的人太多，實際行動一點也沒有，這樣決不能推動中國革命。他的結論，就是希望我們組織中國共產黨。
1920年5月，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十幾名成員在陳獨秀的寓所開會。會上討論了成立共產黨組織，
並起草了一個很簡單的章程。不過，在這次座談會上發生了分歧。戴季陶和張東蓀兩人相繼離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關於張東蓀離開的原因，沈雁冰回憶說，大概是因爲他不願意參與政事，只專注於學術研究。而戴季陶離開的原因，則是孫中山並不贊成成立共產黨。因爲戴季陶是孫中山的忠實擁護者，儘管他本人對建黨這件事情還比較感興趣，可始終不能違背孫中山的意志。
6月，陳獨秀以個人獨立信仰和志同道合者結合爲前提，通過了解和考察，決定將20歲左右的青年學生俞秀鬆、施存統和陳公培三人吸納了進來。這三個年輕人都是在參加北京工讀互助團失敗後，來到上海後加入星期評論社的成員。在陳獨秀的影響下，他們三人很快確立了共產主義信仰，並積極參與了工人運動。
爲了建立一個純潔的黨組織，陳獨秀決定另起爐竈。他的這個想法得到了星期評論社的靈魂人物李漢俊的支持。6月中旬的一個晚上，陳獨秀、李漢俊、俞秀鬆、施存統、陳公培5人在陳獨秀的寓所裡召開了一個秘密會議。在這次秘密會議上，陳獨秀正式提出建立共產主義政黨。會上，他們以馬克思主義爲指導起草了具有黨綱、黨章性質的若干條文，並選舉陳獨秀爲領導人。不過，關於這個政黨的名稱叫“中國社會黨”還是“中國共產黨”則有很大的分歧。爲了慎重起見，陳獨秀決定寫信到北京詢問李大釗的意見。
不久，李大釗回信表示，這個政黨就叫“共產黨”。關於黨的名
稱問題，張申府後來回憶說：
關於黨的名稱叫什麼，是叫社會黨，還是共產黨，陳獨秀自己不能決定，就寫信給我，並要我告訴李守常（指李大釗）。信寫得很長，主要講創黨的事，信中說：這件事情在北大隻有你和守常可以談。爲什麼呢？一是因爲陳獨秀在北大當過文科學長，認識的人很多，但是有些人不搞政治，不適於談，而建黨的事是秘密進行的。二是陳獨秀在北京時，他和守常以及我經常在一起，他常到北大圖書館李主任辦公室來，觀點一致。他辦《新青年》，我們經常寫稿。民國七年十一月底辦《每週評論》又在一起。每期刊印是在宣武門外一個報館裡，我曾與李大釗同志去校對，彼此很瞭解，所以陳獨秀說：這件事情在北大隻有你和守常可以談，不是偶然的。當時，建黨究竟叫什麼名字，這沒有確定，徵求我們的意見。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產黨。
8月，中國共產黨上海早期組織正式成立。不久，《共產黨宣言》中譯本以小冊子的形式印刷發行，爲正在蓬勃建黨的中國革命注入了一股新生的力量。11月7日，上海出版了一份名爲《共產黨》的月刊，其主編由剛從日本回來不久且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深厚的李達擔任。這是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第一次公開打出“共產黨”的旗幟。這一天恰逢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三週年紀念日，《共產黨》的創刊不僅僅體現了中國共產主義者對俄國十月革命的紀念，更是傳達了中國共產黨與俄共（布）黨一脈相承的理念。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