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實精神與當代意識
——在鳳凰衛視《世紀大講堂》的講演
我今天的演講題目是《史實精神與當代意識》，我想對大家說的第一句話是：一個歷史小說家首先必須是一個歷史學者。
2001年我參加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印度的時候，遇到一件很小的事，但當時對我有很大的啓發，引起我的思考。印度的朋友們招待我們看印度的歷史題材電影《阿育王》，我們幾位中國作家對它表示了極高的讚賞。第二天和印度的作家以及學者同行們說到這件事的時候，他們表現得和我們完全不一樣。他說這是給你們外國人看的，這不是我們真正的阿育王，這是美國好萊塢電影的表現模式，爲迎合美國觀衆的口味而篡改了歷史。由此可以看到，懂不懂這一段歷史成爲我們欣賞這部電影的分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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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這件事，我就想到一個作家的責任。我們這個民族和國家的歷史應該用一種什麼樣的文學觀與歷史觀進行準確的表現。要讓自己的歷史文學作品能夠真正地反映自己的民族歷史的精神特質，這就要求一個歷史小說家首先是歷史學者。當這個觀點確立之後，第二個問題便出現了：我們應該當一個什麼樣的歷史學者呢？我認爲有三點必須做到：第一是史實；第二是史鑑；第三是史膽。
歷史知識這是最起碼的，叫史實。所以一個作家選取某一段歷史來作爲自己描寫對象的時候，他一定要認真地研究這一段歷史，包括它的人物，它的文化，它的風土人情，它的典章制度。事無鉅細，所有的問題都要進行認真的研究。這個過程比寫作的過程要難得多。所以我在研究張居正歷史的時候，整整花了五年的時間，做了大量的筆記，走了很多地方。
我講一個例子，萬曆一條鞭法的啓動首先是丈量田畝，當時丈量田畝的原始文件的格式是一個什麼樣的呢？我查閱大量的資料，在西安歷史博物館裡面有一份當時的地契。我爲了這一份原件，專程趕到西安去拍攝研究這一份地契。
在我的《張居正》的第二卷裡一開頭寫到北京的白雲觀，我把白雲觀的歷史資料全部都看了。但僅憑資料寫作是不夠的，還得實地踏勘，於是我早上坐火車到北京，一下火車站，叫了一輛的士直奔白雲觀，我按圖索驥，拿着明代的、元代的白雲觀的圖來看今天的白雲觀，哪些地方改了，哪些地方錯了，我看了很多，然後我一一地校正，一一地做筆記，晚上又坐火車回到武漢。之前白雲觀這一章，我開了七八次頭，都沒有開好。爲什麼呢？我是憑史料，等我到了現場回去以後，寫起來就非常順。大家如果有時間可以看看《張居正》第二卷，第一節寫的白雲觀就比較活靈活現地展現了明代白雲觀的風貌。類似於這樣的一些事情，你要很仔細地去考證它。這種考證的工作，一般的作家他可能不屑於去做。那麼在還原歷史真實的時候，就顯得底氣不足。如果說典章制度、建制這樣的一些考證工作，還容易一點，最難的是對時代心理、文化特質的把握，這個非常困難。
