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文化的聯想
對武漢這個城市，我的感情很複雜。我在武漢的生活時間超過了我在故鄉的生活時間，從這一點講，武漢是我的第二故鄉。但這座地處九省通衢的特大城市，一直都讓我感到陌生。這種陌生不是語言，不是生活習慣，亦不是表達感情的方式，而是一種文化的隔膜。近年來，也有不少人試圖概括武漢的特徵，比較集中的觀點是說“武漢是一座市民化的城市”。我個人理解，這種評價含有貶義。因爲市民化的生活，讓我想到了散漫、雜亂，關注身邊的雞零狗碎而欠缺長遠的目光。但這樣一些現象，似乎不足以確證武漢的文化身份。若果真如此，爲什麼清朝末年張之洞督鄂時領導的改革，能夠在武漢轟轟烈烈地開展並影響全國呢？茲後，又爲什麼偏偏是在武漢而不是在北京、上海或中國的任何一個地方打響推翻清朝帝制的第一槍呢？如果是一羣沒有理想的市民，能做出這樣驚天動地的開創史詩的事功嗎？
武漢的確有俗的一面。比如餐廳的名字，在上海，所有的餐廳取名都很洋氣，而成都的都很雅，但在武漢，類似於“王胖子火鍋”“李矮子甲魚”這樣的店名不在少數，可謂俗到極致。以俗爲時尚，是武漢城市文化的特徵之一。
作爲武漢人，我有時候很自豪，有時候又很沮喪。我的朋友，山西作家趙瑜不止一次說他喜歡武漢，他說從飛機的舷窗裡俯瞰這座城市，山環水繞，雲蒸霞蔚。武漢不只有大格局，還有大氣象。日前，我去西安，《白鹿原》的作者陳忠實先生又與我談起武漢，他對武漢下的讚語是：“這座城市很特別，既有南方的柔媚，又有北方的粗獷，南北交匯，東西對接，什麼地方的人都能在這裡找到適合自己的地方。”每每聽到這樣的話，我就自豪。但是，在我的另一部分朋友，即商界人士中，對武漢的評價則與文人迥然相異。有一次，兩位潮州商人與我在歐洲相遇，同在異鄉，兩位仁兄對我非常熱情，但是，當他們得知我是武漢人，立刻就和我疏遠了。我百思不得其解，詢其因，其中一位潮州人氣憤地告訴我：“我這輩子經商，唯獨兩次上當受騙，都是栽在武漢人手上，因此發誓再不跟武漢人交往。”不少商界朋友對我說：“武漢的地域條件這麼好，商業土壤卻並不令人滿意。”這樣一些評價使我沮喪。這也就是讓我對武漢這座城市感到既親切又陌生的原因。
商業與文學，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作家與商人，從自身的感悟或經驗出發，對武漢的看法如此對立，這件事不能不引起我的思考。
前面說過，我與武漢多少有一點文化的隔膜，說起來也屬正常。多少年來，我一直崇尚精英文化，而武漢這座城市，似乎有一種天生的蔑視權威的傳統，這應該是楚人的傳統。李白的詩“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第一個嘲笑孔子的人，是楚人；第一個發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也是楚人；第一個豪邁地唱出“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人，還是楚人。有這種心態，人便不存敬畏。這種狂人文化的胎記，數千年來代代相續。武漢作爲今日楚文化的中心地，表現出這個文化特徵，也不足爲奇。
人類的歷史，概括起來只有兩個字：一是“破”，二是“立”。不存敬畏的人，方能做下“破”的事功；常存大悲心的人，方能下足功夫做“立”的事業。破與立，即毀滅與創造。在社會的轉折期，不存敬畏的人，方爲真英雄；在社會的建設期，涵養大悲心的人，纔是偉男兒。破與立既是不同的事功，當然也就有着不同的遊戲規則。若混淆規則，則該破的破不了，該立的也立不起來。
從歷史上看，每逢歷史轉折期，武漢便能閃射出特別的光輝。這是因爲楚人深諳“破”的法則。“破”字當頭的人，是天才，追求的事業境界是“驚天地，泣鬼神”；“立”字當頭的人，是人才，孜孜追求敬天法祖，建立社會的和諧秩序與富庶的時代生活。天才是神龍不見首尾，偶有則可，太多則亂；人才是社會進步的發動機，多多益善。
借題發揮說破與立，似乎跑題了。但我是因武漢而生髮以上聯想的，這聯想實與武漢存在精神上的聯繫。由此我想到，我的作家朋友們喜歡武漢，乃是因爲文學的上乘是在“破”字上下功夫。而商業則不同，健康發達的商業文化，只能是“立”字當頭。搖錢樹不可能在電閃雷鳴、雨狂風驟的環境中茁壯成長。
可喜的是，“破”字當頭的武漢人，在持續改革的中國，在民族振興的盛世，已生出了澆灌現代文明之花的大悲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