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與商人
——在成都電子科技大學的演講
一
非常高興接受邀請來到成都電子科技大學和同學們交流。我今天演講的題目：文人與商人。
同學們可能感到奇怪：作爲一個作家，爲什麼要講這樣一個題目呢？這是因爲我曾經下海經商了幾年。每次演講之後，總有人問我經商的經歷。在財富英雄日漸受到社會追捧的時代，我的這段經歷引起人們的好奇原也不足爲怪。我便想到應該找一個機會，回答大家的好奇，即我是怎樣當文人的？又是怎樣當商人的？兩者是怎麼結合的？很多諸如此類的問題。我乾脆通過這個講壇告訴大家。
在中國古代，我們談到文人，類似於今天我們說到知識分子，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但如果認真地研究就會發現，文人從來都不是一個整體。無論是價值取向，還是生活旨趣，都大相徑庭。古人言“漁、樵、耕、讀”四大賢人，讀書人擺在最後。這讀書人便是知識分子，便是文人。讀書人進入社會之後，便立即分化，他們的社會職業千差萬別。我們的兩院院士是文人，官員、政治家也是文人，學校裡教書的老師，幼兒園裡的阿姨都可以叫文人。所以說文人不是一個整體，它只是社會人羣中的一個類別。凡是讀書人，凡是知識分子，都可稱作文人，這是廣義的文人。這個文人，其實是文化人。
如果說狹義的文人，就是單純指吃文學藝術這碗飯的人。靠手中的一支筆謀求生存，爲社會作某種貢獻。像揚州八怪，賣文、賣畫爲生。這樣一部分人面很窄，他們通曉詩詞歌賦、琴棋書畫。即我們所說的文學家和藝術家，這應該是文人的正宗。但是，在古代即便有文人的身份，但靠一技之長謀求生活，即我們通常所說的職業化生存的人，還是非常之少。我們讀一讀中國的文學史，就會發現，從最早屈原寫《離騷》開始，直到晚清，靠寫作爲生的作家非常之少，古代中國作家的出身多半是官員。不過，有趣的是，他們身後的大名，並不因爲他們是高官，而是因爲他們的作品。我們忘記了屈原三閭大夫的身份，是楚國的高官，只記得他是詩人。不過，在官本位的中國，衡量一個作家的成功，除了文學這把尺子，還有官場這把尺子。你的作品寫得非常好，在社會上影響非常之大，但你若沒有一官半職，沒有當上作家協會的領導，開會時你還得坐在臺下，排名時你就得往後靠。這一點，古往今來沒有改變。杜甫的官很小，充其量也就是個處級吧。但後人給他編文集時，不稱《杜甫全集》，而叫《杜工部全集》。放在今天，可能就是《杜處長全集》。大家覺得可笑嗎？其實一點都不好笑。這是文人的悲哀。杜甫有詩聖之稱，但詩聖沒有級別。工部是個小官，但是朝廷命官。因此，工部這頂烏紗帽比詩聖這頂桂冠值錢。爲什麼會出現這種滑稽的現象呢？這是因爲孔聖人說過“學而優則仕”，這五個字成爲朝廷乃至民間衡量人才的標準。書讀得最好的人，一定要當上高官。這是人才量化的一個標準，甚至是唯一的標準。
因爲“學而優則仕”，在古代文人中的很大一部分，承擔着管理國家的責任。在古代流傳一句話：“學好文武藝，售與帝王家。”知識分子建功立業的思想，就是爲朝廷服務。因此在古代沒有專業作家的說法，從政之餘，吟詩作賦。這些人的專業，用今天的話說是公務員，業餘身份是詩人、畫家、書法家。當然，也有極個別例外，有些文人入仕，只是搞專業，像吳道子，他是宮廷畫家，用今天的話說他是享受正部級待遇的畫家，也是官員的身份。米芾是大書法家，但他不是搞專業，他是行政長官。這樣的文人，被後世稱爲楷模。但心儀歸心儀，真正仿效的卻不多。中國的文人同西方的知識分子不一樣，雖然在常態下，都積極進取，但若有個風吹草動，其妥協與退縮的藝術也不可低估。
