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弗魯先生帶着李玉龍和詹姆斯·狄斯累利繼續在古籍陳列室裡面溜達，他們走到了一處存放古印度古籍的陳列臺前面。
倫弗魯先生看到了這些古印度古籍的時候，非常驕傲的對李玉龍說道：
“李，我們學院的古籍陳列室裡面的這個地方，是世界上存世的印度古代典籍涵蓋最全面和保存狀態最好的博物館，沒有之一！
從摩亨佐達羅和哈拉帕兩個大城市遺址之中的印章圖案，到雅利安人的吠陀文獻，再到佛陀時代的貝葉佛經，我們這裡應有盡有。
可以這麼說，古代印度的歷史全都在我們這裡面了啊，就連印度本土的博物館都沒有我們這裡的全面，可以說是我們英國人發現了古印度文明，拯救了古印度文化！
我們不但拯救了古印度文化，我們還拯救了古埃及文化，古希臘文化。
就連你們中華文化，號稱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過的文明，你們的萬園之園圓明園的大量文物還是因爲在我們聯合王國的各個博物館裡面妥善保存着，才免於毀於你們自己的戰火和內亂之中。
聯合王國過去不單單是日不落帝國，還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贊助者和藝術保護人。
世界上所有的發展中國家和古文明都應該感謝我們爲他們保存了自己的古代文獻和文物，讓他們可以一窺自己祖先的榮光！”
李玉龍雖然表面上表現出來了一臉的恭順和豔羨，但是其實他的內心裡面是極其鄙視這位倫弗魯先生所說的論調的。
他知道這些英國本土的歷史學家所顯擺的這些印度古代的古籍文獻，其實全都是他們的祖先在殖民時代從英屬印度殖民地裡面掠奪過來的。
就像當年英法聯軍在萬園之園圓明園裡面，燒殺搶掠的強盜罪行之中，搶掠華夏國寶是一個樣子的！
而這些英國佬兒不以爲恥，反以爲榮，把從別人的國土和家鄉搶過來的文物瑰寶，還要加以公開展覽和發佈研究成果，這其實就是一種強盜公開炫耀贓物的流氓行爲。
恐怕說“殖民主義”是一種強盜行爲的邏輯根源，就體現在這種是非顛倒的考古學研究之中了。
李玉龍認真聽着倫弗魯先生的介紹，他知道了這裡大概就是他要替阿什麗·曼森尋找的《摩訶利莫德薩訶》的貝葉經書的所在地了。
倫弗魯先生指着展覽櫃玻璃板下面儲存的一部部貝葉經說道：
“你們看，這就是珍貴的貝葉經，這些經書不光是佛教經典，還有很多記錄古代印度文明歷史的吠陀經典的古籍，還有一部分其它類型的梵文文獻。
李，你知道古代印度人是怎麼製作貝葉經的嗎？”
李玉龍正看得起勁的時候，突然聽到倫弗魯先生的這種問話，知道是這個老傢伙在給自己出考題，要考察自己的學養。
詹姆斯·狄斯累利在一旁偷笑，他也想看看李玉龍對於這種非常偏門的歷史考題的瞭解程度，因爲貝葉經的製作方式對於非古印度古籍的研究者來說，一般都是他們知識結構之中的空白。
就拿詹姆斯·狄斯累利自己來說吧，他只是知道貝葉經是由一種大樹葉製作而成的，但是對於如何製作貝葉經，他則是一無所知。
李玉龍心想，既然你想要考考我，那麼老子就給你露兩手吧，殺一殺你這腦子裡面有根深蒂固的殖民主義優越感和西方中心論的，傲慢無禮的老頭子的威風，讓你知道知道我們華夏學者的淵博！
於是李玉龍便開始用從語言學校裡面學到的倫敦腔，開口講解道：
“哦，倫弗魯先生，您問的這個問題我還正好有所瞭解，那我就獻醜講一講了。
貝葉經實際上是貝多羅樹的葉子，它是一種大葉棕櫚，它的葉型頎長寬廣，它的顏色光潔潤澤。
製作貝葉經要先把貝葉從貝多羅樹上砍下葉片，用鋒利的裁刀，將貝葉按照同一規格，一般是等長的矩形，一片一片的手工修割整齊。
再把三片到五片的矩形貝葉片捲成一卷捆好，放入沸水鍋中煮制。煮制的時候要加入酸角或檸檬等天然酸劑，使貝葉表面上的蠟質葉皮脫落，這其實是一種原始的酸洗工藝。
這一煮制過程一般要持續半天的時間，直到貝葉片由淡綠色變成白色，才能從鍋裡取出來。
再把煮制和酸洗好的半成品拿到河邊用細沙子搓洗乾淨，然後使用平整的恆河或者印度河的沉積岩石片將貝葉片壓平，榨出多餘水分，然後在柔和的陽光下晾曬。
