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的夜，除去幾條商街熱鬧不凡外，大多數街道都是靜悄悄的，南京老城的安邑區，街區臨湖而成，街道兩側鬱鬱蔥蔥的大樹，更生出一種鬧中取靜之感，也正因如此，許多達官顯貴往往選擇於此安居，或租房或購房。
安邑街76號，是一棟傳統的中式院落，相比於鄰近那些中式的或西式的別墅、庭院，這棟曾屬於一位前清官員的院落，在安邑區並不怎麼顯眼，可老南京人都知道，事實上，在南京老城，這種老院落本身就象徵着身份與地位，在南京老城大刀闊斧式的建設中，不知多少老宅被夷平重建，而在這個過程中，一些被保留下的老宅，要麼是南京數百年的大戶，要麼就是開國勳貴的私宅，這些勳貴私宅大都由陛下賜宅，這不是身份，什麼是身份。
而安邑街76號的大門上掛着樑府的門匾，這樑府的主人，便是在中國赫赫有名的梁啓超的宅院，在中國，梁啓超名氣之大，怕只有康有爲能與之相比，而與那位流亡夏維夷的遭受通緝的“滿清餘孽”、“漢奸”的康有爲不同，在中國政界梁啓超可算得上一位頗具影響力的政治家。
梁啓超自幼在家中接受傳統教育，1889年中舉。1890年赴京會試，未中。回粵路經上海，看到介紹世界地理的瀛環志略和上海機器局所譯西書，眼界大開。同年結識康有爲，投其門下，後來，與康有爲一起領導了著名的“戊戌變法”。
在百日維新失敗後，其流亡日本，同其師康有爲鼓吹立憲政治不同，他更專注于思想啓蒙，當年不知多少者受其影響，因此在中國有着“思想啓蒙者”之稱。
在光復會起義後，面對光復會起義梁啓超同康有爲都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選擇，他在第一時間回國，曾試圖促成光復會同清政府妥協，但最終面對光復後的民族清算，也只能暗歎一聲，而隨後其卻接受邀請加入光復會，後來光復會因國體之選發生保皇、立憲爭持過程中，他並沒有選擇加入保皇派或是立憲洗，更沒有倒向當時尚未遭禁的黨，而是另外創建民主黨。
而在隨後的九年間，保皇派變成了保皇黨、立憲派遭到削弱，黨入獄的獄流放的流放，而當時並不被人看好的民主黨，卻順風順水的渡過一個個關口，並在立憲後，以超出立憲黨十五席位，成爲下議院第二大黨。
在中國，梁啓超的才氣、學問、識見、資歷自然是不用說了，同時他還是民主黨領袖，而民主黨又擁有一個實力很大的政黨，也正因如此，在帝國九年的中國，沒有任何人能夠忽視這樑卓如。
而安邑街76號，往往又是國同民主黨人士的聚集之地，一如往日，當夜幕降臨後，在樑宅的後院涼亭間，又有一些下議院議員或政界人士聚於亭中討論着國家大事，而與往日不同的是，今日，這裡還多了一個客人，立憲黨領袖楊度。
在過去九年間，立憲黨，可謂是一路浮沉，當年光復會分裂，鼓吹立憲的楊度等人吸引了大量光復會人員，幾乎同保皇派成兩強之勢，可在隨後的數年間，身爲立憲派領袖的楊度毫無作爲，卻又讓大多數會員失望之餘，選擇退出。
而民主黨之所以能得到發展，與梁啓超這位領袖有着很大的關係，九年間寫書著作的同時，又接受多所大學的邀請授課、演講，發行報紙與保皇黨展開論戰，立憲、民主兩黨一比，退出立憲黨的成員最終大都選擇加入民主黨。
“各國政治歷史表明，以自由爲導向的法治民主制度可能是最穩健的民主制度，但是它要成爲現實的制度，必需有適當的社會基礎，其中最重要的社會基礎就是龐大且穩定的中產階層，它建立穩健的民主制度的先決條件。”
放下手中的茶杯，楊度吐出這麼一句話來，在過去的九年間，他或許因爲被調查局掌握着一些東西，不得不處於半沉寂中，但卻有了充足的時間讓他去學習，準確的來說是向梁啓超學習。
十幾年前變法失敗，康梁等人逃往日本，梁啓超便不斷總結變法失敗的教訓，而在他的書中曾提到，“當下之急務是普及立憲知識，提高民主意識，爲立憲準備條件。”於是，他在西學中遍訪名師，攻讀了盧梭、孟德斯鳩等人的著作，考察了日本等國家的實際，終於把思想的神功練到了成熟的境界，在民主憲政之下，“人各有權，權各有限”。他對民主政治之精髓有了正確的把握。前面的“權”就是人之權利，而後者之“權”就是權力，這的確道出了憲政的實質問題。
而梁啓超提到的要準備條件，而不趕快抓住的大好形勢建立“美好”的西方式民主憲政和共和國呢對於這一點，即中國是否具備實現民主政治的基礎條件，無論是派或是楊度自己都是過於樂觀的，可以說，正是這種樂觀，導致了孫逸山身陷牢寵而不出，自己陷爲調查局禁錮而無所爲。
