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英譯選集之後，我在世界各處開了許多大型的文學會議，在聖約翰大學這場真正的羣英大會，我第一次看到政治的炎涼如何移轉到文學界的炎涼，也第一次看到了文革的厲害，進而促使我以宏觀角度省思“臺灣文學”的定位與定名。
那真是一場盛會啊……所有人都很興奮，所有的眼睛，所有的耳朵都充滿了好奇，專注於首次在西方世界現身的鐵幕作家身上。中午吃飯，我被安排與他們同桌，大約是象徵兩岸交流，而我看起來是最沒有戰鬥精神的人吧!首次見到對岸的人，都不知道問題從何問起纔好，他們知我家鄉在東三省，說:“回祖國看看吧:”大家只好傻笑。夏志清興致很高，他說：“你們到了美國，多看看吧，，”
午餐後回到會場，正在聽大陸作家一篇文壇近況報告，突然會場門口一陣喧譁，在一大羣人推推拉拉制止不住的混亂中，奔進來一個高大漂亮的年輕中國人，他直朝大陸作家衝去，大聲喊叫:“你怎麼好意思代表那個暴政到此講話?”接着佔據了講臺。嘶吼喊叫控訴文革的殘酷。主辦的師生好不容易把他拉到門外，他在門外還罵了一陣才被勸走。大家驚魂甫定才知道，這年輕人即是那時在西方世界暢銷，揭露大陸文革慘相《革命之子》（SonoftheRevolution）的作者——樑恆。他與共同作者夏竹麗結婚得到美國政治庇護，得以英文寫完並出版此書。《革命之子》敘述文革的種種暴行，使西方世界看到大陸幾成人間地獄，那些紅衛兵之兇狠無人性，令讀者寒慄，血脈貫張。我讀時悲憤地想：這是我念念不忘的祖國嗎?
趕走了鬧場的人，會場氣氛已變，最初單純的興奮與好奇被破壞了，早上各種立場的演講與所營造的表面平靜都不見了。儘管講臺上照程序進行論文宣讀與講評，臺下的人多在悄聲討論剛纔鬧場者的背景和他的控訴。大家對錶情尷尬的大陸代表的好奇心就更復雜了。當時，二次大戰後美國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新一代的“漢學家”幾乎都在場，他們怎麼想?而我，在離開大陸三十多年後第一次看到鐵幕後的真人真事，內心激盪，好似看到一片歷史真相的實況，不是任何電影或文字所能呈現的真實。令人傷心。
會後我在紐約停留數日。一天晚上，我臺大的學生，《中國時報》記者林馨琴邀約晚餐，在座六人，有兩位就是《革命之子》的作者。飯後受邀到他們的小公寓，談到深夜。他由靜靜的敘述轉爲激動，有些書中未載的情景。人對人無法言說的背叛與殘暴，令聽者豈止驚駭落淚而已。是什麼樣的警醒力量，使這二十多歲的紅衛兵在那樣血腥的浪潮中，遊向人性的岸邊，對自己參與的暴行提出控訴?是什麼樣的政治魅力驅使數代的青年，從學潮到文革。相信只有推翻和摧毀才能建立新中國?這些人的心。若非真變成麻木無情，必也是傷痕累累，如何得以平復回到正常的人生呢？當他們長大，統治中國，那將是怎樣的國家呢？
夏天的夜晚，走在紐約街頭，真不知人間何世!我清晰地記起自己二十歲的時
候，躺在武大女生宿舍閣樓的斗室中，仰望滿天的星斗，在三江匯流的水聲中，爲侯姐姐罵我沒有靈魂而流淚，只因爲我不願隨她再去讀書會，讀那些俄國階級鬥爭的書，唱那些幼稚的“東方紅，東方出了個……”我記得在樂山狹窄的街上，學潮隊伍中仇恨的口號和扭曲的面孔。一九四七年，我若沒有來到臺大看到那兩屋子書而留下來，我的人生會是怎麼個樣子?
那些年在西方，同樣令人震撼的文革真相名著還有西蒙列斯（simonLeys）《中國大陸的陰影》和白禮博（RichardBernstein）《來自地心》等，大陸的“傷痕文學”到臺灣出版，又是多年之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