文人有時可愛，有時可恨；有時可敬，有時可殺；有時縛虎除害，有時捨身伺虎，有時爲虎作倀。古代一個優秀的作家、藝術家其安身立命的東西首先不是寫一部好作品，畫一幅好畫，而是要“學而優則仕”，謀個一官半職。如果一味當官，也會被人瞧不起，當到一定的時候就退隱，就是主動把烏紗帽摘掉，掛冠還山，這種人就會獲得清譽。他的作品便尤其受到世人的重視。像鄭板橋是在當了多年的縣長退休後，纔到揚州賣畫的；我們的大詩人李白，也跑到官場湊了一回熱鬧，當了大學士，也就是皇帝身邊的御用文人。民間故事中說他醉草蠻書，讓楊貴妃捧硯，高力士脫靴，就是宣傳李白當大學士時的狂勁兒。不過，李白也是實在當不了官，他才情很高，但他的行爲舉止和官場的遊戲規則離得太遠，太不靠譜了。所以皇帝只好將他放金還山。
但李白只是文人中的個案，從通常意義上說，古代文人是整個社會遊戲規則的規範者，是整個社會風氣的倡導者。美國學者托夫勒在他的《第三次浪潮》這本書中講到“風俗自下而上，風氣自上而下”，這話很有見地。販夫走卒，引車賣漿者流，他們的行爲舉止、生活習慣，形成的一種嗜好、一套規矩，便是風俗。比如說，成都人到了冬天一見到太陽，就想跑到郊區去喝茶、打麻將，一進足球場，就狂呼“雄起”，這就是成都的風俗。而武漢人早上起來，誰也不想生火做飯，而是上街去“過早”，不是買一碗熱乾麪，就是買兩隻面窩，一邊吃着一邊趕乘公汽，這就是武漢的風俗。相比之於風俗，風氣更偏重雅的一面。兩者的關係，有點像下里巴人與陽春白雪的關係。風俗是大衆的，隨處可見的；風氣是小衆的，有時是與風俗相背離的。在中國古代，文人的主體在上流社會，因此文人是風氣的倡導者。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爲精神文明提供一個正確的藍本。我們中國古代的文人，絕對不會像凡·高那樣，把自己的耳朵割下來，在情人節送給一個妓女。凡·高這種人在中國，一定會被認爲是神經病。事實上凡·高也的確是神經病。在中國，文人私下裡可能會欣賞凡·高，但從普世的道德觀念出發，中國文人就會和凡·高劃清界限。中國古代文人最張狂的例子，莫過於“竹林七賢”，也就是通常所說的魏晉風骨。他們的怪異，不僅僅是體現在行爲舉止上，更是思想上的叛逆。嵇康臨死時彈《廣陵散》，表示他卓爾不羣的個性。
二
如果從利益與社會地位來劃分，文人不是一個整體。社會各個階層裡都有文人。私塾先生、賬房先生是文人，呂洞賓、張天師也是文人，從秦國的李斯到晚清的翁同龢，幾乎中國的宰相全都是文人。皇帝可以不是文人，劉邦不是，朱元璋也不是，但劉邦手下的蕭何、張良是大文人，朱元璋手下的劉伯溫、宋濂也是大文人。離開了文人，中國的文明史將不存在，《易經》與《天工開物》這樣的書，是文人寫的；《全唐詩》與《全宋詞》，也都是文人寫的。貞觀之治、萬曆新政這樣成功的治國經驗，也都是文人創造的。古代的文人中，通才很多。上馬治軍，下馬治國，坐而論道。還兼通六藝，出了許多了不得的人物。今天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學科之間的鴻溝越來越深，所以不能像古代一樣出通才。學問越來越專，決定了今天文人的隊伍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導致了文藝的萎縮。我說的萎縮不是指量，而是指質。今天文藝的最大功能不是教化，而是娛樂。真正意義上的蘭亭雅聚不復存在，而極盡奢靡的嘉年華卻天天都有，娛樂明星都成了藝術大師受到年輕人的追捧。這種情形下，真正的藝術很難出現。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還有一個方面是，今日的官場，已不是文人興會的地方。古代的大文人，一般都另有一個大官人的身份。如唐宋八大家，幾乎全都是官員出身，這在今天幾乎不可能。所以說，今天的文人比之古代，不是在膨脹而是在萎縮。