但相比之下樑啓超的看法卻是十分客觀公允的，甚至是悲觀的。他以爲，民主制度之確立及其得以運行有效，必須有一定的國民基礎，無此基礎，民主就是空中樓閣，社會、國家、人民無以蒙其利，甚至反而造成混亂。這就是說，民主政治固然是至高無上的武功，令人神往，但是以中國所具備的功力，練就這樣高層次的神功實在是不可能，因爲，中國內功嚴重不足，外功嚴重疲軟，無論如何也沒有實踐、駕馭“神功”的能力。
當務之急是趕快補課，練好基本功，紮紮實實地一步步走向最高之境界。如果強行修煉，則必然是形似而神不似，本質上依然是個，這就反倒成了走火入魔相對於走向民主的黨、立憲派想要一役功成的剛猛之道，梁啓超倒是十分看好改良這樣的陰柔方式，正所謂在改良中“潤物細無聲”地完成民主之建設，漸進式實現中國政治民主。
最終事實證明了一切，黨是勾結國外的亂黨，遭受打壓的立憲黨江河日下，而只有樑卓如的民主黨在過去的九年中，不僅未遭打壓，甚至還不斷髮展，成爲下議院第二大黨，甚至於連陛下，都對其欣賞有加，幾次欲賜爵給其，但都被樑卓如以“在野監督”爲由婉拒了。
“而所謂新中產階層，主要是指依靠知識學歷從事腦力勞動的工薪階層，包括公務員、銀行職員、知識分子、藝術家、工商職員、教師等，這些人，纔是中國的新中產階層。”
在這一點上，作爲失敗者的楊度，卻有着比梁啓超更多的認識，因爲他一直在反思，反思當年中國爲何會走向帝制，爲何黨、立憲黨會選擇失敗，曾經，他認爲這是陛下手腕過人，可直到四年前，結束了在歐美十六國的爲期兩年的考察之後，他纔算是明白了根源，根子壓跟就不是陛下手腕多麼高超，而是中國民衆多麼“愚昧”。
“經過帝國建元九年來的孕育，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水平一直在飛速提高。人口一直從農村流向當地的中心城鎮，從城鎮集結到都市，中國本城市人口從3639萬上升至近9910萬，人口不足5萬的城市從1233個增加到3510個，510萬的城市從64個增加到171個，10萬以上的城市從31個增加到116個，20萬以上城市從7個增加到42個。南京、上海、武漢、廣州、天津這些大城市的人口更是達到百萬之多。”
聽着楊度的講述，梁啓超只是微笑不時點頭贊同着，事實上，兩個人早已經就這個問題作出了多次討論。工業化與城市化導致中產階層登場，尤其是伴隨產業資本的確立，各個大中城市急劇吸收地方上的勞動力，與此同時，以薪金生活者爲中心的新中間層不斷增長，逐漸將居住地擴展到郊區，中國的人口結構現在已經有了根本性的變化。
“中產階層經濟比較穩定，思想比較活躍，但卻無參政權。因此，尋求政治上的發言權，提高政治地位，以合法手段維護自身利益和保證穩定的生活是中產階層的共同要求”
“的確”
章炳麟用力的點下頭，儘管他曾是陛下的親信，但早在九年前，國家確立帝制後，他即退出保皇派，加入了民主黨，在這一點上，他和蔡元培等人都有着驚人的相似，兩人都曾入光復會、保皇黨，但後來卻又都加入民主黨。
“貴族院爲勳貴所壟斷，而下議院，雖爲民選，但卻無組閣之權，省、市、縣三極議會，又爲地方士紳所壟斷，因此纔有“欽命內閣說”、“士紳機關說”，民憲之權，於中國可謂是從未存在，最近幾年，民本主義於中國之所以盛行，當以中產政治訴求不無關係。”
“對”
肯定的點點頭，蔡元培隨即說道。
“九年前，在各個大學，學生們聞戰爭而亢奮，但今日，青年中倡導政黨內閣、縮減軍備，卻已成主流”
“而大小商人，同樣渴望改變，他們希望能夠真正在國會發表自己的聲音，從而結束特殊經濟模式，相比於政府企業的掌握的生產資源，民間企業所能得到的生產資源實在是太過有限，而且，在商業競爭上，政府企業又享有各種優勢。”
“各所大學的學生們也是如此，現在的中國，大學生同樣也是國家資源的一部分，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都必須被迫接受國家的調配，固然這是國家建設的需要，但在另一方面，卻是以損害青年之自由作爲代價。”
在你一言我一語中，每一個人都不斷的發表着各自的看法和觀點，而這些觀點無一不是爲“政黨內閣”的把握加分。
