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國安局的王先生所聯繫的同事，這時已經趕到了這個‘海天大廈’，並且是已經和王先生碰頭了。
而這個同事所帶來的接手案子的人員，也已經把特意帶來的‘鈕釦式竊聽器’，放入到電影學院女生A的揹包內；故而恰好趕上了、竊聽到‘臨時負責人’與兩個電影學院女生之間的對話。
此刻王先生已經坐在了他的同事的專車裡邊，這車裡還坐着一個警方的負責人員。
因爲這個案子目前仍然是由警方負責調查，國安局方面則是參與協助。
對於王先生從陳成室友那邊、所換到的那幾張鈔票，經也應召來此的、當時參與扣押船老大鈔票的警員當面辨認，確認與那些鈔票如出一轍。
這就已經引起了專案組相關負責人的高度重視，不但立刻安排專業人員對這些‘假幣’進行研究和評估；並且是把辦案的偵破重心，也放在了陳成室友等一干人身上。
由於本身的天分及職業素養，王先生的記憶能力相當好；當他把陳成室友、女伴的名字和所在學校的班級說出來之後，警方也立刻安排人去調查摸底。
至於陳成室友的手機號碼，也被安排去調查落實。
在兩個電影學院的女生和‘臨時負責人’之間進行秘密交流的時候，對陳成室友手機號的‘機主落實’問題，已經有了回覆:“這個手機號碼是個空號，還沒有被使用過。”
這也讓在場的幾人更加的重視起來，警方負責人當即又責成相關人員‘加快對陳成室友及女伴的身份落實工作。
接下來，他們對於所竊聽到的兩個已知的可疑人員與兩個新增的嫌疑人之間的談話，算是讓他們陷入了期待與興奮之中。
首先他們明白了，對方知道其自身已經被跟蹤了，但看不出對方有‘明顯要擺脫跟蹤’的跡象。
其次，對方的人數已經不是事先估算的5人，而是已經變成至少7人。
對於對方說的‘在這裡買的東西不見得能夠被帶走，……’的這些內容，他們聽起來有些不得要領，他們三個人對這句話的理解就有些不統一。
除了王先生覺得‘這話意裡肯定有更深層的意思’之外，另兩人則認爲:“那意思就是擔心購物後，會被警方把東西扣下來。”
對於對方到底是打算購買什麼特別的東西，他們也通知手下人‘一定要盯緊了’。
對於對方下一站的目的地是‘人民公園’的問題，他們這邊的意見是一致的:“無論這些人會不會前往‘人民公園’，那邊的布控一定要做到位。”
至於警方這一次來到‘海天大廈’佈防，是一共攜帶了兩個‘鈕釦式竊聽器’，這種裝備的配置對於這一組辦案人員來說，已經是相當的奢侈了，而這另一個‘鈕釦式竊聽器’，則是被用在了陳成室友身上。
而王先生他們三人在這之後，還陸續的又聽了這些人的一些談話，從竊聽到的話語中，除了能夠感覺到這些人‘對於被跟蹤真的不在意’之外，更多的是感受到這些人是真的很熱衷和享受在‘商廈裡購物’。
這讓他們真的不解‘這商廈到底在哪方面特別吸引人了’。
大約在10點50的時候，去大學調查陳成室友及女伴的人員，發回消息:對於陳成室友是‘查無此人’，對於那個女伴則是發來了照片以供確認。
王先生覈對照片之後，確認此人絕不是他自己所見之人。
警方這邊立刻把在商場內拍攝到的‘那個女伴的正面照片’、以及陳成室友的照片發給對方，讓對方交給學校的那個女學生，查詢對方是否知道這兩個人。
至此，專案組是把陳成室友這一干人等，完全徹底的重視起來，相關辦案人員的注意力，也全部都放在了這個案子上。
再說‘臨時負責人’這邊，在與兩個電影學院的女生分開之後，他們這一對並沒有直接和陳成三人匯合，而是一邊繼續在商場裡邊轉悠，一邊會借固和一些顧客搭話。