歷史上讀書人最高的理想是當官，這一點沒錯。爲什麼呢？在古代文人最能實現自己理想的平臺就是官場，只有當了官，才能完成自己的事功。西漢的班超在書房裡把筆一丟：“大丈夫當萬里封侯”，他覺得當一個秘書沒有什麼意思。今天，誰要是能當一個秘書臉上就很有光彩。古代的文人並不這樣想，而是覺得當秘書是個沒出息的選擇。班超果真辭去了秘書的工作而參軍到了部隊。投筆從戎的故事，就是這麼來的。
古代讀書人，完成理想分四個階段，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循序漸進。前兩項在個人領域，後兩項在公共領域。一個文人的一生，便圍繞這四樣任務而展開。實施過程中，也講究一個進退之道，即“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歷代文人，達者很少而窮者很多，這是因爲官場的位置有限，僧多粥少嘛。所以，當了官的文人就很光彩，就成了楷模。當不成官的文人就成了落魄書生。混得好一點的，就成了唐伯虎、李漁，成了風流才子。混得不好的，就成了金聖嘆，惹來殺身之禍。當所有的讀書人覺得自己最好的出路是當官，這應該是一種歷史悲劇。造成這種悲劇的原因，是社會的發育存在問題。在專制社會，公共資源的配置權被控制在朝廷與官場。一個文人要想經邦濟世，造福於民，首先就得拿到資源的配置權。這樣，除了當官，他還有什麼辦法實現理想呢？
文人想當官，這不是文人的錯，而是一種政治制度造成的。值得慶幸的是，到了上世紀80年代，在小平同志倡導開放之後，這種情形有了很大的改變。由於改革，知識分子不再只有當官一條路可走，社會精英的主體不再全部集中在官場上。在龍騰虎躍的今天，我在各地行走，經常碰到一些優秀的大企業家，看到他們的名片，往往在某某集團公司的董事局主席或CEO職務之後，還有一個頭銜：博士。這些博士就是古代的進士，他們能夠在當官以外的天地裡尋找到爲社會服務、實現自己抱負的天地和平臺。這是社會進步的表現。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讓中國的讀書人有了空前釋放自己創世的激情的機會。如今，傳統意義上的文人，即我們今天所說的知識分子，分流爲三大塊：第一塊還是當官，國家、省市、地市一直到縣的各級官員，可以說清一色都是讀書人出身。沒有文憑就不能當官，這有點古代的味道了。只不過古代的科舉選士制度，比今天更嚴格一些；第二塊是以兩院院士爲代表的科技教育界的知識分子，這些人造出了“兩彈一星”，培養了幾代知識精英，可謂居功至偉；第三塊即企業家。上世紀90年代開始，掀起了“文人下海”的浪潮。這些文人，有點像當年美國淘金熱潮中的西部牛仔，也有點像投筆從戎的班超。雖然失敗的文人很多，不少人在商海里嗆了水，灰溜溜地爬上岸來。但也有一些文人成了商界鉅子、財富英雄。像聯想集團的柳傳志、搜狐的張朝陽、巨人集團的史玉柱等等，都寫出了新的商界傳奇。政治、科技、商業，這樣三足鼎立，讓文人們報效祖國，實現理想的機會大大增多，一個可能會終老江湖的文人，突然成了萬衆矚目的大企業家，這是個人的傳奇，也是社會的傳奇。無數的傳奇，誕生在我們這個改革開放的時代中。