我在書裡面寫到了一個人物叫玉娘。這個小姑娘當時十七歲，是一位江湖大俠把她精心培養，送給張居正的前任首輔高拱。今天大家可能會說這是多麼的腐敗，身居高位還如此玩弄女性，這不是高尚的情操。那麼這樣一種文化心態恰恰是今天的，而不是明代的。明代最好的朋友給你送這種姑娘去，是有一個前提的。高拱那一年六十歲，河南新鄭人，他娶過兩個老婆，都沒有給他生兒子，他只有兩個姑娘。在明代忠孝思想非常濃的情況之下，孝是最大的內容之一，而傳宗接代是孝的核心思想，就是你必須有兒子承繼你這個家族的香火。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嘛。這樣一來，他的朋友們就要去給他置辦小妾，爲的是傳宗接代生兒子。由此來說明，在小說中表現明代的價值觀。明代的文化和今天的文化觀念是不一樣的。在明代，不會用男女作風問題作爲攻擊別人的一種藉口和理由，這就是文化的真實。
典章制度的真實、風土人情的真實還比較容易做到，文化上的真實是很難做到的。一個是形而下的，一個是形而上的。我們研究精神文化遺產，也就是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就屬於非物質的這一部分，是一種精神上的狀態。這就是我說的第一個問題，史實。
第二個問題史鑑，就是以史爲鑑。我認爲所有的歷史小說家，他不會無緣無故地選取一段歷史，一個人物去寫的，他一定有自己的創作動機，他要對當下的生活提供一個思考的空間。歷史小說家的情懷就在於他深切地關注當下，通過歷史的某一段生活的再現，給今天的人打開一個新的思想的空間。那麼對歷史某一段特別事件的批判、分析，對某一個人物的讚揚或者批評，一定是帶有濃厚的作者的主觀思想。
大家都知道，吳晗先生寫的《海瑞罷官》，這個曾經引發了中國的一個很大的政治事件。對海瑞的定位是吳晗先生的主觀意識：清官好，清官就是不腐敗。在我研究這段歷史的時候，我特別關注到海瑞這個人物。結果我得出來的結論和吳晗先生不完全一致。爲什麼呢？海瑞是一個清官，這是可以肯定的，但海瑞不是一個好官。張居正上臺的頭三個月，他曾經借皇帝的手發了一道詔令，就是命令全國副省級以上的，就是我說的三品以上的高級官員向朝廷推薦一至三名可以擢用的人才。當所有推薦人才的表在吏部彙總的時候，得票最多的是海瑞。這時候海瑞已經是第二次被罷官了。第一次是嘉靖皇帝罷他的官，第二次是隆慶皇帝罷了他的官。現在是到了嘉靖皇帝的孫子萬曆皇帝上任，又有這麼多人推舉他。吏部尚書楊博跑來找張居正商量，問海瑞這個事情怎麼辦？
張居正說了一段話，這段話就是屬於史鑑的內容。張居正說，我不打算用他。張居正認爲清廉，清正，是好官的內容之一，但不是全部。張居正的觀點是，好官必須讓老百姓得到實惠，讓朝廷放心。他說海瑞在他執掌一方大權的時候，地方財稅急劇降低。他是真正的理想型的劫富濟貧，他不是從生產力上發展。這樣一來，他在管理南直隸的時候，富人都紛紛把戶口轉到隔壁的松江，爲什麼呢？怕他。他太理想主義。張居正說我現在如果重用他，勢必要讓他當封疆大吏，這樣一方百姓幸福指數恐怕就會降低，而國家的財稅恐怕就會流失。如果安排他一個閒職，別人又會罵我張居正不重用清官，如此之下，我倒是覺得乾脆讓他在家待着完成他的清名。
我在我的小說裡面對這樣一件事情做出了我自己的評判與分析，沒有附和吳晗先生的觀點。我的一個觀念來自我對這段歷史的研究。看了不少與海瑞、張居正同時的一些名人的筆記文章。最有力的一個證據來自李贄。他是晚明的思想家，他跟海瑞、張居正是同代人。李贄對這兩個人的評價是：張居正是千古宰相，國家棟梁；海瑞是萬年青草。青草是非常好看的，也是非常聖潔的，但絕對當不了棟樑。李贄作爲一個狂人，當時就有這種評價，可以說是很有見地的。應該說，《海瑞罷官》這部戲劇影響很大，我並不是有意和吳晗先生唱反調，而是憑藉自己獨立的評判能力和思考得出不同的結論，這就是史鑑。