再把曬乾之後的貝葉片架在寺院的長廊上面風乾，讓貝葉片通風一段時間之後，再訂成所謂的‘匣’。
製作貝葉經匣以硬木材料或者金屬材料爲宜，一般爲前後兩片，均刻有精美花紋。
貝葉經匣一般長約一市尺半，寬約四寸，距貝葉經匣兩端約半市尺處各鑽一個小孔。
然後把一片片曬乾壓平經過透風處理的貝葉緊緊夾在兩片經匣中間，兩頭用繩子綁緊，然後用專門的釘子沿經匣兩邊的小孔將貝葉鑽通，再穿上搓好的線繩，按五百至六百片貝葉訂爲一匣。
訂好以後，用刀刃輕輕把貝葉匣兩邊露出的頭寸修光滑，並用專制的墨線弓，按照刻寫格式，把墨線輕輕打在貝葉上，留待以後刻寫。”
講到這裡的時候，倫弗魯先生和詹姆斯·狄斯累利已經開始明白了面前的這位年輕的華夏國學者絕對是一個滿腹經綸的牛人。
而他們倆人一個想難爲他，一個想看他的笑話的初衷看來是無法實現了，而且說不定自己還得接受一次來自古老東方的再教育。
李玉龍已經看到了這兩位各懷鬼胎，優越感滿滿的白人學者的眼神開始變得順服了，於是他繼續炫技似的講述道，
“在刻寫的時候講究使用不同種類的工具。
最初在印度，只有婆羅門僧侶和祭司纔有刻寫貝葉經的特權，他們使用的是一種特製的鐵筆。
這種鐵筆所使用的鑄造技術是德里的阿育王鐵柱的鑄造技術的鼻祖，鑄造成型之後，這種鐵筆可以保證不生鏽。
鐵筆的尖端就像現在的雕刻刀一樣鋒利，用它在墨線的格式之間刻寫上梵文天城體，然後再用不易褪色的天然植物染料在刻痕上塗抹，留下清晰可見的字體痕跡。
貝葉經的製作方法通過南方的身毒之路傳到了華夏國的彩雲之南地區之後，當地的傣泰民族則因地制宜改成了用鐵簪子刻寫。刻寫好以後，用植物果油摻鍋底的黑煙，塗於刻好字的貝葉上，再用溼布擦拭一道，貝葉上的字跡就清晰顯現了。
而貝葉經在跨過喜馬拉雅山脈之後，進入到了青藏高原地區，藏區的各種宗教僧侶卻很好的保留了古代印度的這種鐵筆刻寫方式。所以我們現在才能知曉鐵畫銀鉤的刻寫方式。
刻寫好的經書會在裝訂成冊以後，在四周邊沿塗上一層金工精細，規格統一的彩漆，然後抹上金粉，因而給人一種精湛、古樸、大方、美觀之感。
因它是用鐵筆或者鐵簪將文字刻寫在貝葉上的，並塗以顏料或者炭黑，所以不但字跡清晰，而且擦不掉抹不去，適於長期保存，字跡經久不滅。
而貝葉的載體材質經過酸洗、水煮、壓制、風乾等工藝特殊的處理，所以可以防蟲、防水、防變形，經久耐用。
字體和載體二者全都是經久耐用的，這就是貝葉經可以保存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真正原因。
倫弗魯先生，其實對於貝葉經的製作工藝的研究，在我們的國家裡面不只是考古學研究的對象。
在我們華夏國的彩雲之南地區和青藏高原地區，貝葉經的製作程序至今仍舊在寺院僧侶和宗教學者之間流傳着。
而據我所知，詹姆斯·喬治瓦特先生就是通過向藏區喇嘛學習才懂得了貝葉經的製作方法的！
貝葉經的製作和記錄是一門大學問，我想光在這裡用三言兩語是斷然無法說清楚的。
不過我在華夏國的論文集裡有一篇文章就是專門論述這個題目的，倫弗魯先生，您如果感興趣的話，可以上網去搜索一下子。
呵呵……”
當李玉龍講解完了有關貝葉經的一系列的知識之後，倫弗魯先生和詹姆斯·狄斯累利在一旁全部都目瞪口呆了。
尤其是那個倫弗魯先生對李玉龍的才學終於有了一個衝擊性的認識，他也知道自己剛纔是在班門弄斧了，沒考住李玉龍，反倒讓他露了一個大臉，張了一把面子。
雖然有些赧然，但是倫弗魯先生還不能表現出來，但是他對於眼前的這位來自華夏國的青年留學生的淵博學識，他還是從內心升出一股讚歎。
因爲在倫弗魯先生的思想之中，有色人種的留學生都是來劍橋大學偷師學藝的。
在學養上，倫弗魯先生一直認爲有色人種要比盎格魯-撒克遜人差得很遠，所以他提出這個有關貝葉經的問題也有難爲一下李玉龍的考慮。
可是讓他沒有想到的是，面前的這位年輕的華夏國學者，不但回答了他的問題，而且還居然寫過一篇論文，他分明就是這方面的一個專家嘛！
倫弗魯先生覺得爲了讓自己不至於在李玉龍和詹姆斯·狄斯累利面前太丟面子，後面的介紹過程中他還是少提問題的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