三
中國歷史上，曾有幾個人才輩出的時代，一個是春秋戰國期。那段時間出了孔子、老子、莊子、孫子、伍子胥、范蠡等等，這是中華文化的發育期。第二個時期是東漢晚期，就是我們說的三國時期。從公元189年董卓進入洛陽開始，到三國消亡，一共九十七年，這一時期天下大亂，諸侯割據，無數軍閥都想問鼎天下，不停地征戰。最後剩下魏、蜀、吳三國。它們都需要大量的人才保證自己戰勝對手，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崛起。這就導致中國的人才成倍地釋放，那些可能終老江湖的人變成了耀眼的軍事明星、政治明星、戰略明星。當然這不是文化發展的時代，是軍事計謀發展的時代。
第三個人才輩出的時代是從辛亥革命後到北伐戰爭之前，這二十多年人才急驟地噴發出來，出現了很多大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人才的面比三國時期更寬。孫中山創立了黃埔軍校，三十四歲的蔣介石當上了校長。周恩來在法國，後經人推薦回國，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當時只有二十七歲。那時的周恩來只不過是一個知識青年而已，但一下子就進入了政治舞臺的中心。三國時的諸葛亮被劉備三顧茅廬，出山當軍師時，也是二十七歲，他們都是趕上了好時代。二十七歲就能夠運籌帷幄，問鼎天下。如果不是在激進發展的時代，有可能嗎？今天有很多大名鼎鼎的年輕人，二三十歲就成了大企業家，幾十個億的資產。這就有點像當年的諸葛亮和周恩來了。在經濟領域裡逐鹿中原，這也是碰到了好時代。
同過去人才輩出的時代所不同的是，當下這個時代給讀書人創立的空前未有的機會，不是以戰亂爲代價，不是以軍閥割據爲代價，更不是以生靈塗炭爲代價。鄧小平倡導的改革開放，是在創造我們民族偉大的新史詩，它給文人提供的機會，是邁向盛世所創造出的平臺。在這個平臺上，一些年輕的博士很快找到施展自己才華的位置，像網易的丁磊、阿里巴巴的馬雲，身價都不低啊！有人說他們是碰上了好時候，不一定有什麼超凡的才能。我不同意這個說法。你能在紛繁複雜的社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這不是超凡的能力又是什麼？任何一個時代，一個人要想成功，都必須進入主流社會。國家實施重大戰略轉移，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時候，經濟領域便是主流社會。在主流社會裡，我們會獲得更多的資訊、更準確地把握時代，獲得更多的鍛鍊自己的機會。一個人只有經歷了足夠多的曲折和坎坷，嚐到足夠多的創業的艱辛，他纔有可能成爲一流的人才。
以我自身的經歷爲例，1980年我二十七歲獲全國詩歌大獎。那一年春天，全國短篇小說、中篇小說、報告文學和新詩四個大獎一起在人民大會堂頒發，十幾個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來爲我們頒獎。從一滴水中見太陽，從作家們受到的禮遇，我感到中國的春天開始了，幾十名獲獎作家中我的年齡最少，只有二十七歲，因此也特別激動，我感受到美好的時代開始了，我們要努力！這種強烈的感覺，不是飄飄然，不是得意忘形，而是讓我有一種神聖的使命感。