第三個史膽，一個作家對某一個人物做出自己的判斷，不從流俗，不阿附權貴，這就是史膽。當時我在寫《張居正》的時候，我覺得我提煉了一個觀點，就是循吏和清流。清流就是坐而論道，你讓他具體去幹任何一件事，他辦不成，但說起來頭頭是道。循吏什麼人呢？就是小平同志說的，不管白貓黑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他可能在有些問題上，首先不做道德上的判斷，而是想着該怎麼做成。我知道按照當今我們的一些標準，我如果提煉出這一個觀點，它可能同我們流行的一些哲學、一些文化人的觀念有衝突。但是從歷史上看，清流誤國的事不少，北宋的王安石改革之所以失敗，就因爲他過於清流，缺乏政治家的變通。
我們不要住在某一個觀念裡面，佛家的觀念叫“勿執”。比如說我要保持我的崇高，一個人一味地崇高，做好人可以，做政治家不行，做企業家也不行，做文學家也不行。做好人，一輩子做好人，絕對成就不了偉大的事業。那麼我在寫清流與循吏的時候，最大的衝突發生在萬曆五年，就是“奪情”事件。按明朝規定，父母雙親去世，官員一律都要免職，回家守孝三年。如果不回家，皇帝留他繼續做官，這就叫“奪情”。張居正的父親去世，萬曆皇帝不讓他回家守孝，要留他在朝廷裡面繼續從政，執掌朝綱。此時的萬曆新政初見成效，張居正若離開，必然會人亡政息，所以權衡之下，張居正也願意留下。試想一下，改革正在攻堅階段，如何能夠撂挑子回家去蹲茅棚三年？萬曆皇帝不敢冒這個風險，張居正自己卻肯冒這個風險。
但是，當時朝廷中的清流官員對張居正的“奪情”不給予支持，而是藉此大加撻伐，指責張居正貪戀祿位，不肯守孝。一時間，朝廷內外豪強外戚與清流官員結爲聯盟，形成聲勢浩大的驅張運動。在這種局勢下，張居正斷然使出霹靂手段，把反對他的清流，全部施以重刑，流放。改革是要付出代價的，這個代價牽扯到人的時候，某一個人可能就是悲劇。但是不能因爲一個人的悲劇，而阻礙我們整個改革的事業。萬曆五年到萬曆八年這三年，張居正如果回去守孝，改革肯定就失敗了。恰恰就這三年改革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奠定了萬曆時期的吏治與財政的基礎。
我自己是個知識分子，也是清流，我並沒有把我個人的愛好，個人的感情帶到歷史小說中。我通過冷靜的分析，認爲清流的坐而論道是沒有辦法讓改革推進的。所以這是我說的第一個問題，歷史小說家首先應該是歷史學者。
再說歷史小說題材的選擇。我在《張居正》獲獎的時候，有記者問我，你爲什麼要選擇張居正？剛纔**先生也這樣問我。我說我永遠要選取歷史上積極的健康的一面，來重塑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任何一個作家都有他自己信奉的歷史觀，任何一個國家的歷史都有它輝煌的一面，陰暗的一面，健康的一面，晦澀的一面。作爲一個負責任的作家，絕不會惡意地把我們民族過去的那些膿瘡挑出來給讀者看，而是會選擇我們這個民族當中一些閃亮的記憶展示給讀者。我們可以寫黑暗，但展覽膿瘡無疑是病態的表現。這是一個作家對自己民族的感情問題，立場問題。這是我寫歷史小說的第一個基本點。
