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參加學生代表會後一天中午。與同寢室的況蜀芳、謝文津和她的丈夫孟寶琴，還有幾位常參加英語會的香港同學，一起到校門口一家小餐館聚餐慶祝畢業且惜別。
大家興致頗高，居然要了一大瓶高梁酒（大約那裡只有那種酒）。店家拿來的是小茶杯作酒杯，並且端來小碟子的花生米和豆腐乾，連那粗瓷碟子上的花紋都與樂山河堤下茶館的相同（大約是長江文化吧）。
三江匯流的古城，暮春三月，雜花生樹的美景，攜手漫步的朋友已成陌路，一年之間，我竟置身這樣喧囂複雜的情境，恍如隔世!大家舉杯之際，我竟端杯全乾，一連幹了六杯，把大家嚇得不知如何是好。文津和蜀芳把我夾着走回宿舍，路並不近，大家連腳踏車都沒有，我兩隻腳好似騰雲駕霧一般，踩着虛空，竟然走了回去，進了宿舍房間倒在牀上立刻人事不知。
第二天醒來，思前想後，今後何去何從?
大學畢業了，工作、愛情皆無着落。蜀芳先回四川家鄉，文津急着回山西與家人團聚。我從有記憶以來，就沒有可回的故鄉。父親在京滬忙碌，媽媽在北平暫居，哥哥在國共拉鋸戰的東北戰場作隨軍記者。那時女子就業的職場極窄，我仍想讀書進修，桂質廷院長因團契的關係爲我申請到美國霍利約克學院的入學許可，但父親不同意我出國，他認爲我應先考慮婚姻再談出國進修，否則以國內局勢之變幻莫測，一生與家庭隔絕，會成爲孤僻的“老姑娘”。
繳了畢業考試最後一張考卷出來，是個炎日當空的正午。如今連最後奮鬥的目標也沒有了，我大學畢業了，身心俱疲回到宿舍，在半空的房間裡，痛哭一場，爲自己茫茫前途，也爲國家的迷茫，悼亡傷逝。我父親在我這年紀一心要救的中國，如今處在更大的內憂外患中不知何去何從？當年幼稚狂妄地想讀哲學瞭解人生，如今連自己這渺小無力的心靈都無處安放了。
尚好在迷茫之中，理性末滅。父母尚在，他們在世之日，我就有家可歸。
終於到了最後航行長江之日。六月下旬，我與幾位香港僑生同學餘麟威等人由漢口搭船回上海。那艘江輪有船艙，艙裡悶熱，令人坐臥難安，而沿着全船的欄杆，用粗麻繩連環綁着近百名年輕男子（新兵），去支持在北方的剿共戰爭——那時不可以說“國共戰爭”。
船行半日一夜，艙門外綁着的士兵看到我們喝水，眼睛裡的渴，令我們連水都喝不下去，有時就偷偷給他們喝一些，另一段的兵就求我們也給他們一些。
這舉動被巡察的軍官聽到，過來察看，他說會定時發放飲食，請我們不要破壞軍紀，軍隊調動的時候，最怕鬆動和逃兵。
在那樣的大太陽下，有些兵的臉和嘴焦黑乾裂，我們把悶熱的艙房關上門，纔敢吃飯喝水，因爲吃喝每一口都自覺有罪惡感。
當天晚上倦極睡去，朦朧中聽艙外人聲喊，“有人跳水了…”軍官用大電筒往水裡照，長江正在漲水期，滾滾濁流中，一個小小的軀體哪有生路？
有一個兵開始哭泣，引起更多哭聲。一個粗重的聲音厲聲說，“再有人哭就開槍!”哭聲戛然而止，黑暗中一片死寂。
在我有生之年，忘不了他們枯乾的顏面，忘不了他們眼中的渴。有時在電影看到西洋古戰場上，威武戰將後面舉着盾牌奔跑的兵，我都流淚。古今中外，那些在土地上沙沙地跑、“一將功成萬骨枯”的兵都令我悲傷，它具體地象徵了戰爭對我心靈的傷害。
又見上海…不過是一年時光，對於我卻似隔世前生，不堪回首。
我有了家，爸爸在上海復刊《時與潮》，由北四川路遷至原英祖界的極司斐爾路（勝利後改名梵王渡路）的一所大房子，是租住的市產，曾是市長官邸，日據時期有許多神秘的傳說。《時與潮》與東北協會在重慶的工作人員和家眷住了大半房間，給爸爸留了三間。漸漸有許多當年地下抗日的同志，到上海來也住在裡面，人氣旺盛，每天進進出出，無數多年睽隔的老友重逢，說不盡別後的驚險歷練……。
我在上海住了一星期就去北平與母親相聚，爸爸希望我在北平找個工作，也幫忙照顧家庭。在那時，似乎也是我唯一合理的路。
我大學畢業回到北平，對於我母親是一大安慰“在她心中。我長大了，可以自立了，而且也成了她可以商量心事的女兒。”
她回到北平一年，似乎所有的“還鄉夢”都幻滅了。東北家鄉的剿共戰爭打得激烈，兩軍在長春四平街四出四進，真正在血戰。許多在滿洲國那十四年中忍氣吞聲作“順民”的人，也往關裡逃難。我家在北平大羊宜賓衚衕的家成爲親友投奔的目標，所有的房間都住滿了人，每頓飯開兩桌，有時還開第二輪。兩位姑姑家十口，我家四口。三位堂兄弟（振庸、振飛、振烈），兩位表兄和家鄉新來的鄉親。那時物價已經不斷漲高，我們餐桌上的菜已只能有三、四種大鍋菜，茄子燉土豆、白菜燉豆腐加肉塊，量多就不是小鍋精緻的好菜了，姑姑的孩子和我兩個妹妹都是十四、五歲到十歲左右，正在成長又不懂人間疾苦的年紀。
爸爸每月寄來的錢都跟不上物價波動，我母親的角色就很難演了。她趁我回去，就跟因公回東北的父親走了一趟東北。而且冒險一個人回了她的孃家新臺子給姥爺、姥娘、三位舅舅上墳，住了幾天。在那段時期我幫兩位姑姑買菜，應付開門七件事，才知道開銷之大，我父親每月定時匯來的錢已不敷支出。
北平城裡謠言四起，津浦路常常被挖了路基或起了戰事而不通。我母親從家鄉回到北平，萬分憂愁。她連可以變賣的首飾都沒有，當年陪嫁的首飾和多年節儉存下不過數千元銀洋，都在抗戰末期被銀行奉命換成當時貨幣，後來只夠買一匹陰丹士林布。津浦路若斷了，飛機票更別想買得到，爸爸那時在京滬工作，她一個人帶兩個小女孩如何生存？更何況還有兩個姑姑的十口人?夜晚我睡在她房裡臨時搭的牀上，聽見她一直在翻身、嘆氣，我就說，“媽，你不要嘆氣好不好，我都睡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