我感覺到社會向我開放了，我應爲社會做點什麼。當這種使命感在我心中升騰的時候，它讓我躁動。領獎回來我坐在南行的火車上，看到華北平原的麥子已經開始成熟了，白霧一般的地氣在升騰，再沒有那種蕭瑟的感覺。我當時非常激動，就在火車上寫詩：“我的坐在風車上的鄉村啊，我的叼着旱菸袋的鄉村啊，你說，我該怎樣歌唱你呢？當有人把你從要飯的籃子上摘下來，洗得乾乾淨淨，重新放回到朝霞滿天的原野時，這個人，我該怎樣歌頌他呢？”這個人便是小平同志，是他讓文人的價值迴歸。我覺得我生命的創世之旅就是從那一刻開始的。
四
現在我來講講爲什麼我在文壇有滋有味的時候，卻又突然下海經商呢？我1981年二十八歲就調入省城，當上了專業作家。但在進入上世紀90年代之後，我突然感覺到所有的激情都消失，每天坐進書房的時候，不知道要寫什麼。1992年的某一天，我要出差，那時火車票很緊張。我便請鐵路局的朋友給我買一張火車票。我提前五天告訴他，他很爲難。後來他把票給我，說：“召政啊，你的這張票真難。”我問：“爲什麼呢？”他說：“你知道軟臥車廂裡坐的是什麼人嗎？第一是領導幹部，第二是漢正街的個體戶。”漢正街是武漢的小商品貿易市場，全國有名，這條街盛產萬元戶。在90年代，萬元戶還是很吸引人的。我聽後心裡有點不舒服，我說按規定我可以享受的啊，他說：“規定沒用！只有這一節軟臥，要坐的人很多，領導幹部必須保證。個體戶可以出三倍、五倍的價錢，你又出不起。”我說：“個體戶有什麼了不起，不就是有幾個臭錢嗎！”知識分子的尊嚴受到傷害。朋友說：“你也別這樣說，不信你也去賺錢試試！”我說：“我就賺錢給你們看看。”朋友間談話嘛，我很認真也很不服氣：“高智商的人能寫文章，還賺不回幾個臭錢來？”在內心深處，我那時非常瞧不起商人。我的尊嚴提醒我，我得試試。那是一個物資短缺時期，從生活用品到建築材料，什麼都缺。湖北有一個武鋼，也有一個生產東風卡車的二汽。但不管是鋼材還是汽車，價格都是雙軌的，即計劃內的價格比計劃外的價格要便宜很多。一些有本事的人通過領導批條子弄出計劃內指標，拿到市場上一倒手，大把大把的鈔票就揣進了兜裡，社會上管這種人叫“倒爺”。我也不知道哪來那麼大的勇氣，有權有勢的親戚一個也沒有，偏還想當“倒爺”。我天天去看東風卡車的價格，然後絞盡腦汁想，到哪兒可以找關係批條子搞一臺車，倒出去賺一筆錢。不到一年的時間，螺紋鋼的價格、東風卡車的價格搞得一清二楚，我成爲價格專家，就是沒有當成“倒爺”。我出身於工人家庭，先天不足啊！在計劃經濟的年代，我們文人實現不了自己的理想。如果網易這個門戶網站也要國家發改委批准的話，能夠實現理想的就不會是丁磊了。平民出身的文人，既無權，又無錢，搞不了尋租啊。
當不了倒爺，我決定下海。漢正街的個體戶，賣鈕釦也賣成了萬元戶，我不至於連鈕釦都不會賣吧。聽說我要辭職下海，我的家人全都反對，但我血液裡有一種勇往直前的勇氣。一經決定要做的事，十頭犟牛也拉不回。
我下海時給自己定下三條遊戲規則：第一我是文人，不做文化生意，那時文人下海做什麼呢？印書、賣掛曆、做點小廣告，都是小生意，一點意思都沒有。賺不了什麼錢，還很被人瞧不起。第二，凡是人民幣形成“場”的地方，我就到那裡去。哪兒錢多，我就到哪裡去，這叫“場”效應。第三，跟文壇決裂，自我人間蒸發。因爲老掛着文學，生意就沒法做了。因爲這三點，我很快找到了商場的感覺。我在商場裡的幾年，任何人都忘記了我是作家出身。我自己的思維習慣也完全換了。文人把自己的尊嚴看得高於一切，商人把成功看得高於一切。