事實上，早在半年前，楊度、梁啓超等人便有意促成立憲黨同民主黨的合併，並最終通過共同的努力促成在中國產生政黨內閣，而現在，內閣的違憲，卻讓他們看到一個機會，一個提前舉行下議院大選。
再次舉行下議院議員選舉，他們自信比保皇黨更具優勢，因爲中等階層已經厭惡了“欽命內閣”、“士紳機關”，他們需要的表達自己的聲音，而保皇黨恰恰是站在他們的對立面。
“而且與產業發展相伴隨的是國內工人階級隊伍不斷壯大。按年初農商部發布的資料看，現在我國工礦企業工人超過一千萬。工人階層的成長促使工會組織的產生、工人運動的興起和工人政黨的成立。五年前，山西煤礦工人創立“職工義友會”，隨後組織了工會，接着“鐵工工會”、“鐵道工會”等工會相繼誕生，現在國內工會一時有旭日沖天之勢，而工會組織工人集會、請願、罷工，試圖通過以“工廠法”爲代表的社會政策立法，以爭取維護工人權利，固然這一系列的工人活動，給政府造成了壓力，但至今工廠法仍未獲得通過”
不待林長民說完，楊度卻不無諷刺的說道。
“兒子的利益，當老子的當然要照顧，十個中國工人，有7個在國營企業工作，通工廠法損失最大的就是國企，國家又要遭受間接損失，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又豈會通過工廠法”
在楊度聲音方落時，梁啓超卻淡淡的吐出一句話來，多年來，對特殊經濟模式，他一直持以反對，甚至面對中國工業取得的“輝煌成就”也從未表示過贊同。
“正如我多年前的警告那樣，如果政府管理了所有的企業，他的權力勢必超過公民的權力和公民代表機構的權力，政府權力這樣的增漲，對於民主制度而言，本身就是一種摧殘，”
話語稍頓，梁啓超又補充一句。
“所以，我們的第二步，要針對中等階層、工人階層的需要去做，只有如此，人們纔有可能去爭取他們的利益。”
“公民的權利要靠公民自己爭得，若靠政府，則“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政府若能畀民權，則亦能奪民權。”
在教授宿舍內，面對前眼前的十幾名學生，曹仕京引了一段民主黨領袖梁啓超先生的話。
“這個意思就是靠政府給予你民主，沒有希望，他可以給你，也可以剝奪你的權利，只要他願意。權利不是被人家贈予的，所以，人民要爭得權利就必須具備一定的素質，即一定要成爲現代的國民。國民的素質包括，國家思想、權利思想、自由思想、自治能力等等。”
在成均大學內大都知道經濟系的曹仕京教授，是共和派，同樣也是民主黨黨員，而在他的學習會中的學生，也大都受其影響，傾向於民主立憲，儘管絕大多數大學生都傾向於民主立憲，但作爲宮前絕食帶頭人之一的曹仕京，他的學生則比其它的同學更爲激進一些。
“可是，教授，只是爭取又有什麼用呢去年淮北煤礦工人罷工時，我們曾做過調研，罷工沒有取得任何進展，現在政府掌握着所有的企業，在下議院有保皇黨爲他們搖旗吶喊，工廠法根本不可能獲得通過”
崔國政在旁邊有些迷茫的說道，而吳若揚則無奈的嘆口氣。
“就是啊，政府管理着所有的企業，政府自然不會再去考量政府工廠內工人的利益，而這種不考量，又造成了另一個結果，當政府不爲工人利益考慮的時候，他們自然不能去追究私人企業內工人的權益受到損害，而相應的，整個社會的工作人羣的利益，都在這個過程中受損害。”
“所以”
話聲一頓，曹仕京不無期待的看着眼前的學生。
“多年前，我們那一代人曾經努力過，但當時時機並不成熟，絕大多數國民未受教育，他們尚不能意識到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的重要性，所以，即便是方致普等人犧牲了生命，亦無法喚醒民衆，但是現在經過九年的思想啓蒙運動、自由民權思想普及的洗禮，自由民主思想已初步播撒於整個社會，而且現在社會中間階層，亦希望改變現在欽命內閣的現實，從使個人利益和個人政治訴求得已經實現，而對於工人而言，他們同樣渴望改變，他們現在已經意識到，只要欽命內閣存在，內閣就會忽視他們的訴求，假若當一個合適的契機出現之時，那麼，也許各方人士爲了自己的利益得到伸張或得到保護，中國還是有可能建立政黨內閣的，一但政黨內閣得已建立，那麼任何組閣內閣都必將無法忽視代表着“選票”的選民的利益”
“曹教授，那什麼時候，纔會出現合適的契機呢”
面對學生的問題，曹仕京沉默片刻後吐出兩字。
“現在”。.。
看書就上 品?? .