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山東面山腳，靠近公路的農田中，開闢出一塊空地，有一排平房，專門爲知識青年修建，這些知識青年有男有女，全部來自上海，被當地人簡稱爲上海知青，這裡被叫成青年塘。
青年塘的名稱來源於那個特殊的年代，不是一地僅有，全國不知道有多少個地方叫青年塘，大的有鎮，小的有村有組，奉新就有幾處叫青年塘的地方，與這裡一樣，都是村民小組。
回溯知識青年的來歷，與“上山下鄉”運動緊密相連。1956年10月25日中央下發《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第一次提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成了知青上山下鄉開始的標誌。
1955年爲縮小城鄉差距，北京青年楊華、李秉衡等人向共青團北京市委提出到邊疆區墾荒，11月份獲得北京市團委的批准和鼓勵，隨後引起城市知識青年到農村和邊疆墾荒的熱潮。
這種歷史條件下，偉人發出“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到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爲的”“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
大量知識青年因此離開城市，下放到農村定居和勞動，首次出現歷史新名詞“插隊”，專指城市知識青年到農村生活勞動。
真正有影響的大規模“插隊”，發生在*****剛開始不久，與前所未有的“紅衛兵”運動緊密相連。“紅衛兵”運動影響之深遠，造成許多驚天動地的歷史事件，對無數家庭造成影響，更改變了無數知識青年命運。
“紅衛兵”運動代表着*****正式開始，短短三年時間，造成了學校停課工廠停產，學生因此滯留學校，到1968年出現了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六屆初、高中學生一起畢業的奇景，他們有一個震鑠古今的響亮稱呼，叫“老三屆”。
爲解決“老三屆”就業問題，“插隊”席捲全國，人數之多、規模之大、影響之深，都是史無僅有空前絕後。“插隊”從這時開始成爲具有特殊意義的詞彙，提到“插隊”就不用提“知青”，不用提“上山下鄉”。
那代人到國外留學也被叫成“洋插隊”，留學回來下農村進農場到單位，因此又有了“洋農場”“ 洋兵團”“洋幹校”之類的特定稱謂。
щшш⊕ ттkan⊕ ℃o 父親的大學生涯完全契合了“紅衛兵”時代，1965年考入大學，次年“紅衛兵”運動興起*****開始，1968年大學畢業，“紅衛兵”運動結束，正遇“插隊”大潮。
他應該也算是一名知識青年，好不容易考上大學，又被時代潮流拍打回農村。
最初落戶附近青樹大隊，在鳳凰山與母親結婚，當了幾年隊長，在我出生的那幾年，到大隊新建成的民辦小學當校長，直到1985年落實政策，才改變農民身份，成爲一名初中教師。
青年塘的平房坐北朝南，青磚壘成比較簡陋，“人”字房頂用木料支撐上面蓋瓦，前有一條寬約一米的走廊，東西兩頭房間突出耳房，使走廊相對閉合，地面是泥土，牆壁沒有粉刷，房樑之上沒有樓板隔離，一眼能見房頂樑檀瓦片。
這是那個年代集體用房的標準模式，不管是“知青”住所，還是農場、林站、學校，都能見類似風格的建築，條件好一點的，地面和走廊會有水泥或者磚石鋪墊，房頂會加上樓板。
人數較多或者有專門用途，會建成兩層，包括生產大隊在內的單位禮堂，學校的教學樓，大一點的機構或單位的辦公樓，一般都是兩層，個別的有三層。
1977年恢復高考，上海知識青年不少人回家參加高考，開始陸續離開，1980年底國家出臺政策允許返鄉時，這裡所有的人都已經走光了。
事實上早在我出生那年，就有人陸續離開，比如我出生時，聽母親說，有幾位知識青年，已經收拾好行禮準備返回上海，得知我出生，特意返回逗留了一陣。
這樣的重返，可能就是一輩子不再相見，因此纔會在即將踏上回程時，特意逗留一段時間。事實也證明，他們離開之後，再沒有哪一個回來過。
青年塘只是上海知青集中居住之地，還有許多知識青年被安排在其它生產隊，這些人當中，有些下嫁本地青年，有些娶了本地姑娘。
比如坳上隊就有一位上海知識女青年，嫁給了本村的一戶張姓人家。他們從此在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有了家庭，有了拖累，曾經的家鄉成了故地，曾經的新土成爲了家宅，夢想重新構建，希望重新誕生。
知青返鄉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也開始施行，農村羣衆俗稱分田到戶。是特定歷史條件下激發農民生產積極性的做法，農民以家庭爲單位，向集體承包土地，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全是自己的。
分田到戶確實激發了農民生產積極性，似乎在一夜之間，將沉悶的農村喚醒，一時之間，農村見不到一個閒人，見不到一塊閒地。辛勤之下，不少家庭解決了溫飽，積攢了一定的積蓄。
父母以及父親的侄女唐姓一家，湖南的王姓一家，以及孤身一人的父親同族，正是因爲有了些積蓄，從集體手中購買了青年塘的一兩間平房，四戶人家率先搬下鳳凰山，到青年塘居住。
從此定居此地，直到若干年後發家致富，才離開的離開，遠徙的遠徙。現在青年塘只剩“大姐”一家居住，不過再不是平房，而是現代化的別墅，“大姐”三個兒子外出闖蕩，積累下豐厚財富，一人建了一幢。
父親的侄女我叫她“大姐”，他們一家剛到鳳凰山落戶時，糧食不夠吃，當時擔任生產隊長的父親，接濟過他們不少，雖然是我父親侄女，但是年齡卻和我母親差不多大。
我對“大姐”的感情很深，有親戚天然相近的原因，更多的是小時候，從“大姐”那裡得到的許許多多的無微不至的關懷，“大姐”和我們做了近二十的鄰居，一直到我部隊服現役，這段鄰里之情才分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