我下海的第一件事，是做高爾夫球場。我投入一百萬在裡面，如果不成功，我這一百萬就沒了，非常現實的問題。而文人一篇文章不發表，不過浪費一張稿紙和半天時間，這成本很低。如果這時候我還把個人的好惡看得高於一切，我就不是商人。商人滿眼都是利益，必須盡最大的努力實現自己項目的成功。商人比文人活得殘酷得多。如果沒有商業的訓練，我會用文人羅曼蒂克的方法來寫《張居正》，老讓人愛憎分明。我知道，最不能愛憎分明的是政治家和企業家。職業的要求，必須把自己所有的東西隱藏起來。文人的習性是一吐爲快，這在商場卻使不得，性情中人是經商的大忌。賺錢的快感與寫文章的快感有點相同，但又不是一回事。記得我第一次賺到五千塊錢，左看右看，興奮得通宵睡不着覺。我在80年代，十年的稿費攢起來有三萬元。後來炒股票，這三萬元半年時間變成了二十八萬。十年賺三萬，半年三萬變成二十八萬，那時我老覺得這是夢幻。這比唱《國際歌》還讓人振奮，就覺得這個時代太好了，它給了我很多的機遇。我不用找人批條子，知識分子可以躲避行政權力的壓迫，獲得自己的財富。要說時代進步，這便是最大的時代進步。
在商海的七年，我做過高爾夫、房地產和證券，結識了一大批商界朋友，其中不少是精英人士，至今還是叱吒風雲的時代驕子。儘管我也算獲得了成功，掘到了第一桶金，家中五十塊錢買的一輛破自行車換成了奔馳和加長的凱迪拉克，房子也越住越大。但我並沒有樂不思蜀，最終還是迴歸文人的身份。我這麼決定，是有兩個原因：第一，在經商期間，我利用業餘時間大量地研究明史。我覺得張居正這個人在我心中已是呼之欲出了。我想集中時間、集中精力爲他寫一部歷史小說。第二，我已經失去了賺錢的快感。當年賺五千塊錢，興奮得一晚上睡不着覺。現在一天賺一百萬，也完全不能興奮。我心裡明白，這種興奮感的消失，證明我不是一個好商人。其實，我當年下海，就是爲了賭一口氣，試試自己能不能賺錢。
1998年秋天我接受香港亞視採訪的時候，主持人問我：“熊先生，現在文人都急於到商海里去，你爲什麼要回來？”我說：“第一，我的性格不適合經商，我好靜，喜歡獨處。商人不一樣，他需要把自己的生命向社會全部打開。第二，我骨子深處還是一個文人。我從小受到的訓練是文學。我五歲開始練毛筆字，背誦唐詩宋詞，背《古文觀止》、《文心雕龍》。我受過的職業訓練告訴我：將來能夠激發我生命能量的恐怕還是文學。因爲碰上改革的好時代，我掘到了第一桶金，也掘到了第一桶智慧。第一桶金保證了我智慧的生活。但再在商業上往前走，我恐怕不會有更大的成就。說一句很勢利的話，當李嘉誠、比爾·蓋茨這樣的超級企業家，我今生無望。我的年齡、資歷、經歷都不能保證我完成這個目標。但是我在文學上非常有雄心，只要我努力，興許還有可能成爲中國的托爾斯泰，我有這個野心。今天借你的鏡頭，告訴觀衆，我下海幾年得出的經驗是：賺錢很容易，寫文章很難。”主持人笑起來了：“熊先生，因爲你成功了，你可以說這句話，你認爲所有文人都能說這句話嗎？”我說：“這是我說的話，不是作家協會主席說的話。因爲在這麼好的社會環境下，賺錢只需要中等的智慧；可在這種浮躁的社會環境下，沉下心來寫一部力作，你需要上等的智慧。因爲你首先要抗拒而不是順從。我沒有貶低能賺錢的人。如果我年輕二十歲，我就不說這種話了。”在漫長的歲月裡，文學家、藝術家曾經是社會風氣的提倡者，現在這種功能基本轉向了企業家。在經濟活力成爲社會主流的時候，作家已被社會邊緣化了，他頭上的光環讓給了企業家，這絕不是社會的退步，而是進步。如果一個人在三國的時候，想當曹雪芹，一定是吃錯藥了。當時荊州的劉表就是問題出在這裡。他找的人才都是經學家、作家、詩人、畫家，他眼皮下的諸葛亮、龐統、徐庶這樣一流的戰略家，他卻一個都不要。在一個國家和地區需要發展的時候，你首先不要戰略家、軍事家，而是要文學家，這不是吃錯了藥嗎？所以，劉表的地盤最終被曹操、劉備、孫權瓜分了。