第二個就是不能戲說歷史，更不能將歷史人物臉譜化，漫畫化。由此我想到前幾年的歷史題材的影視劇，帝王將相非常地氾濫，可是多半是漫畫化的、臉譜化的。我認爲產生這個原因，第一是這個作家的創作心態，他還不是很成熟。第二是這個作家對他所寫的這段歷史缺乏敬畏感。歷史小說家首先要對歷史有敬畏，你不要說人都死了，已經過去幾百年了，你就可以爲所欲爲。我是到四十五歲以後才知道手中筆的輕重和分寸。
對歷史人物的褒貶一定要有歷史根據，而不是你個人情感的宣泄。歷史小說的真實問題，千百年來都在爭論。歷史小說的真實也沒有一個客觀的、大家可以遵照執行的標準，全在於一個作家自己的把握。
在座的都知道《三國演義》是中國歷史小說的典範，但你要是完全按歷史真實去衡量它，你會找到很多硬傷。火燒博望坡那一章場景是深山密林，像太行山一樣的，其實真實的博望坡是一馬平川的平原。羅貫中先生顯然沒有到過博望坡。還有長阪坡大戰，華容古道里面的描寫與真實的地理情況完全不一樣。這是因爲古代交通不發達，不能像我們今天這樣朝發夕至到任何地方，他們只能憑空想象。但是爲什麼大家還是認爲《三國演義》比較好看和真實呢？就是對於一些表面上的這種真實，羅貫中有硬傷，但是在整個明代給他提煉的世界觀、歷史觀上，他是準確的。
明代是以忠孝立國，朱元璋從元代把政權接過來以後，他講究政權的合法性，他要證明自己是正統。《三國演義》正是從忠孝出發，以正統爲綱，正面歌頌了劉玄德。這是根據明代當時的文化形態而定下的這樣一個主題。第二個，忠孝立國是明代貫徹始終的一項基本國策，因此要塑造諸葛亮、關羽的文忠與武忠。這是明代提供給他的世界觀，也是明代的主旋律。沒有一個作家可以無視自己的時代精神，而去寫一個完全不沾邊的歷史小說。當下的情況是，凡是寫主旋律的作品，就難免臉譜化、扁平化。這又違反了文學與歷史雙重審美的標準。一個作家既要看到當下的時代精神，又要看到你描寫對象的文化質感。
第三個問題就是，應該從歷史寶庫中開掘時代精神，爲讀者提供思考的空間。但不能借古諷今，做不負責任的比附與調侃。什麼叫時代精神？我再舉一個例子，《西遊記》產生於明代的嘉靖年間，嘉靖皇帝是明代所有皇帝中最信道教的一個皇帝。在他手上大規模地拆毀寺廟，命令僧尼還俗。當時吳承恩在蘄王府當書記，就是給蘄王當秘書，沒有多少事幹。而那個時候的鄂東黃岡，也就是我老家，是爲中國道教提供精神和技術支持的一個重地。最受嘉靖皇帝信任的妖道陶仲文，就是黃岡人。這個妖道最後當到了禮部尚書這麼大的官。吳承恩住在蘄春，受到了當時這樣一個時代的感染，寫出了《西遊記》。
《西遊記》的主題跟我們今天文藝批評家們給予的主題思想是不一樣的。它是什麼意思呢？到西天取經的是一個智商很低的人，帶了一匹馬、一隻猴子、一頭豬，這就是唐僧、孫悟空、豬八戒、沙和尚、白龍馬幾個主要藝術形象。讓這一羣人去取經，其意是人不信佛，畜生纔信佛。這是謾罵佛教的。吳承恩迎合了嘉靖皇帝的思想，而找了一個故事，把帝王的思想裝進去，這是典型的主旋律作品。但因爲吳承恩的文學修養非常高，他讓這麼一部主旋律作品成了四大名著之一。所以我們現在不要一味地說寫主旋律不好，關鍵在於你的文學修養，你的史學修養到了什麼地步，你怎麼去理解和處理你要寫的人和事。
我有一次接受一個記者的採訪，他說熊先生，你是一個詩人，你怎麼會改行寫歷史小說呢？我調侃地回答他：“因爲我是詩人，所以我喜歡詩，因爲我從小喜歡歷史，把詩和歷史結合起來，就叫史詩，我願意寫史詩性的作品，儘管達不到，但我不能不追求。”雖然是玩笑話，卻也是我的內心話。
謝謝大家認真聆聽我的演講。
2009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