由於沒有多餘的竊聽器，警方無法對‘臨時負責人’兩人進行竊聽，又擔心靠的太近會被發現‘跟蹤的企圖’，故而他們無法得知他們的對話內容。
這使得對他倆進行跟蹤的人員，有些手足無措，因爲無法確認哪些人是這兩人的同夥，而跟蹤方的人員數量畢竟是有限的；而在這有限的人員中，還有王先生的功勞。
如果不是由於他提議的緣故，那三個先期前來幫忙的派出所民警，這時就不會繼續被留下來協助，而是已經被打發回原單位了。
當最後感到實在是人手不夠時，警方不再對與這兩位交談過的人員，進行分頭跟蹤了，而是僅僅把這些人被拍攝的照片，發至現場指揮部，交由王先生等三人進行分類甄別。
這也是基於警方現在已經知道了‘這些人的大致行動計劃’:至少在11:10分的時候，這些人會在公交站匯合。
不過從這些被拍攝的照片中，王先生居然沒有看到那個在米線店內所見到的‘另外一個男子’，這讓王先生很有些困惑和不安，畢竟不在掌控中的人，才最有可能成爲大隱患。
其實陳成不是沒有和‘臨時負責人’接觸，而是他們在接觸時並沒有進行明顯的語言交流，只是由‘臨時負責人’唸叨了一句:“11點10分。”
也因爲他們之間沒有明顯的溝通行爲，故而陳成並沒有被人拍攝入照片。
大約在11點05分的時候，大學那邊的調查人員，也反饋回最新的消息:“被詢問的女大學生對那個冒充她名字的女子、以及陳成室友都沒有見過。”
王先生這時突然想到一事，他連忙對警方負責人說道:“讓對方拍一下那個女學生的學生證照片發過來，看看和我見到的一不一樣。”
恰好女大學生的學生證是帶在了身上，對方很快的把所拍攝的學生證的照片發過來，王先生一看就說道:“那兩人給我看的學生證樣式和內容格式，都和這個明顯的不一樣。”
這時候，陳成這一干9人，都已經匯聚在了公交車站，而警方人員則是不斷的拍攝在公交站等車的人員，並隨時將之發給他們3人——這現場指揮部。
一直在留意觀察照片的王先生，也認出了‘陳成這個熟人’。
當陳成被確認之後，後援的辦案人員特意預留的最後一個竊聽器，被要求放置在他的揹包裡。
這是整個專案組目前能夠調動的第四個竊聽器；第三個竊聽器是被放置在了‘臨時負責人’的揹包裡。
11:08分的時候，隨着已經明確的嫌疑人都登上了10路公交車，警方判定這一夥人不會超過12人。
既然對方約定的是11:10分匯合，這還不到點呢，所有的已知人員都已經都上車了，這說明對方人員已經匯聚齊了。
目前能夠讓警方滿意的局面是:這些人並沒有表現出暴力的傾向。
能得出這個結論的原因，一是因爲從所竊聽到的這些人的話語交流中，沒有涉及這方面的內容。
再一個也是因爲:警方在這個公交車站附近，事先停了一輛偵查車，並通過車上的高端設備、對所有前來候車的人員進行了透視檢查；除了在有些人身上發現有疑似水果刀的物件之外，沒有發現有其它危險品。
當現場指揮車也隨着公交車的開離而啓動之後，王先生突然想到了一個問題:“沒有見到那另一個男子與這些人碰頭，他們的‘11:10在公交站候車’，也是臨時定下的，那這另一個男子又是如何知道的。”
進而他又想到了一個詭異的問題:“爲什麼他們不用手機打電話呢，爲什麼相互溝通這麼簡單的事情，他們不採取簡單的方式，反而要搞得這麼神秘、還要悄悄的進行見面聯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