五
清代詩人趙翼有兩句詩：“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二百年。”用以比喻時下文人發展的態勢。江山代有才人出，不是指新作家取代老作家，而是企業家取代文學家，商人取代文人。作爲作家，首先要肯定這種取代，其次我們還是要有自信。三國時期固然偏重於政治家、軍事家和謀略家，不是還出了以三曹爲代表的建安文學嗎？辛亥革命後的中國同樣是以政治家與軍事家爲主，但不是還出了魯迅、郭沫若與郁達夫這樣的大文學家嗎？人才是和時代的發展緊密相連的，從文人的變遷也可以看出時代發展的軌跡。任何一個時代，知識分子都想建功立業。但在什麼領域裡建功立業，固然有個人的愛好，但主要看時代的需要。在今天來講，當一個企業家比當一個作家更有利於自己的發展，因爲社會給企業家的機遇更大。這就是中等智慧可以做成功的商人，上等的智慧才能保證做一個成功的文人。如果是上等智慧的人做企業家，那他就可以進世界五百強，這比寫一本書更有用。
經商對我人生最大的改變是什麼呢？如果歸於一點，那就是我沒有放棄文人的道德自律，但放棄了自戀。我知道怎樣和社會對話，怎樣順應時代的潮流；我知道一個知識分子在今天應該如何發揮自己的作用，應該採取什麼樣的一種生活方式。怨天尤人是沒有用的。去年，我參加省政協會議，文化組政協委員討論。畫家說湖北沒有書畫市場，賣不出去畫作；刊物主編說辦刊物省裡給錢太少，扶持力度不大……每一個人都在發牢騷。我知道，他們的牢騷都是貨真價實的，但還沒有走出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文人思維，沒有在社會多重視角下看待自己所從事的工作，應該怎樣尋找對策和出路。我三天沒有講話，後來召聚人要我講一講，我說：“大家說省長的工作報告中對文化的重視程度不夠，只提了兩句，幾個字你們都算出來了。其實不提也可以。”大家聽後一愣。我說：“布什每年的國情諮文裡沒有提及美國文化該怎樣發展，結果美國文化向全世界輸出。我們現在提出文化復興，恢復到唐朝的水平。可唐太宗文集裡沒有談文化問題，全部是談政治問題。文人從事自己的事業，爲什麼要靠政府？你們爲什麼不能自己解救自己，發展自己的產業？”文人總是願意把自己當做藤，沒有想到自己怎樣成爲一棵樹。沒有鳳凰會棲在藤上，它只會歇在樹上。不要把自己的幸福寄託在別人的施捨上。我講的話，文人聽了不是很高興，但聽後又覺得有道理。
有一年，飛機失事，我寫了一首詩，結尾的兩句是這樣的：“猛一聽到飛機失事的消息，我就想，借別人的翅膀飛行，總是不安全的。”我在作商人的時候，就提醒自己，得自己長出翅膀來，自己給自己當天使。
今天，在我氣定神閒寫自己作品的時候，我不是爲生計而寫作，而是爲愛好而寫作，說得大一點，是爲理想而寫作。我經商的經歷，使我跨過了爲生計寫作的階段。有人跟我講，說我是典型的儒商。我說：“你說錯了，我不是儒商，我是商儒。”這有什麼不同？儒商是把他學到知識用來經商賺錢，商儒是把經商賺取的錢用來實現自己的文學抱負和理想。我也希望同學們能當儒商的，就當儒商；能當商儒的，就當商儒。
2007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